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燕京八景里的秘密：从金朝津渡到卢沟晓月

原标题《支点：卢沟桥》

桥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便行人、车辆等通行的建筑物，它与一个朝代的兴衰本无太大干系。可建成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的卢沟桥却有所不同，它的建设，除了人们日常所见的功用外，还有着金朝“支点”的意味。就是以它的支撑连接了中原地区，托举起整个金王朝。

一桥飞架

据《金史》所载，早在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完颜雍薨逝的前一年，他就下旨在卢沟河上建桥了。冠冕堂皇的建桥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使者和商旅往来频繁，而水流湍急，渡船多有不便。只可惜，政令尚未实施，他就在第二年年初病死了。金章宗完颜璟即位的第6个月，则延续了爷爷金世宗的旨意，一面命造船，通过增加渡船的数量和频次暂时缓解渡口人员、物资的拥堵；一面再次下旨建造石桥。他相信，只有结实的大石桥才是解决卢沟河上人员车辆、国家赋税往来的关键，是解决金朝廷频繁往来于河两端的关键。建桥的民工匠人不负所望，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192年，一座精美的具有地标意义的石造联拱桥终于替代了旧日时建时毁的临时浮桥和渡船，在两代皇帝以及众多百姓、商旅、官员的期盼中连通东西两岸。

这么精致的石桥的建成，似乎，连同大金全盛时期的风和日丽与百鸟朝凤都包含了。作为决策者之一的、20岁出头的金章宗十分欣慰，他踱步桥上，志得意满。爷爷金世宗在位的近30年间，承平日久，四海晏然，他要继续“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而眼前的这座桥，正是他通向“宇内小康”的阶梯——可以更便捷地到中原地区巡视，察看百姓的丰稔、灾伤情况了。想着前日在卢沟河的浮桥上通过时颤颤巍巍的惊险，想着乘船渡河时浪打船舷的惊心，看着今日万千百姓、商旅官员、赋税粮车熙熙攘攘穿行石桥的喜悦，这桥的功利简直是超乎想象了，于是大笔一挥，敕名：广利桥。

按照字典的释义，广利是洪亮流利的意思。但我更觉着，金章宗的敕名里倒有着一桥通而百利兴的意味。无论是使旅、商贾，无论是百姓官员，抑或是朝廷，均在一桥的联通东西中各得其

所，渡桥的安全和便利远胜于在湍急河水中的乘船以及胆战心惊渡浮桥的惊悚。大桥的建成，也使得卢沟桥西岸因等待渡河日积月累而形成的长店和新店商圈在来去匆匆的过客中又有了新的内涵和赋能。

金章宗不会想到，他的因为需要而修建的“广利桥”也给后世王朝和百姓带来了无穷之利，像隋炀帝所修的大运河一样，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虽然没有运河那么大的工程和气势，却足以托起了金以后的各朝代京师的分量。因而，面对眼前的这条无拘无束又无奈的“小黄河”，历代王朝不得不在前人的基础上一次次修缮卢沟桥，保护卢沟桥，使这条浑河之上的通途越发通畅，使人们到桥之西的步伐越发密集，也使来自桥西的赋税越发稳妥，更使得紫禁城里那张须弥座愈加牢固。

侧目而视，金章宗对于卢沟桥的爱重又岂止一个敕名那么简单呢！

金秋送爽，涧水如蓝，波翻云卷的盛水期已过，卢沟桥下便映衬出波平如镜的一汪秋水。水光潋滟，明月盘桓，给了桥与水无限的凝思和遐想。眼见着那轮玉桂在沾衣欲湿的晨曦中渐渐隐去，渲染、浪漫了一池秋水的卢沟桥，最主要的是感染了少年得志的金章宗。浮光耀金，静影沉璧，他再一次挥就御笔，晨微稀疏时卢沟桥下的月光之美就被他任性地揉进了钦定的美图中，于是，在山清水碧“燕京八景”的风靡和扩延中，桥月相融的“卢沟晓月”天下闻名。

能从燕京的葱茏雅致中看到这么独特的风景，不用说，金章宗一定是进入了中华文化的深处，在问讯吴刚的意境里，扮美析津。

虎啸猿啼

为什么要修建“卢沟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修建？一连串的问题像一串串菩提摆在人们面前。金世宗在位近30年，是到了即将离世时才想起？显然不是。历史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其实，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往往被掩盖在皇朝君臣简洁的论对中，掩映在天下郡国利病的琐事中。如果仅仅是使者和商旅堆在两岸等待渡船那么简单，真就不用征天下能工巧匠、大费周章地用三年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件在朝廷算不上什么大事的大事了。此时建桥，却在暗示着谁要走，且要经常走、必须走的含义。也就是说，主要是以金朝皇帝为代表的金朝君臣以及为金朝廷服务的车马钱粮要把跨越卢沟河当成家常便饭了。

