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明楼原型，中共史上唯一五重间谍，晚年却十分凄惨！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3月29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父亲袁晓岚是晚清秀才，热衷反清革命，曾加入同盟会，但因个人生活混乱，抛弃家庭，前往上海另觅新欢。母亲贾氏出身大冶望族，独自抚养袁殊，生活艰辛。袁殊幼年随母亲四处奔波，靠亲戚接济度日，童年充满困苦。

1919年，8岁的袁殊随母亲来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上海的繁华与贫穷并存，袁殊为了补贴家用，12岁便进入印刷厂做学徒工，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母亲坚持让他读书，通过父亲的旧友，袁殊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这所学校是当时进步思想的摇篮，袁殊在这里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没有命令和制裁的社会。

1925年，五卅运动席卷上海，14岁的袁殊走上街头，参加罢工和游行，第一次感受到革命的激情。他改名“袁殊”，寓意殊途同归，表达对国家统一的期望。1927年，16岁的他通过父亲的友人胡抱一，加入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担任司令秘书，随军北上南京。然而，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袁殊目睹血腥镇压，彻底失望，退出国民党，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袁殊投身进步文化活动，加入文学团体“狂飙社”，尝试写作，但稿费微薄，难以维生。1929年，表嫂董曼尼的同学马景星资助他赴日本东京大学东亚学院攻读新闻学。在日本，袁殊不仅精通日语，还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逐渐左倾。1931年，日元汇率波动，他因经济拮据被迫回国。马景星再次出资500元，助他于1931年3月16日创办《文艺新闻》周刊。

袁殊担任《文艺新闻》主编，勇敢揭露社会黑暗，率先以读者来信形式报道“左联五烈士”事件，引起轰动。刊物发行量从3000份增至1万份，成为左翼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份刊物，他结识了潘汉年、夏衍、冯雪峰等左翼文化名人。1931年6月，袁殊递交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经潘汉年和王子春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的秘密党员，开始情报生涯。

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特工训练，学习情报收集和保密技巧。他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机密信息。1932年春，表兄贾伯涛将他引荐给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吴醒亚看中袁殊的才干，任命他为“干社”情报股股长。袁殊以新声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频繁出入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活动，开启了多重身份的谍战人生。

袁殊的情报工作始于1932年，他的首要任务是渗透国民党中统。他利用记者身份，出席政府记者会，结识中统骨干丁默邨和李士群。同时，他的日语能力和留学背景让他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搭上关系。岩井英一试图拉拢袁殊为日本服务，在潘汉年的指示下，袁殊假意合作，向日本人提供经过筛选的情报，换取日方信任，正式成为双面间谍。

1933年，袁殊奉命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表面上为苏联工作，实则为中共收集情报。他的多重身份让他如鱼得水，但也危机四伏。1935年，上海“怪西人案”爆发，袁殊因上线叛变被军统逮捕。审讯期间，他利用与岩井英一的关系，通过父亲的国民党上层人脉，得以被判为“文化界思想犯”，仅服刑8个月便获释。出狱后，为避风头，他再次赴日留学，深入研究日本情报系统。

1937年初，袁殊回国，正值七七事变前夕，抗战一触即发。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身份与他接头，布置新任务。为增强掩护身份，袁殊于4月加入青红帮，与杜月笙、黄金荣成为“通”字辈兄弟，获得江湖保护。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副局长戴笠急需熟悉日本事务的特工。杜月笙推荐袁殊，戴笠亲自拜访。在潘汉年同意下，袁殊加入军统，担任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至此，他集中共、中统、军统、日本、青红帮五重身份于一身。

袁殊的情报工作高度保密，他从不携带纸笔，全凭记忆记录信息。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他获取了日军兵力调动详情，及时传递给中共，协助调整战略部署。1938年，他领导“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策划炸毁虹口本田纱厂的日军海军军火库。他与助手王铁民伪装成工人，将定时炸弹藏于蔬菜中，混入送货车，成功引爆，造成日军重大损失。

同年，袁殊计划炸毁汪精卫伪政权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地图，计划通过挖掘地道实施爆破，得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批准。然而，王天木被李士群捕获后叛变，供出计划，袁殊随即被捕。危急时刻，他通过秘密渠道通知岩井英一，岩井以“袁殊受日本外务省保护”为由干预，迫使李士群放人。

获释后，袁殊在潘汉年指导下，进一步伪装为亲日分子，参与创建“兴亚建国运动”，作为情报掩护。这一组织表面宣传亲日，实则为中共收集情报，涉及香港、桂林、延安等地人员。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与日本外相吉野三郎会谈，分析出日军将南进东南亚而非北攻苏联的情报，通过潘汉年传至延安，间接助苏联调整西线抗德部署。

袁殊还多次参与营救行动。1938年，他利用军统身份，协助救出被日军关押的鲁迅夫人许广平，确保其安全转移。他的情报工作保护了众多中共地下党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表面上，他以“严军光”化名发表亲日文章，主持“岩井公馆”，背负“汉奸”骂名。

1945年抗战胜利，袁殊于10月7日秘密转移至苏北解放区，满以为能迎来平静生活。然而，他的多重身份引发猜疑，有人指责他是“汉奸”。1946年，他在山东担任华东局社会部高级研究组组长，参与破获军统潜伏组织。同年，其苏州住所被军统搜查，妻子马景星携新生儿逃脱，南京报纸甚至刊登“袁殊已死”的假消息。

1947年，袁殊移至大连，担任中旅大地委员会财经研究室副主任，经营“博古堂”古玩店和“信达贸易公司”，继续为中共在香港收集情报。1949年2月，他被李克农调至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研究。然而，1955年，潘汉年因1943年与汪精卫秘密会面被控“汉奸”，袁殊受牵连被捕，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袁殊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牢狱生活严酷，他患上关节炎和脑血栓，健康急剧恶化。1967年刑满，本应释放，但因特殊时期，他被继续关押8年。1975年5月，64岁的袁殊获释，却被送往武汉大君山农场劳动改造，干着挑水种地的重活。1977年5月，他首次探亲，回到北京，与阔别22年的儿子曾龙相见。曾龙回忆，父亲已苍老瘦弱，步履蹒跚，形同陌路。

1980年，袁殊患半身不遂，生活艰难，暂住北京永安里一间8平米小屋，冬天连生炉子都困难。他多次写信给夏衍、李一氓等老同志，寻求平反。1982年10月7日，最高法院撤销1965年判决，袁殊获平反，恢复名誉，获3764.49元赔偿。然而，党龄从1946年算起，而非1931年，这让他深感失落。

晚年的袁殊健康崩溃，1985年两次中风导致脑损伤，情绪极不稳定，患上白内障、高血压和糖尿病。1986年，他多次住院，生活几乎无法自理。他试图与子女修复关系，但因性格冲突，与儿子曾龙关系紧张，甚至宣布断绝关系。1986年，他立下遗嘱，将房产留给女儿曾瑶，书籍赠予外甥女张晓丹。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因摔倒骨折入院，疑似自杀未遂，在309医院去世，享年76岁。临终前，他对曾龙说“关灯”，随后离世。12月2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葬礼，其骨灰安放于烈士墙下，覆盖党旗，以表彰其贡献。

袁殊前半生如履薄冰，为民族解放忍辱负重；后半生却饱受冤屈，光明到来时，他已无法享受。他的故事既是传奇，也是悲歌，映照出时代洪流中英雄的牺牲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