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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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的重庆，在纷飞战火与艰难时局的笼罩下，一张照片却定格住了一段温暖而动人的故事。

照片中的两人，一位是年仅 12 岁的李鹏，一位是深受人民群众敬重的邓颖超。那时的李鹏，用稚嫩的声音称呼邓颖超为 “邓妈妈”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岁月的沧桑，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热血与温情的年代。

1928年10月20日，李鹏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他的到来，为这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与母亲赵君陶，皆出身富裕家庭，却毅然投身革命，为了理想和信念，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1927年，南昌起义的烽火照亮了革命的夜空，李硕勋作为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在起义后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随后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李鹏呱呱坠地。

彼时，李硕勋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妻子身边，见证孩子的诞生，直到1929年3月，李硕勋奉中央调动回到上海，才第一次见到了快半周岁的李鹏。

望着活泼可爱的儿子，李硕勋满心欢喜，为其取名李远芃，期望他能像茂盛的草木一般，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土地，茁壮成长。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与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对这个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31年，李硕勋前往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在狱中，他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双腿被打断。

但他始终坚守信仰，没有吐露任何党的机密，最终，李硕勋英勇就义，年仅28岁，留下了妻子赵君陶和年幼的李鹏，以及尚未出世的女儿。

父亲牺牲时，李鹏年仅3岁，尚不能完全理解失去父亲的痛苦，母亲赵君陶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不仅要承受失去丈夫的悲痛，还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同时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李鹏和女儿从上海回到四川，先后在合川、金堂中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在艰难的岁月里，赵君陶始终没有忘记对孩子的教育，李鹏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志要投身革命，为实现理想而拼搏。

1939年，李鹏正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省立实验小学上学，彼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熊熊燃烧，日军的空袭时常打破生活的平静。

回到成都的家中，李鹏推开门，只见堂屋里坐满了人，有一些他认识，有些则很陌生，其中，有一位和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气质不凡，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慈爱。

她就是邓颖超，邓颖超看到李鹏进来，立刻停下讲话，脸上绽放出亲切的笑容，快步走到他身边，热情地将他拥入怀中，亲昵地呼唤着他的小名，兰兰。

“兰兰”这个独特的小名，背后有着一段温暖的故事，李鹏的三姨赵世兰终生未嫁，她和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姐妹情深，志同道合。

李鹏的母亲曾向姐姐承诺：日后无论生男生女，为了铭记姐妹情谊，都取名为“兰兰”，所以，赵世兰的老战友如邓颖超、蔡畅等人，都习惯称李鹏为“兰兰”。

此时，邓颖超等人正在召开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李鹏安静地等待着，心中对这位和蔼可亲的邓妈妈充满了好奇与好感。

会议结束后，邓颖超和赵世兰商量，现在大家都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兰兰受伤了，在这里生活恐怕难以得到周全的照顾，君陶现在正在重庆第三保育院工作，我想把兰兰带到重庆去养伤，这样也便于你们母子团聚。

赵世兰思索片刻，觉得邓颖超的提议十分妥当，便同意了，就这样，李鹏跟随邓颖超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程，

抵达重庆后，邓颖超带着李鹏住进了曾家岩周公馆，周公馆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房子，也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主要办公地点。

当时，周恩来已经前往延安，邓颖超便把李鹏安置在自己的房间里，与他一同吃住。

一个星期后，邓颖超告诉李鹏，你母亲已经到了重庆，现在阳翰笙同志家里，李鹏听闻，心中满是喜悦与期待，终于又能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了。

随后，出于安全考虑，李鹏被送到了著名教育家、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休养处北碚北温泉，在这里，李鹏第一次接触到了水力发电。

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从法国留学归来，从事水电工程工作，他和李鹏住在一起，给李鹏讲述了许多关于水力发电的知识。

那些新奇的理论和奇妙的技术，让李鹏听得津津有味，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热爱水电事业的种子，谁也没有想到，这颗种子日后会生根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让李鹏将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水电事业上。

李鹏称呼邓颖超为“邓妈妈”，这一称呼背后蕴含着无比深厚的情感，绝非普通的革命情谊所能涵盖，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通过无数生活点滴与谆谆教导逐渐沉淀而成的。

1939年下半年，李鹏进入了重庆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学习，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于1939年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古圣寺创办的一所学校。

其宗旨是“教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这所学校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教师和来自各地的进步学生，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革命的热情，学校也因此成为了大后方的“小延安”，为抗战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和共产党员。

在育才学校的日子里，李鹏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李鹏。

1940年，12岁的李鹏在重庆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的他与邓颖超并肩而立，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邓颖超亲切地搂着李鹏，眼神中满是慈爱与关怀。

这张合影拍摄于红岩村，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这里见证了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承载着许多温暖而感人的故事。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了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同时，这里也是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阵地，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局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邓颖超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女委员会书记，肩负着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任。

而李鹏在育才学校努力学习，在革命的氛围中茁壮成长，这张合影，不仅是两人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后代的关爱与期望，也展现了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的坚定信念。

1945年11月，李鹏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时他已入党，邓颖超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还送他一床延安出的毛毯。

这床毛毯不仅是一份物质上的馈赠，更是邓颖超对李鹏的期望与鼓励的象征，承载着她对李鹏深深的关爱。

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邓颖超已八十高龄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在李鹏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邓颖超总是及时给予他最真挚的关怀和最中肯的建议，这种关怀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从未间断。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的火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下去，李鹏作为革命后代的代表，在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坚定了革命信念。

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激励着后人，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参考资料

文摘报：李鹏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 2014-07-12

新华网：李鹏新书：有人传我是周总理养子 这不正确 2014-06-30

人民网：邓颖超的最后人生：临终前叫"李鹏" 2013-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