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中共抗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不仅凝聚了民族力量，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国际人士以他们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力，将中共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带入大众视野，让世界了解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共抗战形象，既奠定了中共抗战地位，争取了外援，也证明了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和中国革命的正义性。

在延安：发现中国抗战胜利之光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国际目光开始关注：南京和延安，谁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城？为了寻找答案，继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次进入陕北访问后，国际友人纷至沓来，偏居西北一隅的黄土地逐渐聚焦外界目光，他们深入实地，探究被国民党封锁下这个“不毛之地”的抗日活动。

延安是实践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也是政治领导、思想引领与抗战动员的核心。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延安采访后发现，毛泽东与中共的其他领导人一样，都相信统一战线并非战时的“权宜之计”，它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坚定了大家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特别是后来战争发展趋势确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震惊了外国记者。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惊叹地说：毛泽东是一位拥有先见之明的伟大领袖，“在展望发生在中国未来的事件时很准确”。他指出：毛泽东对战略阶段的预判和中国军队应在各阶段采取的战略战术的科学研判，为中国军民指明了胜利的道路，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开阔的视野与战略思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同时，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不仅强调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也为抗战提供了思想引领。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评价，中国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共“没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击战术”使日军“无所适从”。另外，他们发现边区政府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政策，团结了各阶级各党派人士，巩固了统一战线，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发现，延安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中枢。美军观察组在报告中称延安为“高效而灵活的指挥中心”，尽管生活条件简陋，窑洞潮湿、虫蚁侵扰，但中共领导层在此制定游击战术、协调全国敌后战场，其组织能力令观察组惊叹。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描述，中共军队“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战果”的战术原则，印证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他们还发现，延安是敌后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推广中心，其总结出的游击战、运动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术在敌后战场广泛运用，使日军苦不堪言，有效地打击、迟缓了他们的入侵。就连日军参谋山崎重三郎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全民战争”。他们还发现，边区是军事人才培养摇篮。驰名中外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这里办学，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政治坚定、军事过硬的军政干部，成为支撑抗战的骨干力量。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公开宣称“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怀着这种好奇，外国记者发现，抗大的教育模式、课程设置、训练管理等都是围绕抗日斗争而展开。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评价抗大培养的干部“具有惊人的政治觉悟”，能清晰阐述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抗大学员们也是时刻准备上前线杀敌，这种即学即战的使命感使得外国记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外，延安还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等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急需的抗战人才。中共同时开展扫盲运动和社会教育，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有效促进了抗战事业发展。这些都折射出延安作为抗战中枢的魅力——它不仅是中国的敌后指挥中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盏独特的“希望之灯”。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

延安也是经济生产与后勤保障的堡垒。面对日军、国民党的封锁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对“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的艰难景象，延安党政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参加劳动，成为外国观察者眼中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这种“最高领导人与农民同劳动”的场景，被记者冈瑟·斯坦因记录为“每一个人，从最低的农民到最高官员都投入生产”。广大军民以土地为根基、人力为引擎，三年内将边区财政从“依赖外援”扭转为64%自给自足，基本实现了粮食、布匹等抗战基本物资的自给或半自给，以“耕三余一”囤粮、军工自产等直接保障了前线部队及全国敌后战场。这一创举的核心贡献不仅是数字累积，更在于构建了一套战时自力更生经济体系，使根据地由“生存危机”转为反攻跳板，正如邓小平总结，生产自救为抗战胜利“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美军观察组成员则从军事效能角度出发，肯定了大生产支撑敌后抗战的能力，谢伟思在报告中称中共“获得人民一致拥护”。

延安不仅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直接领导了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更以其坚定的抗战意志、正确的战略策略、模范的实践示范和强大的精神感召，有力地服务和支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也人人为抗战，事事为抗战。贝特兰发现，延安派来接他们的马匹看上去实在不“体面”，不仅都是小马，马鞍配备也很简陋，但他后来了解到，所有好马都派往了战场，一切以满足抗战需要为目的。正因为这样，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汉森1938年10月结束对延安采访时写道：“我对共产党只有一个信念：他们比中国其他任何组织都更全心全意地抗日。”八载干戈仗延安，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里得到解答。

