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探颐蜀道剑阁的故县古城‖吴成 张忠仁

探颐蜀道剑阁的故县古城

吴 成 张忠仁

剑阁,这座横亘于四川盆地北缘的古老城邑,自古便是中原与巴蜀的咽喉。其境内的金牛道,作为古代蜀道的主动脉,见证了两千年来王朝更迭与文明交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剑阁故县古城作为蜀道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政区演变史映射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时空逻辑;其鲜明的设置特点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彰显出剑阁在地区政权政治中心的崇高地位。

一、剑阁故县古城的历史更迭

剑阁,古称剑州。当前县域面积3204平方公里。但在历史上,剑阁地域面积更为宽广辽阔,据雍正《剑州志》载,清代剑州地域“东西相距二百四十里,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县境内曾先后设置过“四州七郡十五县”的县以上行政治所的故县古城,具体如下:

(一)故汉德县

汉德县是剑阁历史上首次设立的县级行政单位。据《晋书》记载:“刘备据蜀,分广汉郡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汉寿,并设立汉德县隶属梓潼郡。”《剑阁县志》亦载:“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据蜀时,分广汉郡之葭萌、梓潼、白水、涪县置梓潼郡,并在今剑阁境内新设汉德县,隶属梓潼郡。”由此可见,汉德县的设立标志着剑阁地区行政区划的初步形成。

汉德县治所在地为黄芦城。《元和郡县图志》描述:“汉德故城名黄芦城,在普安县东北四十六里。”《四川通志》补充道:“汉德县在州东北四十五里,元和志一名黄芦城,其城周围百五十步,三面并阻绝涧,唯西南稍平。”根据民间传说,黄芦城遗址可能位于今下寺镇境内的梁门垭。梁门垭地处下寺镇中心村,由两个山包相对形成一个垭口,因当地居民多姓梁而得名。然而,该遗址已不复存在。

1987年,剑阁县文物部门在剑门关镇青树子的坟林嘴、青树梁、掏砖垭一带发现了汉代古城堡及夯土城垣残段,并发掘出汉代古墓群,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文物部门通过对5处遗址的考古发掘,采集了大量文物,推测青树子可能为古汉德县遗址所在地。若此推测成立,则从地理位置上看,青树子的汉德故城处于金牛道、古来苏路、小剑路的交汇处,且靠近剑门关,地势高于剑门关,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按古代城池选址以军事防御为主的惯例,汉德故城与剑门关形成相互呼应的军事体系,成为剑门关军事防守的可靠保障基地。

1987年剑阁剑门关镇青树村出土的汉代吹笙陶俑

据《剑阁县志》记载,东汉末年(217)至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汉德县地域东北接汉寿县(即昭化县),西邻梓潼县,东南界巴郡阆中县,西北连阴平郡、广武县(今江油、平武境)。其辖域大致涵盖今青川县的三郎、黄沙、马鹿一带,以及剑阁县境内的普安、汉阳、剑门、下寺、江口及鹤龄、白龙、开封、柳沟部分地区。至南朝大明年间(457—464),汉德县南部地带被划归新设的南安郡,其辖域大幅缩小。

南齐建元年间(479—482),剑阁地区的绝大部分地域已归属南安郡、扶风郡及侨治的新巴郡管辖,汉德县遂废。汉德县存续时间约为260余年,其设立与废止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迁,对研究剑阁地区乃至整个蜀地的历史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故剑阁县

东晋永和三年(347),剑阁首次以县名形式见诸历史文献。《晋书・地理志》载:“桓温入蜀后…… 于晋寿置剑阁县,属梁州;后孝武帝于梓潼北界设立晋寿郡,同时废除剑阁县。”此次设县,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率军入蜀灭“成汉”之后,分晋寿之地而新置剑阁县。《剑阁县志》对此有更为清晰的记述:东晋永和三年(347),于晋寿县境新置剑阁县,与汉德县同属梓潼郡,一直延续至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废县,存在44年之久。

东晋时期,剑阁县治位于今剑阁县下寺镇大仓坝,因背靠小剑山,故而又被称为“小剑故城”。南朝梁时,此地南部的剑溪口曾设有小剑戍,相传这一戍所为三国时期诸葛亮所置。大仓坝地势开阔,金牛道穿境而过,据传诸葛亮北伐时在此设粮仓囤积军粮,此后,这里便成为历代重要的驻军屯粮之地。其南侧两河口是大小剑溪的交汇点,即剑溪口,具有“明守大剑、暗守小剑”的战略意义,军事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由于东晋剑阁县存在的时间较短,其具体的辖域范围尚待进一步考证,相关遗址遗迹也未在当今留存下来。

(三)故普安县・剑州

故普安县,亦称剑州古城,其历史可追溯至1560余年前。作为剑阁境内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著名山城,它不仅是剑阁古代政治权力的核心,也是经济与文化的重要中心。

剑阁古城剑州古城(位于今剑阁县普安镇)

故普安县治位于今剑阁县中部偏北的普安镇。据史志记载,夏商时期,普安属梁州之域;西周时归雍州管辖。春秋时期,此地为巴国领土,至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则归属蜀国。秦朝时,普安属蜀郡葭萌县范围;西汉时期划归广汉郡梓潼县。《读史方舆纪要》载:“普安废县今州治,汉梓潼县地。”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该地成为益州梓潼郡汉德县辖域的一部分。两晋至南朝初期,普安仍隶属汉德县。

南朝元嘉年间(424—453),为避战乱,甘肃陇西等地流民大量迁入剑境,因此从汉德县划出部分地域侨置南安郡,具体治所位置不详,但推测可能位于普安一带,亦有设于下寺、剑门等地之说。

南朝大明年间(457—464),南安郡由侨治转为实郡,统辖南安、白水、华阳、梓潼四县,其辖域涵盖今日剑阁县大部分地区以及梓潼县城西北部。此时,南安郡与南安县同治于今普安镇,标志着“在汉阳山南麓临闻溪河的坡地上垒土筑垣,建立城池”的开端(《剑阁县志》)。这一举措开启了普安的建城史,并初步构建了古城布局的基础形态,从而揭开了普安历史新纪元。

