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就是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么？是，又不是……

一提起五代十国，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景象。

纲常崩坏、道义沦丧，似乎只要藩镇手握重兵、实力雄厚，就能起兵造反、夺取皇位。五代不少皇帝，也确实是靠着这样的方式上位成功的。

但随着五代历史的不断推进，这种局面发生了巨大改变。

藩镇仅凭武力就能改朝换代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朝廷的兵权日益集中、掌控力不断增强，中央集权一步步走向稳固。

接下来，我就从五代历次藩镇叛乱的史实中，梳理出这一关键的历史规律。

一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武人霸权巅峰——兵强马壮即可为帝，中央脆弱不堪，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后唐初期，也就是从李存勖到李嗣源政权更迭的这段时期。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五代藩镇叛乱最为混乱、最为无序的时期，唐末以来长期形成的牙兵随意废立主帅、强藩动辄威逼中央的政治逻辑，在此时被推向了顶峰。

中央皇权缺乏真正的威慑力与控制力，地方强藩的主帅，只要手下兵马精锐、在军中威望足够，就能够轻易发动兵变、颠覆朝廷，“起兵即夺天下”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当时真实可行的政治现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核心在于后唐建立之初，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极度失衡，而李存勖的统治策略，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

李存勖前期灭燕、破梁、平蜀，完成了北方形式上的统一，功业不可谓不盛，但他在位后期，并非贪图享乐，而是出于对藩镇势力过大的极度警惕，试图用制衡之术稳固皇权，因此猜忌功臣、疏远宿将，同时重用伶人宦官以分武将之权，又在军饷、待遇上多方节制，希望以此压制军队势力膨胀。

可他忽略了一个根本现实：五代政权的根基，本就建立在职业军人集团之上，无论是藩镇兵还是中央禁军，都以牙兵为核心支柱，一旦朝廷失去军心，也就等于失去了天下根本。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邺都兵变与李嗣源兵不血刃夺取洛阳、取代李存勖。

李嗣源是李克用养子，也是后唐开国的头号功臣，长期担任成德节度使，坐镇河北军事重镇，麾下兵马精锐、作战经验丰富，在全军之中威望无人能及。到了同光四年，河北地区爆发兵变，拉开了王朝更迭的序幕。

《旧五代史·庄宗纪八》引《永乐大典》记载：“同光四年三月壬戌，帝以邺都叛，命蕃汉总管李嗣源统亲军讨之。丙寅，嗣源至邺都，营于城西南。戊辰，嗣源部下军乱，劫嗣源入于邺城。贼帅赵在礼率诸校迎拜……”

这场兵变最初由魏博军卒皇甫晖发起，属于底层军人的集体哗变，众人推举赵在礼为首领，一时间河北震动。

李存勖无将可用，只能被迫派遣最有威望的李嗣源率领禁军前往镇压。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彻底印证了当时“兵归将有、朝廷难制”的现实。

《资治通鉴·后唐纪三》记载：“（同光四年三月）甲子，嗣源至邺都，营于城西。壬申夜，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帅众大噪，杀都将，焚营舍。诘旦，乱兵逼中军，嗣源帅亲军拒战，不能敌……”

李嗣源刚到邺都，自己带来的禁军便在夜间哗变，杀将焚营，裹挟主帅，乱兵直接逼近中军大帐，李嗣源率领亲军抵抗也无法压制。乱兵们直言，城中叛军并无异心，只是思乡思归，如今应当与城内合势，不再听从朝廷遥控。

李嗣源流泪劝说，乱兵非但不从，反而拔刀包围，直言这些将士都是虎狼之辈，不识尊卑，李嗣源即便想独自回京也绝无可能，最终只能被乱兵拥入邺城。

此时城内的赵在礼等人早已率诸将迎拜，表示愿意听从李嗣源号令。李嗣源假意安抚，借机出城收拢散卒，迅速聚集起数千兵力。

《旧五代史·庄宗纪八》引《永乐大典》中也写道：“嗣源即与安审通等收兵，有众五千。嗣源泣谓诸将曰：‘国家患难，一至于此！今主上疑我，我何面目更赴行在？当且归镇，上章自理。’遂南趋汴州。”