到前线：感知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

为了解真实的中共抗战全貌，外国记者还深入前线报道中共军队的真实抗战情况，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曾多次来到华北抗日游击区，近距离观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被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深深折服。他看到，由于国民党正规部队撤离了华北战场，在日军攻势下，冀中平原呈现“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惨象，而八路军凭借多年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抓住一切机会抗击“在装备上更优越的敌人”。在目睹这一切后，他不仅为根据地运送药品器材，更与八路军一同战斗。他在穿越敌占区后写道：“中共在无外界援助下进行的抗战，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1942年，聂荣臻陪同英国驻华武官在晋察冀边区参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国军事部门向中国派员，搜集战场信息，他们对八路军实行的游击战及显著成效予以高度评价。1938年10月，英国政府收到一份关于华北游击战的军事情报，情报认为：“游击战对日军造成的困扰可能比南方正规军进行的阵地战更为严重”，“游击战平均每日造成约100名日军死亡，伤员估计约150人……为了应对游击战，日军方面被迫在华北部署约17.5万兵力”。1944年7月，英国陆军部军情二处斯托尔斯少校在报告中写道：“在大多数战线上，游击战是阵地战的附属，但在中国，游击战却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队。在1944年3月之前，至少有22个师，占在华日军64%的部队，在后方与八路军交战。即使在河南攻势（豫中会战）开始后，这一比例仍有47%。”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爱泼斯坦曾在国统区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参观，或多或少受到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影响。在考察了八路军晋绥军区军需处后，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有了全新认识，他在《为解放提供给养》这篇通讯中提到，“这里的武器仓库里有许多日本武器，比我见到傲然展览在中国其他地区战利品陈列室里的还要多，其中有大炮、机关枪、步枪、弹药、催泪弹和糜烂毒气弹的圆筒……”显然，八路军的军需物资主要来自战场缴获，这让国民党鼓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不攻自灭。作者感慨道：“与国民党硬说八路军未和日军作战这种造谣中伤相反，八路军在打仗，打得很艰苦而且打得很成功。”

◆福尔曼在中央军委外事组人员陪同下参观延安大生产成果展。

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当人们想起共产军以云泥之差的劣势对抗敌人时，共产军的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延安听他们讲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我到了沦陷区，与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共处了两个多月，我亲眼看见了他们攻取并破坏敌人据点与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个确信，就是：共产党的发言是绝没有虚张声势的地方的。”他在参观了晋西北根据地后，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抵抗行为表达了高度赞赏：“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这次参观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了。”

我们还能从日本侵略者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重视程度上窥知一二。在日军眼里，敌后抗日根据地才是正面战场。根据日本战史记载，从1939年起，日军就将共产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明确要求：“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1940年的肃正工作确定了“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的根本方针。《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继续强调：“1942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随后召开的兵团参谋长会议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1940年1月，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为《最近支那共产党史》作序时指出：“偏隅于重庆的国民政府不足为惧，而盘踞在西北边境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却绵延到中国四百余州县，中国共产党是搅乱东亚新秩序的元凶。”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军事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同样强调“武力讨伐的重点是共产党，特别是早日彻底粉碎共产主义覆盖所构成的地区”。

◆福尔曼观看民兵制作炸药。

尽管面对着日军的疯狂侵略，但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依旧展现了一种不知疲倦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感和永不懈怠的劲头。究其原因是由于队伍中高昂的士气、官兵平等一致，再加上“耐心的政治训练”。福尔曼记载，“仅有口号标语不发生多大作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种逐渐教育的过程——促醒我们军官与士兵的国家意识……教导他们唯一把中国从目前困难状况救出来的方法是抵抗侵略者直到胜利为止，不流血就无法获得中国的独立与幸福。”（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埃文斯·福·卡尔逊上校作为第一个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美国军官，他在新四军前线采访后得出一个切身感受：“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唤起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被西方人视为停滞、孱弱和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焕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在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50多天考察后，他最终认为：“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就是答案。”八路军战士高昂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也让他感到震撼，他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这样描述八路军：他们的信念和训练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必须正直为人，而且人总是应该去做那些正直的事。……在战斗前，把士兵们集合起来，向他们说明军事情况，还告诉他们胜利的可能性有多大，战胜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其结果是领导和战士互相理解，结成一气。正是这种理解，加上服务精神和做正确的事，使得这支军队十年来击败了更为强大的国民党部队，也使这支军队能战胜日本人，而中国尚没有其他部队能做到这样。因此，卡尔逊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称作“新中国的试管”，并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对比国共：中共是抗战决胜力量，中国的命运是共产党的

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通过将国共两党进行对比，发现了令他们震撼的“另一个中国”。

外国观察者普遍注意到，中共根据地的廉洁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在陕北，斯诺看到毛泽东住着简陋窑洞，周恩来和士兵一样睡草席土炕，朱德用马尾制作牙刷，彭德怀穿着降落伞改制成的背心，被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简朴的精神深深震撼，断言这是可贵的“东方魔力”、是“兴国之光”。在汉口，卡尔逊发现国民党高官子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纵情于声色之中，这与八路军战士在无比艰苦条件下不惜牺牲个人保家卫国的英勇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斯坦因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贪污的消灭。在边区四个月我所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共产党的说法：政府完全是廉洁的”，无旧中国常见的腐败现象。他写道：“小的延安可能胜得过大的重庆。”1944年白修德在对比国共后也写道：“在国民党腐化的地方，共产党保持洁白。”美国学者易劳逸指出，国民党依赖军队而非民众支持，其腐败在抗战后期加速了政权崩溃。与之相反，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政策赢得民心。曾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认为，中共“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反，国民党消极抗战，他们的军官“低效无能”“严重腐败”。美军观察组成员基于共产党的清正廉洁和国民党的腐朽堕落，认为共产党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抗战贡献巨大。他们预言：“共产党人将在中国立足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而是他们的。”

