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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武汉的冬天冷得邪乎，62岁的关广富拎着个旧帆布包，就这么走进了湖北省委大院。

谁能想到，这个头发都白了大半的老头，居然是新中国第一个直接从银行行长位子上，破格当上省委书记的人。

更特别的是，这个最年长的封疆大吏，到最后留给世人的，竟是106张被透明胶反复粘贴的票据。

金融干部的“泥土气”账本

关广富这辈子跟数字打交道最多。

1930年在黑龙江穆棱出生，1946年穿上军装当测绘兵，四平战役里膝盖冻裂落下病根。

后来进了财经学校，1953年揣着毕业证到湖北，从记账员干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在这片江湖扎了整整30年。

老百姓都叫他“老关头”，不是因为官大，是因为他真能跟农民一块挑泥筑堤，在恩施山寨用土话算工分。

有回在沔阳下乡，他蹲田埂上扒拉米饭，老乡递过来的腌萝卜他接过来就啃，嘴里还念叨着“今年收成能比去年多两成不”。

面对这些疑问，关广富没多说，直接把话写在了工作笔记的首页：“把湖北的穷根挖出来”。

上任第三天就搬进了15平米的宿舍，墙皮都发黄了，窗户漏风，秘书说换个大点的，他摆摆手：“湖北还有三百万人住茅草房，我住这已经很好了。”

他桌上总放着一沓沓表格，每个县的财政、粮食产量都标得清清楚楚。

把全省102个县市分成ABC三档，重点帮扶“C档穷兄弟”。

去北京要钱，他不说漂亮话，就摊开账本：“您看这几个县，今年多给点种子钱，明年就能多打粮食，借的钱保证还。”

把C档穷县拉上车的“实干派”

要说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啃硬骨头的劲儿。

1983年湖北财政赤字8亿，他揣着报表在财政部走廊堵部长，从上班等到下班，终于把字签了。

回来就拍板：“钱要花在刀刃上，先把荆江大堤加固了。”中央拨款没到的时候，他让省财政先垫2000万。

开会时有人担心，他拍着桌子说：“这事我认了，算国家的；不认，就算我关广富欠湖北人民的债。”后来大堤挡住了1984年的洪水，老乡们说：“要不是老关头，我们家早被淹了。”

本来想让二汽把发动机厂放十堰，他连夜带着技术人员算运费、画产业链图。

第二天一早找到厂长办公室：“您看，把厂放沌口，铁路运费能省三成，武汉钢铁直接供料，三年就能回本。”厂长被说动了，现在沌口成了名副其实的“车城”。

他自己倒过得抠搜，1982年去北京汇报工作，买的硬座票42块5，票据上还盖着“代用票”的红章。

1994年在党校讲课，课后给的200块讲课费，他让秘书退回去，票据背面写着“干部讲课是本分”。

1993年卸任时，组织上想请他去北京当顾问，关广富摆摆手回了武昌老楼。

每天提个菜篮子逛早市，摊主喊他“关师傅”，他乐呵呵地应着。

书架上《资本论》的书皮都磨破了，里面夹着当年算经济账的草稿纸。

2020年武汉封城，87岁的他戴着口罩去社区捐款，登记本上只写了“老党员”三个字。

工作人员要拍照，他摆摆手：“别拍，我就是个普通党员。”疫情期间天天抄录感染数字，病重时还扶着窗户望汉口：“我帮不上忙，但不能躲清静。”

最旧的那张票据是1965年的，沔阳招待所住宿费六角钱，用透明胶补了又补。

衣柜里两条毛裤都打了补丁，藏青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内袋里还绣着老伴缝的名字。

省档案馆的人来收遗物，打开抽屉发现除了这些票据，连存折都没有。

2021年骨灰撒长江那天，汉口滨江大道站满了人。

有个白发老人对着江面敬军礼，说1983年发洪水时，是关书记背着他转移到安全地方。

中年人举着“老关头我们想你”的纸牌，哭着说：“我爸当年就是您招来的二汽工人。”

现在省档案馆里，那106张票据放在恒温展柜里，讲解员说到“公家的钱一分不能占”时总哽咽，这些泛黄的纸片，比任何奖状都让人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干净，什么是干部该有的样子。

长江水还在东流，就像老关头当年挖穷根的劲头，滋养着后来人。

现在去湖北各地，老乡们提起“老关头”，还会说：“那样的官，咱老百姓永远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