金世宗、金章宗两代皇帝在位的近50年，是金王朝的鼎盛时期，而我却在金朝走上顶峰的时刻看到了其“血色黄昏”的征象。金国之侧，除了位于其西南部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外，12世纪下半叶，卧榻之侧的蒙古高原上暗流涌动，黑云滚滚，金国时时处于忽明忽暗的尘烟中。金明昌六年（1195年），塔塔尔部首领首先起兵反金；金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高原上强大的成吉思汗帝国崛起，对金国构成了巨大威胁。金朝在北方的疆域被挤成了一条狭长的地域，金在燕京以北的控制力一步步打着折扣，它的重心想不放在中原地区都不行了。

为充分运送来自南方的钱粮赋税，沟通燕京与大运河的水系，同时也想分流一下桀骜不驯的卢沟河水，金王朝也是想了不少办法。金大定十年（1170年），金世宗君臣决定开金沟河，自金口引用卢沟河水，至京城北部而东至通州，入潞水，用卢沟河水助力漕运，以节省人力物力的水运替代陆路运送粮饷的艰难。结果，金沟河告竣之日就是引水工程失败之时。由于河水汹涌，夹泥带沙，卢沟河水根本没法使用。金世宗很无奈，后来不得不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可安平侯也没安平了，夏水依然汹涌澎湃，卢沟河中下游地区依然决堤不断，河两岸交通必须“听天由命”。

女真族的金王朝起于荒原，在中原取得政权后，渐渐由渔猎而定居，也开始不屑于荒原大漠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而面对日益强大的蒙古部族，他们在心理上和行动中采取了坚固壁垒的“守势”。除在修筑和连接中原王朝过去遗留的长城之外，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开始，又在与蒙古部族的边界上挖掘了近千里的“界壕”，颇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决绝。所以，对于金政权来说，北方，也包括女真族原来的留存，让他在政权的基石上并没有太多的指望。因而，无论是对付南宋，对待多次要封堵的黄河决口，维系庞大的官僚集团，金世宗、金章宗的重心必须放在卢沟河西南的广大中原地区，从不断加重的赋税中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难题。

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多、更广泛地依赖于河西南的广大地域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哪里遭了灾，皇帝就揪心，赶上大灾，还要到灾区巡视。金章宗在位的20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每一次，举国上下都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卢沟桥就像一杆秤的支点，京师是秤砣，桥西的广大地域就是江山的秤盘了，金朝君臣不得不靠不断增加秤盘的重量来稳定秤杆上京师的秤星，生怕支点不到位，秤盘哪一日倾覆了，秤砣被弃置一旁。

实际上，河西的重心以及支点的必要在金前期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继而把祖宗之陵从遥远的黑龙江阿城迁到大房山中就初步形成了。因为都城的南迁，因为祖陵的南迁，这种以物理位移的形式，是使金朝廷整体跳出旧势力干扰、在财力上更便于收割富庶地区的最佳方法。

古人对祖先的祭祀十分看重。自海陵王完颜亮迁葬祖先灵柩，金朝的皇陵制度便确立下来。随着祖先的“南下”，金朝的重心便发生了根本改变。历代祖宗、祖宗的祖宗都来中都了，后世帝王焉有不重之理？金世宗再恨海陵王，也没有把京师迁回阿城，更没有颠覆其南迁祖陵的举措。非但如此，到了金章宗年间，还觉祖陵落葬之地必须有个名分，于是，析宛平、良乡、范阳三县之地专门为祖先成立了一个万宁县（两年后称奉先县，元时改房山县）。

按照礼仪，每位皇帝除在即位前后向祖宗祷告、祈求祖先庇佑外，还有相应的春秋致祭等。虽不用千里迢迢远赴上京了，虽近在畿辅，但来来往往经过卢沟河也是个不小的麻烦。水小时是颤巍巍的浮桥，水大时是摇摇晃晃的渡船，且不说商旅官员会遇到的“樯倾楫摧”，皇帝巡视，以及这每年多往的祭祀也促成了卢沟桥的兴建。如金章宗即位的当年，正逢爷爷金世宗薨逝，他就多次往返于中都和大房山中，一次次过河，安葬先帝，谒奠诸陵，劳慰祖先。

所以说，那一床咆哮的河水，那些望水兴叹的渡客，那些震荡蒙古高原的马蹄，那些稻菽翻滚的波浪，那些安居于大房山中的祖先，那些警惕南宋的忧心，加在一起，成了支点——卢沟桥建起的诱因。