◆唐延杰（右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晋察冀军民抗击日军斗争情况。

1939年2月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延安，他们将延安和国统区所见所闻进行对比后发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撤再撤。国民政府不思救国之策、罔顾人民死活的做法令柯棣华十分气愤，感到“伤心失望”。贝特兰发现晋军士气低落，一路溃退下来的官兵“恐日症”非常严重，而八路军将士迎着敌人而上，毫不畏惧敌人的飞机大炮，关键是知道怎样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福尔曼对八路军的行军和战前准备印象深刻，认为他们一定是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柯棣华认为中共为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指明了方向，是中国未来所在。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他预言，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国民党羸弱的群众基础也形成鲜明对比。贝特兰用一句话总结了八路军与老百姓的亲密关系：“我早已知道‘八路军’四个字在山西广大农村已成为一个神奇的符号，但我从未亲眼看见过它的具体表现。”通过比较，贝特兰深刻理解了军民关系和群众路线在共产党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仍然是中国旧式军队的作风，其致命弱点就是完全无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百姓见到他们就躲，与见到八路军如同见到自家亲人一样刚好相反。福尔曼也认为，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八路军这样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还能与老百姓和谐相处，这种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是极为罕见的。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工作近两年的英国人班威廉在《关于共产党地区的报告》中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工人、农民和妇女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八路军在攻打日军据点时，游击队、民兵以及当地老百姓都积极参加；民兵和自卫队埋地雷、挖地道、扛弹药、运伤员，老百姓携带挖隧道用的镐和铁锹，以及让部队爬过壕沟的梯子。1945年《泰晤士报》刊登了两份侨民报告，“在一个院子里我看到男人们、女人们还有孩子们在制作黑火药，铸造地雷套管……”，在晋察冀边区，每个村庄有固定的担架搬运人员，“这在边区并不困难，因为村庄一般很大，人口很多”。与之相反，“在河南的国民党军队由于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向连续遭遇饥荒的农民勒索粮食，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1944年夏天，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与来访的外国记者进行了交谈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武道、普罗岑科、爱泼斯坦、福尔曼；后排左起：夏南汉、斯坦因、毛泽东。

在前线考察的斯坦因将国共两党对比后发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兵可以全力以赴地打仗。这与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不同，他们有大部分人需要做辅助性的工作，因为重庆当局不能以民主的态度与人民为友，动员和组织他们最大限度地协助军队工作。”他还发现，蒋介石害怕用任何民主权利和任何作战武器来武装人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丝毫没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最终，离开人民支持的国民政府形成了“越来越厌战、越松懈”的恶性循环局面，失掉了反攻精神。因此，敌后根据地作战，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只是一句空话罢了。正如1944年7月英国陆军部斯托尔斯少校在报告中所写：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作战遭受惨败。“1941年，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接近100万人，可现在只剩下两三万人。”这些国民党部队有许多被日军摧毁，“但可耻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奔了日军，60%以上的伪军来自国民党军队”。而中共在敌后“有系统地组织起人民从事抗战，动员了人数有增无减的民兵”，这种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斯坦因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敌后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群众组织的力量”，所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位在任何地方必须采取攻势或守势行动的时候便自然得到比它实际人数多好几倍的力量”。

国共两党军队的区别也是外国记者关注的焦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发现，新四军与其他军队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部队每个连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作战时最先冲锋、最后退却，军队指挥者总是冲在最前面，喊“跟我来！”而国民党军官则是发布命令“给我上！”指挥者往往在最安全的位置。斯坦因还发现，即使条件再艰苦严峻，新四军都会挤出一部分时间，“专门用于接受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并且似乎都以很大的热情来学习”。相对于重庆军队，“延安的军队在其文化和一般知识、实际智力以及敏捷性，肯定要比重庆军队高得多”。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参加劳动。

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通过国共两党对比，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刻板印象和偏见。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延后，《纽约时报》称延安为“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室”。在参观了前线斗争后，一些记者由衷地感叹：“这是血和肉再加上争取自由的意志在对抗一支用所有各种现代化杀人机器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他们是真正在战斗，在抵抗。贝特兰高度赞扬中国人民誓死抵抗侵略的决心和意志，他在华北前线发现：“日本忽略了最关键因素——中国人民永不放弃的抵抗意志。”新西兰记者勃脱兰也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是政治工作人员，还是八路军战士，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坚韧的决心，他们虽然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配备最简劣，但是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因此他深信这些战士，“无论受到怎样的苦楚，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斗争的”。（勃脱兰：《华北前线》，伍叔民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谢伟思结合在延安的观察和亲身体会认为，“共产党人赢得了人民群众支持，这一事实现在已为众所周知”，因此建议美国政府，“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共产党视为在中国持续存在的和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

结语

抗战时期，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利用各种途径走向抗日最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追寻抗战足迹过程中，探究中共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密码。正是他们手中的笔和镜头，从不同视角将清贫廉洁但精神富足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浴血奋战在抗日前线的人民军队呈现在世界面前。在他们眼里，共产党人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既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也预言和见证了最早的“新中国”。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2.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是出版社1988年；

3.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

4.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5.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6.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作者：赵小成；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