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演之困：论“西方伪史论”与“二里头夏都说”的方法论共性

“西方伪史论”与“二里头夏都说”在方法论上可谓异曲同工。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缺乏坚实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依赖过度推演而形成的认知。这是我昨天在看唐际根先生不点名驳斥黄河清先生观点后产生的看法。

我不确定，黄河清先生是否为“西方伪史论”的代表学者。然而，在黄先生质疑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古埃及文物真伪之后，对比唐际根先生的解释，无疑唐先生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唐际根先生（图片截屏自头条网站）

我也曾观看过黄先生质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传教士造假的视频。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犯了类似的错误：抓住一点线索进行无限推演，甚至将敦煌文书中有关景教的记载、洛阳出土的景教相关文物，乃至中国境内出土的与早期罗马帝国有关的文物一并质疑。他似乎忽略了，唐宋文献中本身就有关于景教的明确记载。例如，佛教文献《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中即提及景教人员（称其为“大秦波斯僧”）。难道这部佛教文献也是西方传教士伪造的？此外，《唐会要》所载的唐代诏书中亦有相关记载。难道这样的官方古籍也能被轻易伪造？再者，学界普遍认为景教即基督教历史上的异端教派——聂斯托利派。若西方传教士意图造假以宣示其与中国存在悠久联系，为何要选择一个他们眼中的异端教派作为媒介？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黄河清先生视频（图片截自B站）

黄河清先生的主要知识背景在艺术史领域，对考古学知识的掌握可能存在局限，这本身不足为奇。我认同他的出发点：中国学术需要建立自身的话语权，避免被“西方中心论”所主导。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成就，同时清晰辨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若采取不严谨的态度，过度否定一方，反而可能事与愿违。

唐际根先生从文物保护角度对黄河清先生认识的澄清是及时且必要的。但唐先生的批评似乎略显情绪化。知识有其边界，艺术史背景的学者在涉足考古学认知时，可能犯下在考古学者看来极其幼稚、甚至不值一驳的错误。然而，这类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界内部也并非罕见。例如，在夏商研究中，许多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滥用文献以曲解考古学文化历史性质的问题就非常突出。罗泰先生曾指出，99%的考古学家并不擅长文献研究，强调考古学界注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之间的边界，但我国从事夏商考古的学者在此方面却似乎显得过于自信。以二里岗文化的定位为例，郭静云、许宏等学者都注意到二里岗、洹北商城与殷墟文化在考古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并提出：若非受文献记载（即商王朝框架）的引导，完全可能将洹北商城到殷墟文化之间的剧烈转变视为一次改朝换代！

唐际根先生曾将商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商（二里岗）、中商（小双桥+洹北）、晚商（殷墟）三个阶段。若按郭、许的看法，则只有殷墟文化是确凿无疑的“商”文化；所谓“早商”、“中商”被冠以“商”名，很大程度上正是文献引导的结果。唐际根先生曾言，若无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可能失去最正确的解释（见《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三代考古》2004年）。此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隐含另一重风险：过度依赖文献引导，可能导致对考古学文化的解释完全偏离正确方向。因为如果所依据的文献本身晚出，或包含大量误解，考古学解释便难以规避这一风险。换言之，若未经对文献本身的严格考证与处理，就将其与考古学文化直接比附，风险极大。

基于类似的思维模式，唐际根先生曾专文论证二里头“夏都说”，认为其证据链成立（见唐际根《商王朝、夏王朝与上古皇帝》，《美成在久》2019年第4期）。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套用传统的三代（夏商周）线性框架来推定二里头的历史定位是根本行不通的。原因在于，这一推理包含几个未经充分验证的预设：

其一，夏商周三代线性更替的认知是绝对正确的。

其二，夏商周三代的分界点是准确无误的。

其三，关于夏商周三代各自的积年数据是可靠的。
然而，在将二里岗定位为“商”文化、二里头定位为“夏”文化之前，有多少考古学者曾系统深入地探讨过这三条预设的可靠性？迄今为止，笔者未见这方面的系统讨论。

二里头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以三代积年数据为例，目前学界普遍引用的最早数据是所谓《竹书纪年》记载的夏471年、商496年。这一数据的引用最早出现于南朝宋裴骃所著的《史记集解》，年代已在《竹书纪年》出土后200多年。这一记载与《晋书·束皙传》记载的“夏年多殷”（夏代年数多于商代）明显矛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鉴于《竹书纪年》为束皙亲见，不能排除如整理者方诗铭所推测的：现传《竹书纪年》中的夏商年代实为后世注释，并非原文。若再结合束皙“夏年多殷”的论断，则可进一步推断这一注释可能晚于束皙时代。

如此，我们进一步检查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可追溯的最早夏商周系统纪年数据实际出自西汉末年的《三统历》。这样，问题便会随之而来：夏商周三代的这些数据从何而来？是如何被西汉末年的刘歆所得知的，而此前的司马迁却不知道？第一，有可能是口传遗留吗？但了解口述文化传统便知，口述能较准确地记忆世系，却极少关注具体年代数字。第二，有可能是史官记录吗？现有研究表明，具备系统历史纪年意识的记录至少到西周时期才出现。这既为乔治忠和郭静云研究所证实，也与司马迁《史记》所记录的具体时间上限所呼应。

根据笔者研究，最早的夏商年代数据很可能是西汉以降的学者依据“夏主参（实沈）、商主大火（心宿）、周主鹑火”等星宿分野的文献记载套用当时所知的四分历的历法结果推演而成，其可靠性极低。比如，《三统历》记载商有629年，《殷历》所记为458年，《易纬稽览图》记载商有496年（这一数据很可能就是所谓《竹书纪年》的商积年数据来源），这三个数据显然相差悬殊，但其实都是由商主大火推定出来的，只不过，三统历依据的是历法结构是岁星有144年的超辰周期，而《殷历》所依据的是12年一周期的岁星纪年周期，《易纬稽览图》则是继承了三统历的历法结构（光武帝时期，官方曾系统整理谶纬类文献）。

换言之，依据这些并不可靠的夏商周年代框架去推定二里头遗址、二里岗遗址等考古学文化的历史性质，所获得的结果又能有多少可信度？回顾夏文化研究的历程，自2019年以来，有不少学者使用“僵局”、“停滞”、“困境”等负面词汇来描述当前的夏文化探索状态，并非没有缘由。

除了年代学数据方面，上面提到三代研究中的前两项问题，其实也极有讨论的必要，而这些问题均非一般考古学者有能力处理。然后，到现在为止，大量考古学界人士对前面提到的罗泰的忠告似乎都缺乏必要的重视。这对三代研究来说，无疑是很不幸的。基于此，就唐际根先生对黄河清先生的批评，我觉得关键在就事论事，更具体地讲，如果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那就在学术研究层面讨论，是学术科普层面就在学术科普层面讨论，把问题提升到“损害中国人的形象”这样的高度则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