南齐沿袭前制,未作改动。南梁天监二年(503),剑境内设南梁州,南安郡县隶属其中,且州、郡、县治皆设于普安。至梁末,武陵王占据蜀地称帝(552),改南梁州为安州,南安郡县随之纳入安州版图,治所位置保持不变。

北朝西魏废帝三年(554),安州更名为始州;同时因西魏统一蜀川,达到普天一统皆安定之意,南安郡县遂被更名普安郡、普安县。《四川通志》载:“萧齐置南安县为郡治所……西魏废帝三年改郡县俱曰普安。”自此,“普安”之名正式确立,并延续至今。始州、普安郡、普安县三者同治于普安镇。

隋开皇三年(583),废除郡制,实行州县两级行政制度,始州统领普安、永归、黄安、武连、胡原(后更名为临津)、安寿(即梓潼县)、阴平七县。大业三年(607),始州更名为普安郡,普安县归属其下,州(郡)与县治所均设于普安镇。

唐武德元年(618),普安复称始州。先天二年(713),始州更名为剑州,剑州之称由此沿袭逾千年,因而有“剑阁古称剑州”之说。剑州统辖普安、黄安、武连、梓潼、阴平、临津、永归、剑门八县,普安镇既是剑州(普安郡)治所,又是普安县治所在地,民间常以剑州城称呼普安县城。经隋唐两代修缮扩展,至唐贞观年间,普安城已初具规模,成为金牛道上的重要军州重镇。同时,普安设置驿站,名为剑州驿。

北宋乾德三年(965),普安县隶属于剑州普安军。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剑州统领普安(临津并入普安)、普成、武连、梓潼、阴平、剑门(永归并入剑门)六县,军、州及普安县治所同设于普安镇。宋朝时期,普安继续保留剑州驿,延至明清时期。南宋隆兴二年(1164),剑州升格为普安军节度使;绍熙元年(1190),再次升格为隆庆府,普安县隶属其下。《宋史·地理志五》载:“隆兴二年,以孝宗潜邸升普安军节度。绍熙元年,升府。”隆庆府的级别和职权达到空前高度。然而,自端平三年(1236)至淳祐年间(1241—1252),蒙古军队沿蜀道攻蜀,隆庆府屡遭侵袭,宝祐三年(1255),隆庆府及普安县治被迫迁往苦竹城(即苦竹隘)。宝祐六年(1258)十月,苦竹城陷落于蒙古军,隆庆府遂落入元蒙统治之下。

元至二十年(1283),隆庆府更名为剑州,统辖普安(普成、剑门二县并入普安)、梓潼(武连并入梓潼)两县,阴平县因宋末战乱荒废而废除。

明朝洪武六年(1373),普安县并入剑州,《四川通志》云:“普安,明洪武中省入州。”此后,普安县不再恢复建置,其文脉传承由剑州延续。洪武十三年(1380)后,剑州统辖梓潼、江油二县。嘉靖四十五年(1566),江油县划归龙州,剑州仅剩梓潼一县,州治依旧设于普安镇。明代历经三次大规模修建剑州城,尤以正德年间知州李璧主持的大规模拓修最为显著,奠定了现代剑州城的基本格局。

清雍正五年(1727),梓潼县划归绵州,剑州不再统县,成为单州,治所未变。

中华民国元年(1912),剑州下辖剑门、武连两个分州。民国二年(1913),剑州改称剑阁县,下设武连、剑门两个分县。次年,剑门、武连分县废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在剑州城(又称剑阁城)设立剑阁专员公署,管辖剑阁、昭化、广元、阆中、江油、彰明、平武、北川、苍溪等九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青川、旺苍两县划归剑阁专署,管辖范围扩大至十一县,普安古城因此跃升为川北地区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安继续作为剑阁县治所。2003年9月,鉴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等因素限制,剑阁县治所迁至下寺镇。至此,普安镇完成了作为郡、州、府、专署及县治的历史使命,转型为剑阁县下属的一级独立建制镇。

尽管今日剑州古城已非剑阁县治所,但其作为剑州文脉的发源地、剑州文化的摇篮以及剑阁文明的重要源头的地位未曾改变。县治迁移反而为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成为剑阁人民传承弘扬古城文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与持续力量源泉。

(四)故普成县

普成县治所位于今剑阁县王河镇。其地初设为华阳县,后历经梁安、黄安等多次更名,其中以黄安与普成名声最显。《读史方舆纪要》载:“黄安废县,在州西南百四十里。本梓潼县地,南朝宋侨置华阳县,属南安郡;梁改称梁安;西魏易为黄安,并置黄原郡治于此。隋开皇初年,黄原郡废,黄安县隶始州;唐时属剑州。至唐末,更名为普成县,宋代沿袭,元代废省。”《元和郡县图志》亦载:“黄安,中下,北距州一百四十里。汉梓潼县地,南朝宋于此置华阳县,属南安郡。”此外,《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史籍对黄安县的设置与演变均有提及,但细节不尽相同。

剑阁故县普成县遗址(位于今剑阁县王河镇南华社区)

综合史料分析,普成故县沿革如下:

王河之地自古为梓潼县辖域。南朝宋元嘉初年(424—453),因陕西华阳一带流民大量迁入,遂在王河境内侨置华阳县。大明年间(457—464),侨置县改为实县,并改属益州南安郡,华阳县正式划归剑地。其治所在今王河镇南四十里(具体位置待考),辖境涵盖今元山片区及梓潼仁和、大兴、宝石、二洞等地,以及盐亭北部部分地区。南齐沿袭不变。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改华阳县为梁安县,属南梁州南安郡。梁末,武陵王据蜀称帝(552年),改南梁州为安州,梁安县隶属安州南安郡。

西魏废帝三年(554年),安州改称始州,梁安县亦易名为黄安县,并于黄安新置黄原郡,辖梁安县与茂陵县(由辅剑郡改隶),同属始州。黄原郡与梁安县治所皆设于王河之南。

隋代仍称黄安县。开皇三年(583),黄原郡废,县治迁至今王河镇南二里许,隶属始州。大业三年(607),黄安县为普安郡属县。

唐代继续置黄安县。先天二年(713),改隶剑南道节度使剑州;乾元元年(758),复隶东川节度使剑州。唐末,改黄安县为普成县。“普成”之名源于晋代真人李普成,其曾于王河驾鹤山紫霄观修道。清同治《剑州志》云:“李普成,晋人,练形于剑州南山,与其弟普露、普济白日飞升,普成县因此得名。”五代时期,普成县属昭武军节度使剑州。