李嗣源深知自己已被朝廷猜忌，百口莫辩，与其回京待罪，不如顺应军心、南下自立。于是他率军转向汴州，一路之上，沿途藩镇纷纷望风归附，原本隶属于中央的军队不断倒戈，地方州县几乎不战而降，整个中原迅速落入李嗣源的掌控之中。

而洛阳宫内的李存勖，在失去军队支持、众叛亲离的局面下，最终死于兵变之中。

《旧五代史·庄宗纪八》引《永乐大典》明确记载：“四月丁亥朔，帝为流矢所中，崩于绛霄殿庑下。己丑，嗣源入洛阳。甲午，即帝位于庄宗柩前，改元天成。”

李嗣源几乎没有经历惨烈的攻坚血战，也没有向外族借兵求援，仅仅依靠自身在藩镇与军中的威望，再加上军心所向，便顺利进入洛阳，登基称帝，成为后唐明宗。

这场政权更迭之轻松、速度之快，充分体现出当时藩镇势力对中央的绝对压制。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根源在于唐末以来牙兵集团的极度膨胀。

当时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谚语：“长安天子，魏府牙军。”这句话直白地揭示出，魏博牙兵的权势之盛，几乎可以与长安的天子相提并论，他们不仅掌控藩镇实权，更能随意决定主帅的废立生死。所谓牙兵，本是节度使的亲兵。

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等强藩大量招募骁勇善战之士组成牙兵，父子相袭、世代为兵，逐渐形成骄横难制的军人集团，史书所谓“变易主帅，有同儿戏”。

正是对这一群体最真实的写照。五代十国时期，魏博牙兵更是频繁废立节度使，后梁、后唐等政权虽然也设置精锐牙兵作为爪牙，却始终无法真正驯服这股力量。

而当时的政治规则，更是将这种武人霸权推向极致。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直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这句话虽然出自后晋时期，却精准概括了后唐初期乃至整个五代前期的政权本质：天子并非天命所归、血统所定，而是由实力最强、兵马最壮的军阀来担任。

这一时期的政权，本质上都渊源于朱温与李克用在唐末所建立的藩镇政权，他们都是趁着唐室衰微，凭借强大军力不断扩张，最终由地方强藩摇身一变成为中央皇帝，这正是“兵强马壮即可为帝”最直接的实践背景。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藩镇叛乱，堪称是武人称雄的“黄金时代”。

中央没有真正可靠、完全听命的嫡系禁军，全国兵权高度分散在各个地方藩镇手中，朝廷对军队缺乏绝对掌控力。

藩镇主帅只要威望足够、兵力强盛，就能够裹挟军队、联合叛卒，直接挥师入京、颠覆中央；叛乱的目标直指皇位，而且成功率极高，“兵强马壮为天子”不是口号，而是人人默认的现实规则。

传统的道统、礼法、君臣纲常几乎失去约束力，谁的武力更强、军队更忠心，谁就拥有最高的合法性，皇权在强大的藩镇武力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二

承接上文第一阶段的乱世格局，当历史进入后唐中后期，五代藩镇夺权的逻辑迎来了一次关键转折，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阶段。

夺权门槛陡升——藩镇需死战、借外力方可称帝，中央权威初步回升。

李嗣源在位七年，着力整顿吏治、减免百姓赋税、裁抑伶人宦官势力，一步步把分散的权力往中央收拢，初步强化了朝廷对地方与军队的掌控能力。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地方藩镇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仅凭实力雄厚就能轻取天下。

哪怕是最终能够成功夺权的藩镇首领，也必须经历苦战拼杀、内部反复博弈，甚至不惜勾结外族、引兵相助才能成事。

这一变化，标志着“兵强即帝”的野蛮逻辑开始瓦解，中央与藩镇之间不再是一边倒的压制关系，而是进入了长期拉锯、相互制衡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格局变化的，正是李从珂苦战夺位、石敬瑭借契丹灭后唐这两大核心事件，两个人的夺权之路，共同勾勒出藩镇造反越来越难、中央实力稳步回升的历史轨迹。

