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李善德的眼泪

作为一个被权力游戏拨弄和碾压的小官，李善德自然恨过长安，但他其实也“爱”长安，这份“爱”比“恨”来得复杂，更曲折，更难以名状。

文丨范力文

电影《长安的荔枝》的最后一幕中，主人公李善德的眼泪究竟为何而流？

李善德为了转运鲜荔枝，忍辱负重，险些把性命搭上；又在顶撞当朝右相杨国忠之后，落得发配岭南。他见惯了人情冷暖，深知了长安光鲜亮丽背后系统性的溃烂，他蹉跎半生，年华虚度，可为什么到了最后，他最终还要为长安的陷落流下眼泪呢？

他何不像唐末的黄巢那样，仇恨盈门索性横冲直撞，此所谓“内库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如果这样的人世当真不值得生活，而毁灭就变成了另一种公正。但如果情节这样处置，李善德就不是李善德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嗜血的人、一个屠龙少年，李善德必须对得起他的名字，因此，他必须留存正念，这代表他并未被彻底玷污，他的身上必须还有一些尚未被磨灭的东西，所有那些高尚的价值仍在他身上熠熠闪光，尽管那些信念也在时时刻刻遭遇经验的捶打。

李善德终末的悲哭，这个值得探讨的细节，在我看来成就了《长安的荔枝》尾声的点睛之笔。一个基层公务员，一个朴素的理想主义者，这部戏就在讲他宿命的、像是被关在风箱里的仓鼠一样周而复始地工作，他长于计算，因此所有部门的业绩都被他揽下，也正是因为他精通数字，那些有意无意的错账也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所以，李善德的一丝不苟，其实成了另一拨人为官致富的障碍。他的头脑让账上数字变得透明；他的良心又让蝇营狗苟无处遁形。他自以为循规蹈矩，事实上却在挡人财路。这注定将是一桩悲剧的开始——一个好人受害，清白蒙尘的故事。请注意，这并非因为他的善良偶然遇上了歹意，而恰恰是他的善良才招致了歹意；前者或许只是倒霉的天意，后者则昭示着制度的腐烂。

一个九品芝麻官，能够留在京城，担负小家就已然心满意足。说他没有仕途野心显然也不对，但要说他有青云之志也言过其实。更多的是认命——知道自己此生前景有限，没有高枝可攀，没有金主可傍，图一时安稳，了此余生也罢；想往上走，要奴颜婢膝巴结权贵，他做不出也做不好，有些人生来舌灿莲花，也有些人生来不苟言笑。对大部分人而言，事业刚刚起步，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天际线。

李善德总是在做老好人，部门内大包大揽，加班加点不加薪，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人缘不错。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职场安全区，做好分内之事，不越雷池，以为就能得以幸免。而他自以为的生活预期有多稳定，后来遭遇同僚的背叛就有多痛彻。不料，他成为鱼朝恩和杨国忠权斗的牺牲品——唐明皇宠幸杨贵妃，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委托下属务必办到，在此引用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岭南相距长安千万里，而荔枝几日内就会味变。鱼内侍受圣人重托，知道此事没有可能办成，于是将之甩锅给刘署令，刘署令也知此事万难，于是想起本部门内的永动机李善德，想让他承揽担责。

层层推诿，级级下放，官僚同仁之间也各有默契，这些都是不得不学的为官之道和生存法则。而李善德则似乎有一种不明就里的天真，他看似身在公务员系统内，却是实际上的局外人，一些圈子水深似海，多数人难以涉足。这或许也是许多普通人一直以来的苦闷与疑惑——我貌似已然躬身入局，但从某个角度，却又始终像是个局外人；圈子套圈子，永远存在着一个更加核心的圈子需要跻身进入，而不挤进那个圈子，一些核心的机密就无法探知，一些关键的人脉就无法取得，于是永远惴惴不安，可能随时淘汰出局。这有点像卡夫卡的“城堡”，叫人望眼欲穿。

李善德自然恨过长安，他恨这里的盘根错节，盛唐气象背后藏污纳垢，宫殿有多巍峨，人民就有多苦痛。电影里李善德在官僚系统中真正的知己是杜少陵，也就是历史中的杜甫，他同样躬身入局，杜少陵告诉李善德为官的三要诀：“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这就是为什么当鱼内侍和杨国忠提到“锦绣长安”时，李善德怒目圆睁咬牙切齿，“锦绣长安，是谁的锦绣长安？”

然而他其实也“爱”长安，这份“爱”比“恨”来得复杂，更曲折，更难以名状。

就算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毕生所信。因为每个个体都必须为自己庸碌的生活赋予某种意义感，一种可以称之为“生活信念”的东西。一个理想主义士大夫，他自有他安身立命的书生伦理，一种经世救国的宏大情怀。你当然也可以将之刻薄地、犬儒地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钢印，或者一种将职场PUA内化入脑入心的结果。见仁见智。

但我宁愿真诚地对待每个小人物朴素的发愿，对于李善德和他所代表的那些普通人而言：纵使知道宦海沉浮无人清白，纵使看遍了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纵使明白所有的机制规矩都已经堕落得不像样子，所有的面孔都如同笑皮，所有的衣冠底下都是臭肉；但李善德还宁愿去相信，越过台面上所有这些有形的人物，背后还有一个名曰“社稷”、“国家”、“祖宗”的古老神圣的道统，在那个道统里面，还遗存着现世失却的公义。这个道统若在，哪怕周围全是蝇营鼠窃魑魅魍魉，李善德所做的一切仍然是有意义的；还存在着一个形而上学的精神乌托邦能够安放他所有清白的努力。