宋代,普成县先后隶于剑州、普安军、普安军节度及隆庆府。《元丰九域志》载:“普成,中下,州东南一百四十二里。八乡,五镇:丰饶、马迎、长兴、茆城、香城。有柘溪。”可见其地域广阔。

元至元二十年(1283),普成县裁撤并入普安县,属保宁府剑州,此后不再复置。从最初侨置华阳县起,至普成县废止,王河地区设县治所840余年,其间还曾设立黄原郡,以“普成”为名的时间长达400年。

普成县地处金牛道附近,历史悠久,文教昌盛。据载,宋代普成县进士达11人,贡士1人,孕育了黄裳、陈概、王省、何元宝、鲜于天一等历史文化名人。清代,此地又涌现出嘉玉振、卫杰等耕读世家。民国时期,书法大家何寅生亦诞生于此。普成故县名胜古迹众多,如集瑞堂、兼山墓、文庙、旧县署、洁白堂、紫霄观、怀素草书碑、玉虚观、梓潼宫、贞节牌坊等,惜均已不存。此外,该地物产丰富,集市繁荣,清同治时期为剑州四十八场之一,是剑阁西南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五)故永归县

永归县设立于南朝刘宋时期,其治所位于今剑阁县店子镇大河村汞家坝。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永归,中下等县。西北距州五十三里。本为汉梓潼县属地,南朝宋时于此置白水县,北周闵帝改名为永归县。”另见《读史方舆纪要》:“永归废县,在州东南六十里。南朝萧齐侨置白水县,属南安郡;西魏更名为永归县,隋唐隶始州与剑州。至宋初被废省,今称永归坝。”

南朝宋大明年间(457—464),以梓潼县部分区域为基础,在今店子镇汞家坝(又称汞归坝、永归坝)设置白水县,隶属益州南安郡。其辖域涵盖今剑阁县东部鹤龄、杨村、樵店、羊岭、锦屏、木马、柏垭等乡镇,并包括昭化区、苍溪县及阆中市的部分邻近地区。南齐沿袭旧制,至南梁时期虽仍维持原辖域,但改隶南梁州南安郡。梁末归属安州南安郡。

西魏废帝三年(554),白水县更名为永归县,治所与辖域均未变更,隶始州普安郡。北周承袭不变。隋开皇三年(583),废除郡制后,永归县直属始州;大业三年(607),始州改为普安郡,永归县随之隶于普安郡。

唐武德元年(618),普安郡复名始州,永归县依旧隶属之。先天二年(713),改隶剑州。五代十国时期,永归县先后隶属前蜀、后唐与后蜀,皆隶剑州。

北宋乾德三年(965),设剑州普安军,永归县隶属其中。乾德五年(967),永归县被废并入剑门县,此后不再复置。

永归县治遗址坐落于汞水河畔,该河为嘉陵江重要支流之一。距剑州城约五十里之店子口,与后来的剑阆古道相连,水陆交通便利。据传,大河村后坝场曾为古白水县与永归县城内的重要交易市场,声名远播。明清时期,集市迁至北侧店子口,因临近古驿道且客商往来频繁,商业渐兴,至清雍正年间发展为剑州著名场镇。

从白水县至永归县,建制存续逾五百年,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然因受亭子坝水利工程建设影响,汞家坝一带古城遗址遗迹淹没于水中,但民间还有诸多精彩故事与传说在流传。

(六)故武连县

武连县故址位于今剑阁县武连镇南五里,老武功桥附近。据《四川通志》载:“武连县在州西南八十里。《元和志》载:本梓潼县地。南朝宋元嘉年间于县南五里侨立武都郡及下辨县。”《太平寰宇记》亦云:“武连县,西八十三里。旧十三乡,今七乡。汉为梓潼县地,宋于此置武都郡,并设下辨县,后改下辨为武功县。北魏废帝二年更名武连县。”

剑阁故县武连县遗址(位于今剑阁县武连镇)

武连县沿革为: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侨治武都郡及其所领武都、下辨两县(郡县同治于今武连南老武功桥处),另设茂陵县(位于今梓潼县演武乡上亭铺)。《大清一统志》载,元嘉二十九年(452),“以武都流人安置于下辨县”,武都郡遂成实郡。其辖域为:武都、下辨两县统辖今武连、柳沟、开封、东宝、云集等地;茂陵县则辖今梓潼县演武、马鸣、马迎、上亭、建兴、复兴及剑阁县马灯、碗泉、公店等地。至此,剑阁境内形成汉德县、南安郡与武都郡“三驾马车”并存的局面,另有侨治的新巴郡(治于今青川县马鹿坝)。

南齐时期(479—502),武都郡改名为扶风郡,武都县、下辨县更名为武功县,扶风郡领武功、茂陵、华阴(治于今开封镇境)三县,兼寄治汉阳、略阳、安定三县。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扶风郡更名为辅剑郡,领武功县、茂陵县两县,先后隶属南梁州、东益州与安州。此间华阴县废止。

西魏废帝三年(554),辅剑郡更名为安都郡,武功县更名为武连县。安都郡仅领武连一县,仍隶始州,郡县治地未变。茂陵县改属黄原郡,后废。北周时期(557—581),安都郡领武连县与胡原县(治于香沉,由巴西郡划入),仍隶始州。

隋开皇三年(583),废郡制,武连县成为始州领县。大业九年(613),县治迁至今武连场。

唐宋时期,武连县为剑州领县。元泰定年间(1324—1328),裁撤武连县并入梓潼县,置武连驿。梓潼县为剑州领县。明代沿袭。

清雍正五年(1727),武连随梓潼县划归绵州,仍设武连驿。乾隆三十五年(1770),武连驿复隶剑州。

民国元年(1912),设武连分州,属剑州。民国二年(1913),改设武连分县,属剑阁县。民国三年(1914),废武连分县,武连场属明德团,隶剑阁县。

故武连县位于金牛道上,地理位置重要。自南朝宋至民国初年,一直设有郡县、分州、分县或驿站等行政与军事机构。武连之名源于蜀汉屯垦。据传诸葛亮在此地及开封、阴平、马角、白龙、阆中等地设立屯将,开展屯田,与民耕作,生产粮食,支援前线。因武连地处蜀道要冲,诸葛亮以此为中心设武连屯,联袂各屯。相传武功老桥为诸葛亮北伐所修,且武连坡曾屯兵操练,留下诸多传说与故事。