首先来看李从。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长期担任凤翔节度使，手握一方兵权，也正因如此，他被继位不久的后唐闵帝李从厚深深猜忌。

朝廷为了削弱强藩，接连下旨逼迫李从珂移镇、削权，意图拆解他的根基，在走投无路、生死一线之间，李从珂被迫举兵反叛，走上了对抗中央的道路。

与当年李嗣源兵不血刃、一路归附的局面截然不同，李从珂从起兵之初就陷入极端被动的困境。

他起家的兵力远远弱于朝廷已经成型的嫡系禁军，战争刚开始就被朝廷大军四面围困在凤翔城内，城池多次濒临陷落，全军几乎陷入绝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从珂只能登上城头，以旧日战功与袍泽之情哭诉，以此打动军心、收买禁军将士，才勉强实现反败为胜。

《旧五代史·末帝纪上》记载：“（应顺元年三月）潞王在凤翔，重允在军中，素与潞王相识，遂降。是日，王思同率诸军攻凤翔，西关不守，杀伤甚众。十六日，复督军攻城，潞王登城垂泣，谕于外曰：‘我年未二十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树立得社稷，军士从我登阵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贼臣，残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恸哭。闻者哀之。时张虔钊在城西南，以白刃驱士卒登城，士卒怒，反攻虔钊，虔钊走。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因倒戈，呼曰：‘潞王，吾主也！’遂引军自西门入。”

这段史料清晰记录了李从珂被围绝境、登城泣诉、禁军倒戈的全过程，足以说明他并非依靠兵力优势取胜，而是在绝境中靠人心瓦解才勉强存活。

脱困之后，李从珂的东进之路同样步步艰难，并非一路平推、势如破竹，而是逐城苦战、沿途收拢溃兵、不断策反禁军，经历多次硬仗才一步步逼近洛阳，整个过程凶险异常，完全不是李嗣源当年那种轻松定鼎的局面。

《资治通鉴·后唐纪八》记载：“杨思权解甲投兵，趋潞王曰：‘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潞王即书‘思权可邠宁节度使’授之。王德诚亦愿效顺，潞王许以镇州。由是诸军瓦解，争投兵请降。……（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

为了稳住倒戈的军队，李从珂不惜当场许诺节度使之位，搜刮城中财物甚至日用器具来犒赏将士，足见其兵力不足、根基不稳，只能以利益换取支持。

随着朝廷军队不断溃散、倒戈，后唐中央迅速崩溃。

《旧五代史·闵帝纪》记载：“二十五日，康义诚军前战士相继降潞王。义诚至乾壕，麾下数十人，遇潞王候骑十余人，义诚解所佩弓剑为信，遂降。是日，闵帝闻潞王至陕，义诚军溃，仓皇欲奔魏州。……四月三日，闻潞王至蒋桥，枢密使冯赟与帝以五十骑自玄武门出。”

中央军全线崩溃，闵帝仓皇出逃，李从珂才最终进入洛阳、登基为帝。

这一过程的本质变化在于。经过李嗣源整顿，中央已经拥有成规模的嫡系禁军，单个藩镇单独对抗朝廷已无绝对优势，必须依靠军心分化、战场死战、步步为营，才有一线胜算。

如果说李从珂还能靠苦战与人心侥幸成功，那么紧随其后的石敬瑭，则把藩镇夺权的困境推向了极致，也完成了五代夺权逻辑的根本性转折。

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长期镇守河东太原，是后唐境内实力最雄厚的强藩主帅，也正因威望与兵权过重，他被李从珂极致猜忌、步步紧逼，最终被逼起兵反叛。

可即便身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强藩，石敬瑭单独对抗后唐中央与各地效忠藩镇的联军，依然实力不足、难以取胜，单纯依靠“兵强马壮”的旧逻辑，已经完全无法问鼎天下。