长安就是这个“道统”的凝缩。在这个唐帝国的首都，太宗曾经望着科举进士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网罗天下人杰，时代的聚光灯灼照，商贾与官宦、帝王与嫔妃，所有的野心、梦想与欲望汇集于此，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开天窗的机会，纵然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只要他们还在长安，就仍然意味着一线渺茫的可能。因此，长安承载着古老的王朝系谱，以及少壮的飞升机遇，这就是“盛唐”——盛唐的意义不止在于它营造了一个恢宏的王朝气象，它也必须意味着一个众生皆可参与的开放性承诺。这也就是为什么林邑奴在跌下悬崖的遗言是：去长安。

看完影片你会发现，长安对于人们而言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具体的地点这么简单了，它变成了一个精神符号一样命运所系的东西，就像公民凯恩死前不停地念叨着“rosebud”（玫瑰花蕊）那样。长安已经变成了盛世中人某种挥之不去的执念。

其间情绪尤为复杂，不可一言以蔽之。林邑奴固然知道他的悲剧正是这盛唐的产物，就像李善德当然也明白自己被这盛唐徒然坑害。然而他们说起长安，依旧心怀敬意，这种敬意像是了一种虚妄的热情。这里有他们的燃情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他们需要一种甚至是虚幻的念想来维系他们精神世界不至于垮塌。

此前主流叙事中对于所谓“盛唐”的描画，很难逃离一种气贯长虹的浪漫主义书写，于是盛唐的骤然中落，则又变成了一种令人扼腕的历史憾事；而《长安的荔枝》其实揭开一层不宜说破的逻辑：其实安史之乱的动荡因子，早已埋藏在所谓盛世的虚相之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故事必须要安排杜甫（杜少陵）的出场，这位王朝由盛转衰时的诗圣，在他的文字中最犀利地揭示了世道中落的秘密。就像陈楚生在片尾曲《庙堂之外》中所唱的那样：“摇摇一挥手，致万乡，致盛唐/致我生如尘，世无双，风一扬”。那些璀璨的盛唐遗迹，榨取自驿站、农田与果园那些庶民的税赋分厘；呈献给贵妃的几枚荔枝，经由每一层级的克扣，落实到地方，就可能意味着一整片荔枝园的隳坏。

右相杨国忠口念心经，煮鹤焚琴，他住在大佛的铜像背后，但却不见悲悯。相较庙堂的伪善，民间秩序却有其朴素的真诚，庄达菲饰演的荔枝园主阿僮、白客饰演的商人苏谅、刘俊谦饰演的林邑奴，他们都在关键时刻助李善德一臂之力。公家面对指令互相推诿，而私营商贾尽管同样逐利，但盗亦有道，像片中一句，“谈钱才最不伤感情了”。你看到他们在荔枝园生起篝火，手舞足蹈，把酒言欢，好像把长安的一切政治任务都抛诸脑后，你可以在其中窥见一种哈耶克“自发秩序”式的经济学范型。

当安禄山终于掀翻牌桌，意味着那个最后的道统信念也宣告破产。那些士大夫献祭自己的精魂维系的价值体系被整个地推倒。李善德坐在重建的岭南荔枝园里，一颗接一颗地吞吃那些荔枝，一年多前，为了将几粒荔枝运送至长安，有人为之倾家荡产、有人为之悲惨赴死。而此时此刻，这些荔枝却像是分文不值。一切对比起来都是如此地荒唐、荒谬、荒蛮。

也正是知晓长安城破时，李善德的那个精神世界才真正崩塌，那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就算举世皆浊，王朝犹在，道统犹在，义理犹在，信仰犹在。可是安史之乱终结了这一切，它标志着这世间再也无人相信。乱世之乱，不只在于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它同时意味着，一套价值秩序的紊乱，再也没有一个观念能够盛放所有人的共识，它变成了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

李善德末了所悲哭的，是他倾尽全力所捍卫的一切的崩溃。他见惯了身边同僚的丑陋，但始终信仰着遥远彼岸的理型，在他的心中有某一个角落还坚信着，盛唐的“巴别塔”有他的一份功绩，一块砖瓦，这足以安放他生命的意义感，为此他可以不辞辛劳，他可以当牛做马。

大鹏通过《长安的荔枝》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喜剧人，更是一位勇敢的电影导演，他能够出色地驾驭复杂的历史题材，而对于细节的把控也值得称道。《长安的荔枝》比之由董润年执导、大鹏担纲主演的前作《年会不能停！》，承袭了近似的“小人物被体制碾压，又靠真实与行动赢得片刻光荣”的叙事骨架，但在肌理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长安的荔枝》显然较之前作有着更大的野心——言说历史，也烛照后世，它或许拥有近年来国产电影中能够见到的最为尖锐的故事内核。

祝贺大鹏，不论票房成绩如何，他拍出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它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更为可贵的是，大鹏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的风格令人想起曾经的周星驰——喜剧的外壳之下是底层人的悲哀，强颜欢笑的外表之下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故作乐观。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标识，沿着自己的道路拾级而上，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挑战。

就像那些荔枝，它红色的表皮是印章批红的颜色，是大明宫墙的颜色，是众生血液的颜色，然而它的果实却是纯净的、没有被沾染泥泞的白色，剥开它的壳，你可以看到李善德金子一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