武连人文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丰富。据传,武连为魏徵故里,元代废县时曾改武连县学为文贞书院。武连科举兴盛,人才辈出,仅“宋绍兴十四年(1144)武连进士题名碑”便有进士14人。古时武连县城规模较大,建筑风格独特,城内外有觉苑寺、武侯祠堂、仓颉庙、文庙、火神庙、三皇宫及武功桥等建筑,留存“文贞故里”碑、郭璞县路谶石刻及《陆放翁诗碑》等历代诗文碑刻与题刻。以武连为题的名家古诗文逾百首(篇)。同时,武连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正如张政《武连驿栅门联》所言:“千万古不改溪山,是秦蜀通衢,晋唐旧县;数百家自成村落,愿文贞再出,诸葛重来。”

(七)故临津县

临津县治所先后设于香沉与白龙两地。据《读史方舆纪要》载:“临津废县,在州南二百二十里,梁置胡原县。”即南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于巴西郡阆中地境新置胡原县,其治所在今香沉镇群英村,隶属南梁北巴州。至北周(557—581),胡原县改属安都郡(郡治武连南),县治仍位于香沉,辖域涵盖今香沉、羊岭、锦屏、公兴、白龙等地,自此划归剑地管辖。隋开皇七年(587),胡原县更名为临津县,《太平寰宇记》称其因俯临津水而得名,先属始州,后隶普安郡。

剑阁故县临津县遗址(位于今剑阁县香沉镇群英村)

唐乾元元年(758),临津县迁治于白龙镇,隶属剑州;五代沿袭之。北宋熙宁五年(1072),临津县被废为浆池镇,并入普安县,仍隶剑州。浆池以其岩石壁下的一口天然古井闻名,井水冬温夏凉,四季清澈,泉水汩汩如玉浆,且常年水位不变,久用不竭。井中生有一棵大树,光照时映射五色光华,遂名“玉液琼浆池”,简称“浆池”。此后,以“浆池”作为废临津县为镇之名。明代于此设浆池屯,后改称白龙,相传其名源于白龙庙。《剑阁县续志》载:“《舆地纪胜》谓:废为浆池镇。明永乐年间,八姓屯田于浆池侧,立廛交易,即今白龙庙,在县南一百里。”据考,浆池原址位于今白龙青丰社区程家湾,现已无存。附近曾设有龙爪驿,后废。

故临津县先后位于剑阁东南部边陲及中南部地区,地处剑阆道旁,地理位置重要,素为剑地的重要粮仓和文化名区。前期县治位于香沉坝,故址在香沉群英村王家河,此地曾存有刻“临津”二字的石碑,后毁。现存遗址包括县坝头(古临津县衙门所在地)、大堂包(传为临津衙门旧址)、学坪角(古临津县学堂所在地)、吊马坪(古代训练战马场地)、毡屋头(古代军营存放毡子之处)等。香沉场尚存建于元代的香沉寺,为四川省仅存的十余栋元代建筑之一,文物价值极高,香沉之名或源于此寺。

后期临津县治迁至白龙场,此地地势开阔,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市场繁荣。古迹有陕西会馆、广东会馆、文昌宫(又称青龙庙)、公输桥、火神庙等建筑。古剑阆道临津段设有古楼铺、小垭子铺、文林铺、罐儿铺等站铺。白龙花灯、纸偶、山歌等民俗文化远近闻名。

(八)故剑门县

剑门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蜀地,秦代归入蜀郡,汉代则属广汉郡葭萌县。至蜀汉时期,该地划入汉德县范围,诸葛亮在此设立剑门,并派驻阁尉驻守,同时修筑了绵延三十里的剑阁道。东晋永和三年(347),于剑境大仓坝增设剑阁县,剑门地区由此改隶剑阁县。然而,晋太元十五年(390)剑阁县被废除后,其重新归属汉德县。南齐时期汉德县被废止,剑门遂隶属南安郡之南安县。随着南安郡的多次更名,剑门先后归属于南梁州、安州之南安郡以及始州之普安郡普安县。南梁时,剑门设置了方期驿,“但尚未设关”。隋朝时期,该地仍隶属于普安郡普安县。

唐代武周圣历二年(699),剑门正式置县。《旧唐书》载:“剑门县,圣历二年分普安、永归、阴平三县之地,于方期驿城设立剑门县。县界有大剑山,即梁山;其北三十里处有小剑山。大剑山上有剑阁道,行至剑处约三十里,此地为张载刻铭之处。剑山东西延伸二百三十一里。”《方舆胜览》亦称,唐代设置剑门县,并于此初置剑门关。此外,唐代还设有大剑戍与小剑镇。五代时期,董璋派兵扼守剑门关,构筑七寨。由此可见,剑门县创立于唐圣历二年(699),初属始州,先天二年(713)起转隶剑州。县治最初位于方期驿旧址(今剑门场以北,该驿站建于唐代之前)。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县治先设于下寺镇境内或剑门关以北,直至北宋初期才迁至剑门关镇。随后,“唐代又于剑门关设立关卡”,首度建立行政机构并配置职官。据文献记载,当时在县署附近重建大剑戍(南梁时期曾在此设戍),并新置大剑镇(具军事性质,宋初废止)。

五代时期,剑门县先后为前蜀、后唐、后蜀所辖,隶属关系未变。宋代继续保留剑门县建制。北宋乾德五年(967),裁撤永归县并入剑门县。景德二年(1005),剑门县改属剑门关都监,次年剑门关直属京师,知县与关都监共同管理关务。熙宁五年(1072),关、县分开治理,剑门关与剑门县同隶剑州。元符三年(1100),朝廷敕令剑门县统管剑门关事务。南宋绍熙元年(1190),剑门县归属隆庆府。