金以后的元明清各朝，因为水患对京师、对百姓的威胁，对卢沟桥的修缮不余遗力。明代之后，大运河畅通无阻，京师供给全部仰仗运河转运已根本没有问题。但各代统治者，除了运河一途，通过卢沟桥到南方的巡行也不在少数，因而治理卢沟，修葺这一支点的记录比比皆是，桥两端所立碑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修是一方面，“祈求”水神庇佑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环。继金章宗册封“侯爵”之后，卢沟水神的爵位不断抬高，一百年后的元世祖至元年间，封卢沟河水神为“显应洪济公”，升为公爵；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则直接封为“河神”，又抬高了一点；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加封为“安流广惠永定河神”，再给河神规定了职责。几个朝代，不同帝王，都这样尊崇迤逦千里的卢沟之水，也只能说是敬畏的无奈之举吧！

“曲水”流觞

卢沟桥下的卢沟河发源于山西管涔山北麓，伏流至朔州马邑，会金龙池之混泉称为桑干河，东下大同、抵宣府后，雁门、应州、云州等各处水流越汇越多，因在黄土高原的山西境内纵横流淌，又汇入了多股季节水流，便形成了波翻浪涌、泥沙翻滚的澎湃之势。由元至清的六百余年间，卢沟河的较大水患就达一百多次，乃至出现了水淹紫禁城的窘况。历代王朝，尤其是自金代后以燕京为都城的王朝，曾为它伤透了脑筋。建造京石高速公路时发现于南岗洼的长45米、宽9.4米的明代五孔石砌连拱桥就是卢沟河改道的证明。水的走向变了，连续几年，可桥建起后，不知什么时候，河水又改道了。卢沟桥算是最久远、最实用的一座桥了。

古老的卢沟桥上，形态各异的501个石狮子向我们述说着它们所历经的金、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800多年的历史。当年，它们从各处走来，在众多匠人的精心雕琢下，一个个站立在各自的制高点上，各尽所职，各有所责，在历史的烽烟中尽览世事的苍凉与悲哀，尽览行人使命不同的步履匆匆，尽览人间的凄苦与欢乐。

它们应该首先注意到了脚下这条河名的变迁。

与中国著名的黄河、长江不同，卢沟河的名字可谓是“千变万化”。从山西马邑被称为桑干河之后，经顺圣称顺圣川，会洋河之后称燕尾河，经缙山后称缙山河。进入燕京后，之所以被称为“卢沟”，是因该水经过了卢师故地，而卢又为黑的意思，于是又有了黑水河或卢菰河的称谓。也有的说，河水流经宛平葫芦沟，故称芦沟。总之，清康熙之前，卢沟河是叫得最为普遍的名字。除了地名的命名，还有因其水质和水性而命名的。比如，因其浑浊被称为“浑河”或小黄河；因夏季水势难控，“水徙靡定”，一旦决口就形成了新河，故又称“无定河”。

“无定河”的称谓、寓意本身就不大好，于是，康熙三十七年（1772年）修缮后，赐名“永定”。较之“无定”，卢沟河两岸百姓更希望这是条给人带来福祉安康的永定河，于是，永定河才慢慢叫开了。然而，叫“永定”也只是人们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从康熙以后，水患虽有所减少，但也不是没有，尤其到民国年间，又发生了七次。

让石狮们欣慰的是1951年以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为根治卢沟河的水患，在“北门锁钥”的河北怀来建成了北京周边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截断巫山云雨”，这才彻底将狂浪不羁的卢沟河水永远束归于“永定”的坐标上，才使得“卢沟晓月”的安谧可以持久地呈现于卢沟桥下的永定河之上。

让石狮们不能忘记的还有有着北京“母亲河”称谓的卢沟河。是的，没有卢沟河或许就没有炎黄以来历史相沿的冀州、幽陵、幽都、幽州、燕国、范阳、燕京、大都、北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卢沟河也就没有今天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幽燕文化、皇城文化、长城文化。因为，卢沟河在它肆无忌惮地“一片汪洋”的时候，也带来了人们耕作所需的丰富的腐殖质，这使得民以食为天的“大计”变成可能和现实。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哪一个古老的文明又不是栖居于大河之滨？古国如此，古城亦如此。

让石狮们欣慰的还有桥之两侧重心的变化和支点作用的淡化。1949年，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进入21世纪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已成现实，大国泱泱的天下大同风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迅速提升，使北京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由于现代交通业的发达，北京的东南西北四面都可以通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乃至东西方国家。审时度势，这座承载着800多年历史记忆的大石桥也欣慰地退出了日益繁忙的实体交通体系，在“把英雄老尽”的一碧万顷中，成为人们回望历史、缅怀先人的实据。

“支点”再没了那么沉重的负担，抑或说，桥东桥西的广大地域皆为重心，皆为支点，卢沟桥便有了无比的轻松。

作者✎钟月玄晖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