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交易无果，外交部定下2条规矩，沉默4天后，李嘉诚终于露面

巴拿马港口交易无果，外交部定下2条规矩，另一边，沉默四天后的李嘉诚终于露面。这2条规矩是什么？长和接下来又面对怎样的困境？

自今年3月，长和集团宣布拟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以来，争议便持续发酵。尤其交易涉及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两个港口被称为全球航运的“咽喉要道”，每年承担约6%的全球贸易量，对中国与美洲的贸易通道尤为重要。

尽管长和多次强调交易为“纯商业行为”，但舆论普遍认为，港口作为战略资源，其控制权转移可能影响中国的外贸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5月6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面对记者提问时，明确回应了外界关注已久的港口交易事件。他说，有关“长和获准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以外港口”的说法毫无根据，林剑强调，这类重大交易必须依法接受审查，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程序，未获批准不得提前实施，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两个不得”：不得规避审查，不得在未批准前实施集中。态度明确、底线清晰，这一表态不仅为交易划定了法律红线，也标志着围绕长和集团港口出售事件的博弈进入关键阶段。

毕竟，此次交易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争议，那就是买家之一是贝莱德——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而该公司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在地缘战略上并不“中立”。一旦交易完成，美国势力等于在中国对外贸易关键节点完成布局。因此，说它是一次配合遏制中国战略的一步“棋”，并不夸张。

正是因为交易敏感、影响重大，香港《大公报》连发多篇评论文章，批评长和此举“不顾国家利益”“过于短视”。文章明确指出，如果这类行为最终得以实现，将严重削弱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推高物流成本，甚至会干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更何况，长和的交易确实涉及法律问题，即使相关交易在形式上可能符合“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但一旦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就不能仅用“企业自由”来解释。根据香港基本法相关修订，“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是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这个原则去年已被纳入香港本地法律体系，具有法律效力。

也就是说，长和的港口交易行为可能触及香港法律中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原则性内容，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决定，而是政治红线的问题。

不过，面对国内外高度关注，长和方面却始终态度暧昧，既不正面回应交易是否已经终止，也未清楚说明买方背景。而李嘉诚本人更是保持长时间沉默，自3月底交易消息发酵以来极少公开露面。

直到5月10日晚，李嘉诚才终于在公共场合露面——在香港启德体育园观看五月天演唱会。当被媒体问及有关港口出售交易时，他没有回应，反倒是他身边的基金会董事周凯旋开口说：“不要问这些，李先生已经退休了，他难得第一次出来。”

这种回应并未平息外界疑问，李嘉诚虽早已退居幕后，但长和作为其家族核心资产之一，他对企业方向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公众质疑的是，这样一项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重大交易，是否真的可以用“个人退休”来撇清责任，同时，这种刻意回避的姿态，与交易曝光初期长和宣称“纯商业性质”的自信也形成鲜明对比。

而此前李嘉诚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4月29日以基金会名义为医疗机构捐赠新设备，那次露脸，是交易风波爆发以来，他第一次面对媒体，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回避了核心问题。

事实上，李嘉诚的沉默或许源于多重压力。一方面，交易若被叫停，长和将面临巨额违约风险；另一方面，若强行推进，可能被贴上“损害国家利益”的标签，进而影响其在内地与香港的商业布局。

不少舆论指出，这次港口交易本可以作为李嘉诚家族回馈国家、展现家国情怀的机会，但现在却因为交易对象敏感、影响重大而演变为一次舆论危机。一些评论更是直言，企业可以有自身发展规划，但作为拥有重要公共资源、且深受国家政策扶持成长起来的企业集团，不能在关键时刻选择“置身事外”，一旦利益选择与国家战略发生冲突，必须作出妥善处理。

因此，长和必须在此时做出抉择，是继续推进交易，还是顺应国家立场，重新审视战略方向。这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选择，也关乎未来香港企业在国家体系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说到底，港口交易风波的本质，是全球化裂变中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碰撞。对中国而言，审查并非扼杀市场自由，而是通过法治手段维护发展权，外交部与市场监管总局的“两条规矩”，既为企业划出红线，也为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

对跨国企业而言，这一事件提供了深刻启示：在涉及战略资源的交易中，纯粹的商业逻辑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地缘风险，企业需在利润与责任间找到平衡，正如《大公报》所言，“伟大的企业家应是铮铮爱国者”，当资本无国界遇上航道存亡，答案早已不言自明——国家利益，永远是高于一切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