为了自救并夺取皇位，石敬瑭不得不做出极端选择：向契丹称臣、割让疆土、以父礼侍奉契丹君主，以此换取契丹大军南下相助。

《旧五代史·高祖纪一》记载：“（清泰三年五月）改授郓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帝乃拒命……帝令桑维翰诒书契丹，求援如父皇帝。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门至，号五十万，旌旗不绝。十一月，戎王会帝于营，谓帝曰：‘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欲徇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帝饰让久之。既而诸军劝请相继，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册帝为大晋皇帝。”

史料明确显示，石敬瑭是在被朝廷逼迫、自身无力取胜的情况下，主动向契丹求援，以“父皇帝”相称，最终在契丹武力支持下被册立为帝。

为了换取援兵，石敬瑭不惜割让大片战略要地，当时重臣刘知远曾极力劝阻，却无济于事。

《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记载：“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帝不从。”

石敬瑭执意割地、称子、纳款，说明他已经到了不靠外力就必败无疑的地步。

《辽史·太宗纪下》也印证了这一盟约：“（天显十一年十一月）册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割幽州管内及新、武、云、应、朔州之地以赂之。”

石敬瑭正是依靠这份屈辱盟约，才借契丹精锐骑兵南下，联合击败后唐主力，最终灭亡后唐、建立后晋。

这一事件构成了五代历史上标志性的转折：藩镇单独叛乱已无法推翻中央，必须借助外部异族力量，才能突破中央的军事压制。这是五代夺权逻辑的根本改变，意味着传统武人霸权开始受到切实限制，中央集权已经形成真正的威慑力，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

综合李从珂、石敬瑭两次夺权的全过程，这一阶段的历史规律呈现出夺权成本指数级上升的鲜明特点。

中央禁军已经成型，朝廷具备正面压制任何单一藩镇的军事实力。

藩镇叛乱从过去轻松夺位、一路归附，变成必须苦战、借外力、做政治妥协的高风险行为，整体成功率大幅下降。

皇位的合法性不再只由武力决定，朝廷的正统身份开始具备号召力，地方藩镇不敢再轻易附和叛藩。

河北、河东等老牌强藩虽然仍有问鼎的潜在实力。

但已经从过去随意废立帝王的主导者，沦为必须死战、借力、妥协才能挑战中央的弱势挑战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天平，已经明确开始向中央集权倾斜。

三

可以看出，第二阶段藩镇夺权必须苦战借力、中央权威逐步回升的历史走向，五代的政局演进最终来到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藩镇叛乱绝境。

叛即被灭，无力问鼎，中央集权全面巩固，这一阶段贯穿后晋、后汉与后周三代，是武人乱政走向终结、中央统治彻底站稳脚跟的关键时期。

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朝廷始终坚持收拢兵权、裁抑强藩、壮大中央禁军的核心策略，丝毫没有放松对地方藩镇的管控；而后汉、后周接续这一思路，更进一步强化殿前军、侍卫司两支中央嫡系精锐，严厉打压地方盘根错节的牙兵势力，拆分过大的藩镇辖区，全面控制地方财赋与军队任免权，从军事、财政、人事三个维度彻底拆解藩镇割据的根基。

发展到这一时期，藩镇叛乱已经彻底失去了问鼎天下、改朝换代的可能，即便有藩镇铤而走险起兵作乱，也最多只能短暂割据一城一镇，最终无一例外都会被中央大军迅速剿灭。

曾经横行五代前期的“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至此彻底沦为一句过时的空谈，再也无法成为现实。

这一阶段的历史脉络，完全由一连串全线失败的藩镇反叛串联而成，每一次叛乱都印证着藩镇势力的彻底衰落与中央集权的不可撼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后晋范延光、符彦饶之乱，后晋末年杜重威叛晋投辽，以及后汉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三镇联合叛乱，三场叛乱层层递进，将藩镇的绝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来看后晋时期范延光、符彦饶叛乱，两场叛乱均以极快的速度宣告失败，成为藩镇无力对抗中央的最初明证。

