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中国抗战国共两党的史点

这个题目，简单讲讲中国抗战中的共产党抗战和国民党抗战的点滴史实，不是系统讲抗战史，只是提及史点帮助学习抗战史。

一、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抗战

中国抗战14年，分为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阶段。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为中国的局部抗战阶段；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为中国的全国抗战阶段。

局部抗战阶段，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和武装进行的抗战，主战场在东北。而国民党非但不抗战，还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肆镇压抗战。

二、国民党政府的三个协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奉行“绝对不抵抗主义”，不断养大了日寇侵略中国的胃口，并被迫签订了三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1.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有权留住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

2.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冀东、察北、绥东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随时用飞机及其他办法进行监察，并规定日军可以驻守“长城线”，实际上承认了长城以北归日本人占领，使整个华北处于了日本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3.1935年6月，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完全接受日本提出的对华北统治权，并调遣大批关东军入关的要求，使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沦丧。

三、国共两党的对日宣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中国的政党和政府来说，理应坚定战争意志，对日宣战，调动一切因素抗击日寇的侵略。

然而，如此做到对日宣战的，只是共产党。1932年4月，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对日宣战通电》，正式宣告对日作战。而国民党政府在丢了大半个中国，整整拖了10年后，于1941年12月9日，再美国对日宣战后，才发布了《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以示宣战。

四、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他们对怎样进行抗战和抗战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打算，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

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它一方面为着自身的利益，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抗日。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拒绝民主改革，阻挠发动群众，反对全民抗战，企图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单纯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

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路线。它主张改革政治，改善生活，全国总动员，全民总动员，发动千百万群众进行全面抗战。

五、两条抗战路线的不同结果

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必定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抗战局面。

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尽管许多爱国将士英勇抗敌，但是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一败再败、全线溃败。抗战仅一年零三个月，国民党军队即损兵百余万，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一直退到四川，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使祖国的半壁河山陷于日寇。

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胜利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结果越战越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底，共进行大小战斗1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八路军的兵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在敌后建立了10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解放人口达五千万余人，形成了敌后辽阔的解放区战场。

六、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陷落，中国抗战开始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看到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便把进攻中国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的解放区战场。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大环境下，国民党开始由抗日转向反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此国民党便不断制造反共事件。大的反共高潮有三次：

1.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悍然下令向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进攻、制造“晋西事变”、 勾结日寇向八路军总部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地区进攻。

2.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军部和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重围，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

3.1943年6月，国民党调动部队进犯共产党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同时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七、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

从全国抗战开始到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除东北抗联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遭受挫折外，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到50余万人，并组建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东北地区创建了有一亿多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击着58%~62%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100次，作战10000余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抗战主战场。

八、共产党抗战的艰难时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集中了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扫荡。日本鬼子采用分割、封锁和蚕食的方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仅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中，日寇对华北根据地就进行了千人以上、10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174次，使用总兵力达到83万人。

此期间，国民党从1940年11月起，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质，并以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同时，在所谓的“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华北国民党军队中有3万余人公开投降日军，充当伪军配合日军向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攻，企图配合日军把抗日根据地彻底困死，导致抗日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40余万人，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

加之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出现粮食不足，被服短缺，缺少弹药、医药，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如鲁南八路军在干部战士有半年吃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与日寇作战。即使条件稍好些的陕甘宁边区，也是“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九、国民党的对日妥协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抓住重新瓜分世界的大好机会，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决定对国民党发动新的诱降攻势。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日本与国民党多次接触、相互摸底。1940年2月2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决定以“桐工作”为代号，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3月和6月，日本和国民党的代表，分别在香港、澳门举行两次谈判，并商定8月初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高级会谈。

共产党敏锐的感觉到国民党对日妥协的严重性，遂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呼吁全国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一危机，同时在全国范围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政治行动，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

共产党与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决反对与日本妥协的强大声势，加之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国民党在临妥协投降的“一刹那”被迫放弃。

十、国民党军队的投降化伪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伪军，其总数超过300万人，远超侵华日军。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这些伪军，62%是由国民党军队转化的，超过100多万。1942年至1943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公开推出所谓的“曲线救国”政策，许可国民党部队“暂时投降”， 致使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敌现象严重。据史料记载，到1943年8月止，国民党中央委员投降20人，军队旅长以上将领58人率部队55万投降日寇，导致伪军数量爆炸性增长。

十一、共产党的局部和全面反攻

1943年秋，共产党的冀鲁豫军区和山东军区，首先开始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作战。从1944年起，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敌后抗日军民，对日、伪军普遍展开了局部

反攻。这一年中，共产党解放区军民对敌作战2万次，毙伤日、伪军26万，俘日、伪军6万，争取伪军反正3万，攻克敌据点5000多处，收复县城16座，新解放人口1200多万。

1945年，毛主席发出“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共产党解放区军民向日、伪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春、夏季反攻。仅八路军、新四军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收复县城60余座，扩大解放区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出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从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共产党的解放区军民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彻底灭亡做出了重大贡献。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国民党军队由于大多偏处西南各省，远离抗日前线，没有对日寇展开应有的的反攻。

十二、共产党武装的作战与缴获

在8年的全国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仅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没有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共计作战125165次，消灭日、伪军1714117人，缴获各种枪694726支，各种炮1952门，坦克和各种车6961辆，马匹30448头，解放区扩大至19个，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部队发展到130余万，民兵发展到268万。

这可以说是创世界的奇迹，共产党几万人的武装，没有后方支援，以简陋的武器，在敌后开辟战场，凭借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年平均作战15600余次，大量杀伤敌人，不断扩大解放区，解放人民，发展自己，最终彻底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2025年8月25日下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