剑门县早期辖域涵盖今剑阁县北部,包括青川竹园、马鹿及下寺、上寺等地;北宋乾德五年后扩展至剑阁县北部与东部区域。

元朝初年,剑门县仍存。至元二十年(1283),剑门县被废止并入普安县,属剑州,元末剑门关亦被废止。明洪武六年(1373),普安县并入剑州,自此剑门地区由剑州直辖。洪武六年,重立剑门关,洪武末年废关为驿。清代在剑门镇设驿丞。民国元年(1912)设立剑门分州,民国二年(1913)改设剑门分县,翌年废止分县,直接归剑阁县管辖。

剑门设县历时较长,其自然生态独特,人文景观丰富,传说故事众多,诗文辞赋荟萃,历史上发生过诸多重大事件,堪称蜀道上的军事要塞、重镇与显地。正因如此,历代剑门关的政权机构设置,始终与“关”“戍”“镇”“驿”等军事机构相伴而行,围绕护卫四川北大门这一核心目标展开运作;政权的核心依托军事力量,在维护社会治安与保障军队粮秣辎重供给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如今,作为昔日剑门县治所,剑门关镇依然是川北最具盛名的历史文化古镇之一。在蜀道文旅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剑门关镇勇立潮头,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九)故梓潼城

梓潼县建县筑城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余年前,其间历经多次县治迁移与城池修筑。据《梓潼县志》载:“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秦朝在蜀地推行郡县制,置蜀郡,并划分三十一县,梓潼县由此设立,隶属于秦国蜀郡。”此外,亦有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刘邦所置、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刘彻所置的两种说法。其初治所在连枝坝(今梓潼文昌镇境内),此地为梓潼县最早的城池。关于“梓潼”一名的由来,一说源于古“梓潼(民族部落)国”之称谓;另一说则见于《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因其“东倚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分广汉郡立梓潼郡,梓潼县属之,晋代沿袭此制。约至东汉末蜀汉初,县治迁至牟家坝(今文昌镇境内)。据载,西魏废帝三年(554),于牟家坝置潼川郡(又名东川郡),并将县治移至郡南三十里的稷连(今石牛镇),同时改名为安寿县,隶属始州,自此纳入剑地辖域。隋开皇三年(583),潼川郡被废除,安寿县治复迁回牟家坝,隶属普安郡。大业三年(607),安寿县恢复原名梓潼。唐、五代、两宋及元朝期间,梓潼县均属剑州。元泰定年间(1325),武连县并入梓潼县。

因元末战乱致使城池毁坏,明代遂在距牟家坝不远的东坝与西坝交界处重新高规格修建梓潼县城,该布局延续至今。原名为城关镇,1992年更名为文昌镇。自明代至清初,梓潼县仍属剑州。清雍正五年(1727),梓潼县改隶绵州。作为剑州领县之一,梓潼县归属剑地长达1170余年。

历史上,梓潼曾五度成为郡治,并在其境内设置多个县级行政机构。最早的梓潼县至少存在四处城池遗址,充分彰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历史的悠久性。目前,连枝坝、牟家坝、稷连古城仅存遗址,而明代重建的梓潼城逐步演变为梓潼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作为古金牛道上的重要节点,梓潼县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包括蜀道文化、汉唐文化、三国文化、文昌文化以及“两弹城”红色文化等,这些文化元素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梓潼与剑阁山水相连,“世界奇观”翠云廊西抵梓潼七曲山大庙,成为两地不可分割的历史见证。在剑州诸多领县中,梓潼是唯一得以保存至今的县级行政机构,现为绵阳市属县。

(十)故苦竹城

苦竹城,位于剑门关西的苦竹隘(亦名苦竹寨、苦竹崖,今称朱家寨)。据史志记载,苦竹隘坐落于小剑山顶,山形呈四棱状,四周断崖绝壁,前临深壑,仅有一道孤门可通行,地势极为险要,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南宋时期,为抵御元蒙入侵,隆庆府依托此地天然绝壁修筑城池,凭借地形优势御敌,并将隆庆府衙及普安县署迁至山城内。由此,苦竹城成为抗击元军的“蜀中八柱”之一。《大清一统志》亦有记载:“宋末置戍于此。”

历史文献表明,南宋末年,蒙古骑兵突破宋军设置的三道防线:外三关(皂郊堡、黄牛堡、大散关)、五州(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天水军)以及内三关(仙人关、武休关、七方关),沿蜀道与嘉陵江直逼四川盆地,宋军对蜀道的控制权基本丧失。淳祐二年(1242),南宋名将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借鉴巴蜀先民结寨守御的经验,提出“议弃平土”的战略,在运山(今南充蓬安)、大获(今广元苍溪)、钓鱼(今重庆合川)、白帝(今重庆奉节)、云顶(今成都金堂)、得汉(今巴中通江)、青居(今南充高坪)及苦竹等地构筑堡垒,号称“八柱”,形成了一道无需主动出击即可自守的军事防线。这一防线在蜀道南段起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关键作用。其中,苦竹隘作为川北门户,距剑门关仅3.8公里,二者互为掎角,共同构成扼守金牛道入蜀通道的重要关隘。小剑山顶部北高南低,周长约3500米,面积约0.96平方千米,四周绝壁高悬,崖壁高达数十米,形成了天然的城墙,是理想的防守堡垒。

据历史文献记载,后唐川东节度使董璋修建“剑门七寨”(包括老鸦寨、东山寨、雷霆寨、梁家寨、朱家寨、研石寨与鸡心寨),构建起古代战争时代剑门关区域完整的立体军事防御体系。因此早在端平三年(1236),南宋军队在苦竹隘构筑防御蒙古军的临时据点时,已有一定基础。根据余玠的战略部署,隆庆府对苦竹寨进行了全面增修,布兵遣将,逐步转移物资和人员,并做好随时迁移府治于山顶的准备,使其成为金牛道蜀口节点上兼具军事与行政功能的坚固城堡。同时,还在剑门境内青虚山等处修筑山寨,以作长期抗战之用。

宝祐二年(1254),镇守苦竹寨的南宋将领南永忠举城降蒙,致使苦竹寨被蒙古军占领。次年(1255),宋将兼隆庆府知府段云鉴收复苦竹隘,对寨城进行整修,增建城门,进一步加固城防。同年,隆庆府和普安县治所迁至苦竹寨。