范延光是后晋的开国功臣，担任天雄军节度使，手握魏博这一传统强藩重镇，因为不满石敬瑭的猜忌与削权举措，最终决意起兵反叛，试图依靠魏博的根基割据自立。

《旧五代史·晋书·范延光传》记载：“延光既受代，潜遣牙将范遇入魏州为乱。事泄，遇诛。诏遣使督其行，延光不奉诏，遂反……招集部曲，缮治兵甲……婴城自守。”即便占据了魏州坚城，范延光也只能闭门自守，根本没有北上南下、争夺天下的实力，反而很快被中央大军团团围困。

《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记载：“天福二年六月，范延光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作乱……杨光远进营邺都城南，延光出骑兵拒之，光远击之，延光大败。”

正面交锋一触即溃，范延光困守孤城之后，甚至试图向契丹求援，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旧五代史·晋书·范延光传》又载：“杨光远攻之，延光遣使乞师于契丹，不报。岁余，城中食尽，兵民皆饥……延光谓其众曰：‘主上敦信明义，保我富贵。’遂出降。”

坚守一年多后城中粮尽，范延光别无选择只能开城投降，全程自始至终都没有威胁洛阳、问鼎皇位的能力，仅仅是困兽犹斗而已。

与范延光相比，滑州节度使符彦饶的叛乱更是微不足道，他趁着魏博之乱的空隙起兵作乱，却只能控制滑州一座城池，叛乱规模极小、响应者寥寥，很快就被部将擒杀，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这两场叛乱清晰表明，此时的中央已经能够快速调集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地方藩镇连割据自保都异常艰难，更别提起兵夺位了。

接下来便是后晋末年杜重威叛晋投辽，这场叛乱堪称藩镇失去自立根基、众叛亲离的典型案例，即便手握重兵、投靠外族，最终也难逃败亡清算的结局。

杜重威是后晋的朝廷重臣、驸马贵戚，官拜北面招讨使，甚至一度掌控后晋北方主力军队，他在与契丹对峙的关键时刻，为了谋求个人权位，暗中勾结契丹，意图借助辽人的势力割据一方、甚至觊觎帝位。

《旧五代史·汉书·杜重威传》记载：“重威惧，密遣心腹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绐之曰：‘汝能降我，我当以汝为中原帝。’重威以为然，乃伏甲士，召诸将告以降虏……开运四年正月，契丹入汴，授重威太傅、邺都留守。”

靠着投降契丹，杜重威暂时保住了权位，但契丹主只是假意笼络，并非真心扶持，等到契丹主力北撤之后，杜重威瞬间失去了所有靠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后汉高祖刘知远起兵建立后汉、入主中原之后，当即发兵讨伐杜重威，杜重威只能退守邺都负隅顽抗，却早已失去军心与民心。

《资治通鉴·后汉纪一》记载：“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杜重威犹在邺都，未之镇。契丹主屡召之，托以镇抚河北，不敢离。及契丹主北归，重威遂据邺都……汉祖自将讨之，重威婴城自守，城中食尽，将士多出降者。十一月，重威开门出降。”

《旧五代史·汉书·杜重威传》也补充道：“及契丹主北去，重威妻石氏入觐，求留镇。既而汉祖起义，重威拒守，粮尽授穷，杀人而食。汉祖攻之，重威出降，授检校太师。乾祐元年，朝臣潜议云：‘重威有异志。’诛之。”

杜重威即便曾经掌控中央主力，却因为叛国投敌、失去军心民心，根本没有自立割据的根基，最终只能粮尽投降。这也证明，哪怕是位高权重的藩镇主帅，失去了军心与中央的认可，也再无立足之地。

而五代后期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后汉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三镇连叛，则彻底宣告了藩镇联合叛乱时代的终结，即便三镇联手、占据河中、长安、凤翔三大战略要地，最终也被中央禁军彻底剿灭，无一幸免。李守贞身为河中节度使，自恃兵强马壮，自称秦王、甚至号称晋王，公然流露出问鼎天下的野心。

王景崇占据凤翔，割据关中西部；赵思绾占据长安，掌控关中腹地，三人互为犄角、联合起兵，声势一度极为浩大，是五代后期最有可能动摇中央的叛乱。

但即便如此，这场叛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后汉朝廷当即调兵遣将，初期征讨虽有僵持，随后便派出枢密使郭威统帅中央精锐主力西征，彻底掌控战局。

