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消费率：“口径”的意义（民生宏观邵翔、钟渝梅）

作者：邵翔 钟渝梅 陶川

今天的市场很有意思，当市场开始担忧AI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消费似乎成为一种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方向。聚焦“十五五”的消费率，除了“能力”和“意愿”外，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提高？在上一篇报告中，我们初步梳理了“提高消费率”的两个思路——提高“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意愿”，其实在此之前，可能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步骤，完善消费的统计口径。伴随着消费统计口径的完善，更多消费项目（尤其是服务消费）可以被计入统计范畴，不仅意味着消费规模可能会迎来修正扩张，也更有助于“查漏补缺”、明确政策发力的方向。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和自己比”，以及“和别人比”。

站在“和自己比”的角度：

近几年，我国其实已经逐步开始在消费统计上“查漏补缺”。比较典型的是2023年8月统计局首次发布服务零售额数据，主要统计的是以货币形式销售的、用于消费的服务价值，意在“开展贸经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拓展消费统计的范围”。比较巧合的是，2023年第三季度最终消费对当季GDP的贡献率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同样居民消费率也在创下2005年以来的新高。

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中，首次提出“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这一设计背后既是对传统统计体系的革新，更是为了识别消费领域中的亮点和薄弱环节，从而提高消费领域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只有这样，政府在提振消费的时候才不会局限于汽车、餐饮等内容，而是拥有更多的抓手。

如何进一步完善消费统计口径，“和别人比”是很重要的切入角度：

普遍观点认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以“消费大国”美国为例，其居民消费率不断拉大与我国的差距，人均消费支出约是我国的10倍。不过通过比较两国的消费“口径”，我们还是能“挤出不少水分”，以及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首先，其实价格问题很重要，美国消费率存在“价格优势”。直接从消费率（消费/GDP）入手，我们可以比较中美在CPI和GDP平减指数上的差异，相较于“分母端”的GDP平减指数，美国在“分子端”的CPI更有优势；或者换一种说法，和中国整体的价格水平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端的价格相较海外是偏低的。

从一篮子对比数据（已统一换算为人民币）也可以看出，美国在餐饮、交通、公用事业等日常消费领域的价格水平显著高于国内。这种价格差异意味着，即便消费数量相同，以金额统计的消费规模也会被显著放大。因此，在对比中美消费数据时，必须考虑物价水平的巨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运动休闲领域，美国的消费成本反而展现出更强的“亲民性”。比如美国健身俱乐部、网球场租金的费用都比中国更低。这也为我国拓展消费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保持基本生活品价格优势的同时，可适当降低运动休闲等改善型服务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其次，服务消费成为拉开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消费差距的一大“瓶颈”。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为46.1%，大幅低于美国的68.5%。当然，这一差距不仅仅反映了我国服务消费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也揭示了现行统计体系可能带来的衡量偏差、未能完全捕捉我国实际消费活力。具体来看：

一是对于金融服务和保险的统计不足。在服务消费统计中，美国将“金融服务和保险”独立核算、且更为完整地涵盖了相关支出的统计（2023年占服务消费的比例高达11.2%），而我国仅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服务费支出计入“其他服务”项目，导致我国服务消费中金融服务和保险的规模相对偏低。

二是服务消费统计口径更窄，尤其是忽略了公共服务补贴带来的深远影响。美国将一些“灰色消费”也纳入了服务消费核算范畴，且还囊括了服务于家庭的非营利机构消费支出。而我国现行核算体系只统计了住户部门最终消费支出，统计口径相对狭窄，影响数据的国际可比性。

最典型的是，我国大量公共服务是通过财政资金直接补贴医院、学校、公共交通等机构，使得统计到的居民服务消费金额、远低于居民实际享受到的服务价值，直接影响数据的可比性与真实性。

三是在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的统计上，经历了从“核算方法”到“市场环境”的双重挑战。我国在2023年前对自有住房服务消费采用“折旧成本法”核算，该方法仅反映房屋自身价值损耗，未能充分体现住房的实时使用价值，客观上造成了2023年前中国服务消费规模的低估。不过自2023年调整为国际通行的“虚拟租金法”后，按市场价格衡量自由住房租金，可以修正居民实际享有的住房服务价值。

当然，除了核算方法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外，我国地产市场还面临供需不平衡、租金偏低等问题，这也成为我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偏低的重要原因。

总结而言，磨刀不误砍柴工。完善消费的统计口径、做好国际接轨，对于“十五五”很重要：不仅能更好地展现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服务消费）的“全貌”，在一定程度上更完整地展现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真实水平；同时可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让地方政府在刺激消费的具体工作中有更灵活和全面的抓手。

当然，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对于提高消费率也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上涨不能揠苗助长，而需要建立在“收入-价格”的良性循环基础上。

风险提示：服务消费细项数据统计与实际存在偏差；“十五五”时期完善消费统计制度进度与预期不一致的风险；“十五五”时期提升居民消费率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十五五”规划系列报告（八）：提高消费率：“口径”的意义

对外发布时间：2025年11月8日

报告撰写：陶川 SAC编号 S0100524060005，邵翔 SAC编号 S0100524080007，钟渝梅 SAC编号 S010012408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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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川

民生证券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民生证券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历任东吴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方正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中信证券研究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高级宏观分析师，在《金融研究》等学术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数十篇，专注于构建宏观经济和资产配置分析框架，著有《全球宏观经济与大类资产研究》。2022年Wind金牌分析师宏观研究第一名。

邵翔

民生证券研究院

宏观资深分析师

清华大学金融学硕士，六年宏观分析经验，曾任职于东吴证券研究所、兴业银行，主要负责海外宏观和大类资产配置。2022年Wind宏观分析第一名。

钟渝梅 宏观分析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曾就职于东吴证券研究所，专注于国内财政与实体经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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