宝祐六年(1258),元宪宗蒙哥汗亲率大军围攻苦竹隘。宋军凭借天险顽强抵抗,坚守不降,但久攻不下后,蒙军施以间谍计,买通宋裨将赵仲窃献东南门(《元史》称东门,即卷洞门),最终夺取寨口,苦竹隘陷落并遭屠城。《宋史》载:“宝祐六年十月,蒙古蒙哥汗率兵渡白水,攻剑门,拔苦竹寨,守将杨立、张实战死。”随后,蒙军继续围攻剑门山区另一重要关隘长宁山。

苦竹隘之战,实为宋蒙双方争夺金牛道控制权的最后一役。蒙军取胜后,沿嘉陵江而下,相继攻陷大获、运山、青居等宋军山城及米仓道沿线堡垒。自此,宋军彻底失去对蜀道的控制权,加速了巴蜀地区的沦陷,最终导致南宋灭亡。

现今,苦竹城部分遗迹保存较好,包括一座城门、一处哨所、一条道路及六幅题刻,均集中于城门附近。城门即城东南侧山腰近山顶处的“卷洞门”,系在天然石缝基础上人工拓宽加工而成,主体为拱券形,由条石垒砌,高约2米,宽1.5米;门洞高1.71米,宽0.96米,进深1.65米,上方阴刻楷书:“宝祐乙卯七月吉日武功大夫右饶卫将军知隆庆府事节制屯戍军马任责措置捍御段元鉴创建。”此外,还有明代知州李璧、高任重等人留下的唱咏题诗,另有一则题刻年代不明。该城门与其他现存南宋山城城门相比规模最小,但因其左倚绝壁,右临巨石,上接虎口,下凭悬崖,控扼入城唯一通道,气势非凡。遗址地层中还发现大量宋元以来的瓦砾、陶片及明清青花瓷器残片,表明苦竹隘在宋代后仍被多次利用。推测南宋历时近20年修筑的苦竹城,地下应埋藏众多文物。如今,面对神秘而魅力十足的苦竹城旧址,人们不禁感慨其承载的悲壮历史记忆。2019年,苦竹隘遗址被列为四川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以上故县古城外,剑阁历史上尚存故华阴县、故阴平县、故始平郡、故茂陵县、故晋安县等故县古城。

故华阴县:位于今剑阁县开封镇境内。据《剑阁县志》载,南朝齐(479—502)时期,“改武都为扶风郡,辖武功(原武都、下辨县更名)、茂陵、华阴(今开封镇境)三县,并寄治汉阳、略阳、安定三县。”至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因剑阁新设南梁州,华阴县被废除。由此可知,华阴县存续时间较短,其具体治所位置尚待考证。

故阴平县:治所在今江油市小溪坝镇阴平村。《剑阁县志》载,隋开皇三年(583),阴平县由龙州划归始州(即剑州)管辖。此后,历经隋、唐、五代及宋,共约670余年隶属于剑州地区。南宋开庆元年(1259)后,因战乱而荒废。在改属始州之前,阴平县与阴平郡的治地和辖区多次变更。《四川通志》称:“阴平县位于梓潼县西北一百六十里,汉代置县。阴平共有四处,此为梁州北部之阴平。晋时被氐族占据。梁天监十四年(515),北魏侵蜀,蜀将任太洪自阴平入魏晋寿以诱敌,氐羌断绝魏军退路。次年,将军王光昭于阴平与魏军交战即在此地。后魏改设龙州,西魏置郡为阴平,县为龙安。隋初废县,后复改为阴平县,属普安郡。唐代属剑州,宋代沿袭,元代废除。”《大清一统志》亦记述,阴平县于“宋末废”。

故始平郡:侨置于今下寺镇境内。《南齐书·川郡志》载,南齐时期,在下寺镇侨治始平獠郡,北魏更名为始平郡。萧梁时期,始平郡从下寺镇迁出,移治至三台县北花园乡。始平郡在下寺镇的具体治地尚未明确。

故晋安县:治址位于今剑阁县江口镇,东晋时设立,隋代改为葭萌县,元初并入昭化县。然而,这一说法仍存在争议,需进一步考证。

故茂陵县:相关内容已在“故武连县”与“故普成县”部分有所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剑阁故县古城的设置特点释析

剑阁故县古城的设置与演变,深刻反映了古代政治、军事、交通和经济的综合影响,总体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依国家政局变化而设

剑阁故县古城的设立与调整,紧密顺应国家政治需求,既是朝廷政治统治的落脚点,也是经济发展的示范点。东汉末年置汉德县,东晋时设剑阁县,南北朝时期相继设立南安郡、武都郡等郡县,隋朝始州统领七县,唐代剑州领八县,北宋熙宁五年(1072)后剑州领六县,南宋升剑州为隆庆府仍领六县,明代剑州仅领二县。这些行政区划的调整,均是基于当时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及迫切需求而作出的。适时择地设县筑城,是朝廷维护以蜀道为主轴的川北重地——剑境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非战争时期,置县筑城的作用尤为突出,故县古城成为朝廷政治统治的重要依托。

(二)依地理环境布局而设

政权机构的设置与政区划分,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古代设置郡县讲究依山傍水,尤其是择水而置。剑阁境内的政区划分往往依据地理环境进行,或以河流为界,或以山脉为界。剑阁共有三列山脉,均发源于五子山:北部为剑门山脉,逶迤连绵,七十二峰高耸入云;中部山脉经盐店、龙源、金仙入南部阆中境;西部山脉经江油、云集于漏风垭,入剑阁东宝、尖子山、武连、瓦子垭,再分入梓潼南部盐亭。剑阁境内的主要河流包括北部的清江河、东部的闻溪河与嘉陵江、西部的西河以及东南部的店子河与白龙河。历史上,剑阁境内的故县古城正是沿这些山脉与河流分布而设置,并通过蜀道和河流将其联系起来,便于统治者对剑境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控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政权稳定。

有意思的是,剑阁故县古城的设置与分布,集中于剑阁境内经济最繁荣的区域。金牛道上的汉德县、剑阁县、剑州、武连县、普成县、华阴县等,分别横跨清江河、大小剑溪、闻溪河、西河;剑阆道上的永归县、临津县,则位于店子河(又称汞水)、白龙河(又称临津河)及嘉陵江水道旁。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土地富饶,经济文化交流活跃,县城自然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既可为区域内农副产品提供内循环渠道,又能为区域间经贸交流创造良好互动条件,加速外循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故县古城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枢和示范点,还具有较强的辐射与引领作用。时至今日,尽管这些地方的县级行政机构因种种原因早已不存,但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依然被保留下来,仍然是现代剑阁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地方。所谓“一元二开三白龙”“一元二开三金仙”等民谣,正是对此现象的最佳诠释。