《旧五代史·汉书·李守贞传》记载：“乾祐元年三月，守贞据河中反，自称秦王。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率兵讨之……八月，高祖亲征，命诸军筑长围以困之。十一月，城中食尽，杀人为食。守贞知事不济，纵火自焚而死。”

李守贞作为叛乱核心，被中央军团团围困、构筑长围死死封锁，城中很快粮尽，甚至到了杀人充饥的地步，最终走投无路，只能纵火自焚。而郭威作为统帅，指挥若定、步步为营，彻底展现出中央禁军的强大战力与指挥优势。

《新五代史·周本纪·太祖纪》记载：“隐帝遣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讨之，久无功。隐帝谓太祖曰：‘吾欲烦公可乎？’太祖曰：‘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乃加拜同平章事，西督诸将……太祖至河中，自栅其城东，思栅其南，文珂栅其西，又令蜀兵栅其北。居数日，度城中无能為，乃下令攻之，士卒毕登，遂破其城。”

在郭威的统筹部署下，中央军四面合围、从容破城，根本不给叛军任何突围反扑的机会。与此同时，占据长安的赵思绾残暴嗜杀、不得人心，同样被中央军长期围困，最终粮尽计穷。

《资治通鉴·后汉纪三》记载：“赵思绾好食人肝……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郭从义围之经年，思绾计穷。乾祐二年秋七月，思绾请降，制授华州留后，令先纳兵械。思绾释甲出城，从义执而斩之。”

赵思绾假意投降，依旧被当场擒杀；凤翔的王景崇也在大军压境之下兵败身亡，三镇叛乱被彻底平定。

全程没有任何一个叛藩能够突围、割据或是威胁中央皇位，中央平叛的优势呈现出压倒性的态势。

四

纵观后晋、后汉、后周这三代发生的所有藩镇叛乱，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惨败收场，也正是这一场场注定失败的叛乱，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规律。

地方藩镇彻底失去了与中央抗衡的实力，一步步沦为朝廷的附庸，这也是五代政局走向定型、走向稳定的最核心标志。

首先，中央禁军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无可争议的军事核心，不管是兵力数量、武器装备，还是实战能力与指挥体系，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独的藩镇，地方势力从根本上丧失了和朝廷正面较量的资本，就算几个藩镇联合起兵，也根本不是中央禁军的对手。

其次，朝廷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调整，牢牢掌握了地方的财政税收与官员任免大权，过去藩镇赖以割据自立的兵权、财权、行政权被彻底拆分，藩镇再也没有能力建立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势力根基，长期割据的土壤被一点点铲除干净。

再次，藩镇叛乱的目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前是起兵夺位、改朝换代，到了这一阶段，即便有人铤而走险，也不过是想守住一城一地、苟延残喘而已，就算倾尽全镇兵力，也丝毫动摇不了中央的统治根基。

最后，传统的君臣道义、皇权正统性慢慢得到恢复，纲常秩序重新回归，曾经横行一时、随意废立主帅、要挟朝廷的军人集团，再也不敢轻易作乱，“忠君奉国”的理念重新成为主流，从唐末以来延续百年的武人专权、藩镇乱政的混乱局面，到这里终于走到了尽头。

尤其值得回味的是，当年一语点破五代前期生存法则的安重荣，他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到了这一时期反而成了时代落幕的最好注脚，更能凸显出历史大势的彻底转变。《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记载：“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晋高祖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虽怀异志，而未有以发也。”

安重荣生活在后晋，亲眼看着石敬瑭借助外力登上皇位，也亲身感受到中央集权一天比一天强大，他虽然喊出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这句乱世名言，自己却始终不敢真正起兵造反，即便心里有野心，也根本没有实施的机会。

这恰恰说明，靠武力就能随意称帝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中央集权全面巩固、朝廷主导天下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而这一步步积累起来的格局，也为后来周世宗柴荣改革、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彻底终结藩镇割据，打下了无比坚实、不可动摇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