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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蒋介石不死，中国无望” 。

1935年春，这句带着血腥味的话，在上海法租界一间茶馆内，被压低声量说出，语气平静，神情狠绝。

说话的是华克之，时年三十五岁。

不是狂人，也非鲁莽之辈。曾留学日本，通晓德语，早年在南京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务干部。

真正让他决裂的，是蒋在江西时，大规模屠村行为。

亲眼所见，尸横遍野，那年，他写下日记：“再不做点什么，人都不是人了。”

他辞职，消失在南京的档案中。

随后几年，以“晨光通讯社”名义招募青年、筹集经费，不信仰组织，不崇拜主义，只相信一颗子弹的力量。

目标：1935年底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蒋介石将出席，警戒严密，但依然计划在会场外设伏，枪击中枢。

执行人叫孙凤鸣，安徽人，身形瘦小、面容白净，枪法极准，是晨光的“王牌”。

事发当天，蒋介石未按计划到场，汪精卫代为出席，现场指令犹豫了近五分钟，最终孙凤鸣低声说了一句：“那就换一个。”

随即拉枪击中汪精卫腹部，血溅长街，混乱瞬起。

汪虽重伤，仍被紧急送医抢救成功，孙未能逃脱，战斗中身中三弹，举枪自尽前留下一句：“我杀的是国民党。”

逃亡与困局：延安拒门外

汪精卫躺在病榻上，蒋介石震怒如狂，当夜，十万大洋悬赏通缉华克之，国民党密令对其亲属“宁杀错、不放过”。

合肥老宅被焚，兄弟被杀，母亲上吊，满门尽毁。

华克之从“英雄”沦为“通缉犯”，逃亡开始。

他从上海转移到广州、再绕道南洋，期间几次差点被捕，靠的是多年建立的关系网。

那段日子，他每晚换住处、睡无眠觉，有人见他深夜削发，沉默不语。

1937年抗战爆发，形势巨变。

在香港，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几封电报辗转传入延安，中共方面表示可安排其入境，并“考虑其贡献”。

同年秋，华克之终于抵达陕北，抵达当天，他在窑洞前静候整整两小时，毛泽东现身，与他简单握手。

照相馆留下一张合影，之后多年，这张照片被他随身携带，不让人看。

见面不到半小时，毛主席说：“你不能留下。”

理由有三，政治立场上，蒋与中共正处于第二次合作阶段，统战压力极大。

若华克之留延安，蒋有理由撕破合作协议，以“窝藏刺客”为由反攻延安。

延安情报环境也复杂，国民党特务频繁渗透，一旦身份暴露，不仅他本人危险，更可能牵连中共高层。

毛主席问他：“你的人头值十万大洋，若有日有人在延安内接了赏，你保得住谁？”

还有路线上的分歧，中共此时推进统一战线，主张群众动员与游击抗战，非暗杀路线。

毛主席亲口说：“革命不是靠一把枪杀谁，而是靠组织群众。”

华克之沉默许久，只问了一句：“那我还能做什么？”

毛主席低头抽烟，沉思片刻，说：“你回去，换个名字，继续活。”

那晚，华克之没有留宿，连夜离开延安，他没回头，也没留下告别。

潜伏：上海与香港的隐秘战线

延安拒绝收留的第二天，华克之消失了三个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多年后才确认，他由山西南下，经广州再转至上海，途中换了三个身份，最终，定名“张建良”，归入潘汉年领导的地下系统。

潜伏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上海日租界内，打通一条情报通道。

地点是南京路永安公司，四楼的一间钟表行，表面是钟表修理，实则为秘密电报接收点。

当时租界内鱼龙混杂，日军、英美特务、76号密探三方交错。

张建良用“旧识”身份频繁出入英侨商会，和一个名，叫安德鲁·威尔逊的英国退役军官，建立联系，借机打探驻沪日军工事图纸。

对方以为他是蒋系旧部在港残余，乐于合作，还曾邀请他共进午餐。

那顿午餐吃的是牛排，张建良席间未动筷子，只喝了一杯水。

他说：“胃不好”，回去后对同事说：“坐在敌人旁边吃肉，我怕吐。”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虹口区附近搜集日军调兵情报。

一次深夜潜入未遂，走错房间，结果撞见了一名76号便衣，对方面无表情掏出手枪。

他举手说了句：“自己人”。

然后喊出一个曾在汪伪军内部流传的暗语，那一刻，他的掌心全是汗，对方愣了两秒，说了句“走运”，收枪离开。

除了侦查，张建良也负责安插外围联系人。

1939年，他在香港策反一名，英国海军译电员，获取了日军与蒋系，在桂南秘密接触的记录。

文件上明确提到“若中共势力坐大，日方可与蒋合作，设缓冲带”。

这份情报三日内送达延安，毛主席随后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有人不打仗，天天想着划地保命。”

从那年起，张建良彻底进入毛主席的信任名单。

1942年，协助营救遭日军围捕的共产党员林蔚山，行动中，身中一枪，子弹穿过左臂。

用一块白布紧紧缠住伤口，强撑着护送林离开，伤口感染，他把腐肉自己用刀割掉，没有打麻药。

那年除夕，他一个人坐在黄浦江边，抽了一支很劣质的卷烟。他说：“能活着，就值了。”

转身与落幕：英雄与时代的选择

1945年，抗战胜利，地下系统开始逐步转为公开建制。

张建良收到调令，准备赴东北参与接管，他没有去，向组织递交了一封申请，请求继续留在香港，理由只有六个字：“我还没做完。”

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在九龙窝打老街租下一间旧照相馆。

以修照片为业，实则做三件事：传递电文、藏匿出境干部、侦查国民党海外派系动向。

国共内战时期，他从香港传回的情报，成为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的辅助参考资料之一。

其中一份文件详细列出了，原国民党第七兵团的后勤物资流向，为前线指挥部，准确制定“切线断供”计划提供情报依据。

1949年建国后，华克之未赴京，不担任任何职务，亦未参加庆功大会。

他以张建良的身份，留在广州外事系统，直到1952年，才彻底退出工作岗位。

退休后，他隐居海南，改种兰花为生。

有人偶尔探访，发现他屋内唯一装饰，是一张发黄照片——毛主席与他在延安的合影。

有人问他：“你不遗憾吗？当初毛主席不留你。”

他笑了，说：“他不留，是保我命，那时留我，能活到今天？不留，也是一种接纳。”

晚年无子无女，1959年，他在海南病逝，身份未公开披露。

骨灰被埋在屋后山丘，他的真实身份，直到1990年代档案解封，才在一份题为《南方地下交通线口述备忘录》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