(三)依军事防御需要而设

在国家稳定时期,政区设置往往持续时间较长;而在战乱频繁、政局动荡之际,则更替变化较快。剑阁地处金牛道核心区域与关键节点,剑门关作为蜀道绝险的最重要标志,不仅是金牛道必经的关键隘口和命门,更是承担繁重军事防御任务的重要枢纽。因此,其县治选址及筑城规划尤为考究。一方面,古代郡县设置与城池构筑的原则首先强调军事功能,即行政机构的布局必须服务于区域战略防御,满足当地军事防卫、作战保障及战守需求;另一方面,还需兼顾国家整体军事战略的实施,服务于全局军事斗争需要。如,汉德县城设于青树子,与剑门关形成掎角之势,不仅增强了对汉德县境尤其是剑门关的军事防御能力,还对金牛道的整体控制具有重要军事意义。东晋时期,剑阁县设立于大小剑溪交汇处的大仓坝,这一选址对支持剑门关的防守及有效控制小剑路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同样,南朝宋大明年间在普安设置南安郡县并构筑城池,其首要目的仍是围绕剑门关与金牛道的军事需求展开。剑阁境内多次出现的废县、并县以及县治迁移现象,无不与政治、交通特别是军事需要密切相关。正如前述,古代县域辖域较小,但在征粮、征兵、征税及劳役摊派等方面更为高效,朝廷旨令能迅速传递至基层百姓,从而为战争提供及时有力的支持。由此可见,郡县规模虽小,却有其独特优势。

与其他地区类似,在国家政局稳定时,剑阁境内的州、郡、县存续时间较长,如蜀汉及唐、宋、明等朝代的故县便是如此,这对朝廷的政治统治、军事斗争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均大有裨益。相反,在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休的南北朝时期,剑阁境内政区设置兴废无常,侨实杂置,隶属关系多变,先后设置四州七郡十五县(含同名州郡更名情况),许多郡县存续时间极短(如置于开封境内的华阴县仅存在约20年)。战争无疑是导致这些政区兴废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因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而引发的众多州、郡、县的设置与变更,却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扩展了剑阁地域范围,奠定了该地区辖区规模较大、行政机构多点高配的基本格局。

(四)依金牛蜀道走向而设

剑阁故县古城大多沿金牛道及其支线剑阆道分布。尽管剑阁境内郡县的设置与政区划分受山脉、河流等地形走向的影响,但最根本的依据仍是古蜀道的走向及其辐射范围。这些故县古城与官驿大道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汉德县、东晋剑阁县、剑门县、普安县(剑州)、武连县、梓潼县、茂陵县及侨治的始平郡,均位于金牛道上;普成县与华阴县可沿西河上行抵达武连进入金牛道,同时普成县亦可经土门、碗泉至梓潼演武上金牛道,或经八庙垭、七里扁、马迎寺、铁匠河至梓潼再入金牛道;华阴县也可经碗泉至演武上金牛道;古阴平县可从小溪坝向东经江油河口镇达东宝(今剑阁县辖镇),进而通过秀钟至垂泉上金牛道,或直达武连进入金牛道;苦竹城本身位于金牛道侧;永归县与临津县则位于剑阆道旁,可沿此道直抵剑州城并与金牛道连接。这种布局方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为确保古蜀道畅通提供了维护与管理方面的支持,同时也便于朝廷对剑地进行有效掌控与治理;其二,促进了蜀道沿线经济活力的提升,为行人提供休息与补给场所,并为官方信息传递提供便捷条件。故县古镇修筑于驿道(官道)边,便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商业发展与城镇扩张,为蜀道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反之,若城镇远离大道,则物资(商品)的管理与运营成本将显著增加,从而影响商业繁荣。此外,这些故县古城往往是过往官民休息、换乘马匹的重要地点,同时也是信息传递与物资转运的关键节点,其作用至关重要;其三,在国家处于动乱或战争时期,能为国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撑;其四,随着故县古城逐步形成规模,它们逐渐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流交融的具体落脚点。其所兴修的文化载体、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及形成的独特文化习俗等,为蜀道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依地理几何中心而设

历史上,剑阁故县古城以剑州古城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剑州古城于南朝萧梁天监二年(503)被设为南梁州治所,自此逐步衍变为剑阁境内(一度成为川北)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唐代是蜀道上的“军州重镇”(《剑阁县志》),南宋在此设隆庆府,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又成为四川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保安司令部治所,剑州城名扬天下。

剑州古城之所以能成为剑阁境内的核心,是其交通、军事、政治、经济以及风水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从地理位置看,剑州城地处剑阁金牛道中段,金牛道穿城而过。同时,州城又是剑阆道的起点,北接剑门关,西通成都,南达阆中,自古便是“入蜀孔道”“川北要冲”。《剑州志》称:“三代以还,剑代为要害地。”这赋予了剑州先天的交通优势。其次,在军事方面,剑门关距剑州城约70里,二者在地理上形成相互呼应、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剑门关作为军事前沿阵地,而剑州城则承担着后勤保障基地的功能,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价值。正如《剑州志》所言:“自古用兵者必出剑阁,则州为首害之地。”

此外,从风水学角度分析,普安六山环抱,闻溪河蜿蜒于汉阳山、鹤鸣山与卧龙山之间,自西北流向东南,形成了山环水绕、龙缠虎眠、龙虎相依的地势特征,堪称“上吉之地”。

围绕剑州城这一核心,沿“人”字形分布的剑境蜀道逐步设置了郡县体系。通过蜀道与河流网络将所辖各县紧密联系起来,州城得以成为整个行政体系的中枢,进而在政治上实现对所属各县的有效管理与领导,在经济上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在文化上传承教化功能,并在军事上提供快速的人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作为蜀道沿线的重要节点,各县在经济和文化上为州城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在政治上服从管理、畅通政令,确保朝廷政策和州署任务的具体落实。总体而言,剑州城与所辖各县之间形成了众星捧月的有机整体,实现了“一盘棋”的治理效果,既有利于巩固政治统治,又促进了文化的浸润与教化,推动了全州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剑阁故县古城的价值探讨

剑阁故县古城,作为承载剑阁千年文明的“活态史书”,其多元价值在历史长河中积淀深厚,以下从四个维度解析其独特魅力。

(一)让剑阁县千年政序绵延不绝

剑阁历史悠久,其先民是巴蜀文明的重要创造者之一。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最迟在新石器晚期,剑阁土著部落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并与巴、蜀二族先民相互融合,共同开拓发展,形成了剑阁文明的源头活水。随后,他们借助蜀道与川北中子、宝轮等地以及川西、汉中地带的先民连成一片,构建起独特的巴蜀文化圈。在长期交流交融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巴蜀文明。剑阁故县古城设置时间早,县以上的行政机构从未中断,这不仅增加了剑阁的历史厚重感,也拓展了文明的维度。尤其是剑阁故县古城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大融合、南北人口的大迁徙、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的商贸大流通、巴蜀民俗文化的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剑阁文脉、文运的长久绵延奠定了坚实基石。

(二)让剑阁县成为政治显地

自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刘备在现剑阁境内设立汉德县开始,剑阁故县古城在历史长河中多次成为县、郡、州治地。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设立汉德县,标志着剑阁地区正式进入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历史阶段,至今已有1800余年的建置沿革。东晋时期增设剑阁县,开创了“一境两县”的独特格局;南北朝时期机构设置更加庞杂,虽兴废频繁,但级别逐步提升,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奠定了辖区规模及多点高配行政格局的基础。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剑州下辖8县,共设25乡;元和年间(806—820)增至85乡;宋代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剑州7县共分74乡,后合并为60乡。明代初期,剑州编制3里,每110户为1里,里以下每10户为1甲;清雍正年间(1723—1735),剑州下设普成、广义、剑门3乡,每乡设4甲。宣统二年(1910),推行地方自治时,剑州自治区划分为1城、2镇、4乡;民国时期(1914),剑阁县成为四川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保安司令部所在地,管辖11个县……这一现象在整个蜀道沿线区域中极为罕见。由此可见,剑阁故县古城的政治作用一直以来都十分突出。

总体而言,剑阁历史上的行政配置在多数朝代远超普通县级单位,长期统辖多个下属县份,管辖范围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均大于现代县级行政设置。因此,其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不仅限于剑阁一地,而是涵盖周边相关县份乃至整个川北片区。在某些特殊时期,为满足国家防卫需求,其上一级行政机关乃至中央政府对剑阁的重视程度往往超过周边其他地区,在行政级别、权力分配及职官配备方面存在明显倾斜。特别是在战争等紧急情况下,国家甚至可能调动其他地区的军队与物资以支援剑阁。

(三)让剑阁县成为重大历史事件频发之地

在中国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剑阁凭借其险要地势,屡次成为国家政治与军事布局的重要节点。历代王朝均在此设置行政与军事机构,并构建以剑门关、剑阁道为核心的树状网络式道路体系。其中部分支线间道在特定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或改变战场格局,或影响过往人物命运,从而推动国家发展进程。

《剑州志》载:“三代以降,剑地代为要害之地。”具体而言,先秦时期开辟的金牛道必经剑门关、剑阁,该地历经上百次较大规模战事,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生命线与重要枢纽。尤其在“战时”,其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成为全国关注焦点。例如,秦将司马错经石牛道过剑门入蜀,确保伐蜀成功,奠定国家大一统的坚实基础;刘备占据剑阁,诸葛亮修筑剑阁道并练兵武侯坡,为北伐中原、护卫蜀汉奠定基础。此外,前秦苻坚遣军攻破剑门关进而进军成都,西魏尉迟迥开辟平道夺取蜀地,唐玄宗驻跸普安颁布制书,五代王建闭关谋求帝业,宋孝宗赵眘因登基前受封“普安郡王”而升剑州为隆庆府,宋元两军在苦竹隘鏖战十余年,李璧拓城修道植剑柏,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攻克剑州成就大业,红四方面军在县城学街召开“剑阁会议”……无数杰出人物在此风云际会,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最终推动国家统一与社会发展。剑阁不愧为入蜀孔道、兵家必争之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四)让剑阁县成为多元文化高地

剑阁奇特的地质生态、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俊彦贤者的辈出与精英人物的风云际会,共同孕育出多元而灿烂的剑阁文化。各类文化形态交相辉映,包括但不限于蜀道文化、交通文化、关隘文化、三国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诗文文化、名人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其中尤以蜀道文化(涵盖三国文化、交通文化、关隘文化)、诗文文化、生态文化最为突出,展现出非凡的文化魅力。留存至今的古道、古关、古柏、古城堡、古石刻、古壁画、古桥梁、古寺观及古风俗、古贤哲等“十古”文化独具韵味,差异性显著,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此外,剑阁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与强大的融合能力,且在历史动荡时期往往表现出更为繁荣的态势。例如,剑门关隘口对于金牛道开通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交通作用,对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三百长程十万树”的种植、保护与传承,则丰富了生态文化的内涵;“兴实在德”的千古名言,则是对国家治理哲学的高度概括。还有作为蜀道重要节点和中华文化的南北分界线与交汇点,剑阁无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走廊,对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交流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剑阁历史上的故县除梓潼县外其余全部撤销不存了,除剑州古城、梓潼城外,其余古城池仅存遗址遗迹,但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崛起过,繁荣过,就应当成为不可抹灭的历史文化记忆。事实上,从县境内保存延续下来的一个个区域经济中心的寻根和现实发展中,从剑州古城仍然是今天剑阁的经济文化中心的繁华景象中,我们能真真切切地触摸到剑州城与其辖县昔日的辉煌之脉,感悟到它们强大文化基因的传承之魂,它们已经是剑地百姓心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 成(四川省蜀道研究会理事,剑阁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副县级宣传员,出版《翠柏常青》《剑阁历史文化名人黄裳赵炳然李榕评传》《蜀道名邑剑州古城》《剑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等多部著作,论文及专著荣获多个省市奖项)

张忠仁(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主任,四川省蜀道研究会理事)

供稿: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