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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初审| 天坛
1949年8月的北平城,空气里弥漫着新旧交替的气息。
就在举国上下准备迎接新政权诞生的时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却抛出了一份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接受的条件清单。
美国政府摆出一副施恩者的姿态,要求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必须继承旧政府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否则就别想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

这种赤裸裸的讹诈激怒了毛主席,他提笔写下的那篇文章,不仅回击了美国的狂妄,更为新中国的外交底线画下了不容逾越的红线。
那么,这场较量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司徒雷登这个人说起来挺有意思。
1876年他生在杭州,父母都是美国来的传教士,他从小在中国长大,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溜。
长大后他创办了燕京大学,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名气很大。

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大使,华盛顿那帮人觉得这个决定简直太妙了——一个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肯定能成为沟通两国的最佳桥梁。
事实证明他们想得太美了。
司徒雷登来华之后,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迅速走向崩溃的国民党政权。
他夹在华盛顿和南京之间,两头不讨好。
美国政府让他继续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可他明明看得出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他想跟共产党接触,又没得到华盛顿的授权。
到了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司徒雷登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微妙。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美国大使,内心充满了矛盾。

他确实对中国有感情,可他必须执行华盛顿的政策。
这种矛盾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的虚伪性。
一个真心喜欢中国的人,却要去推行一套压迫中国的方针,这不是很荒唐吗?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了那份厚达1054页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里,把国民党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上,同时强调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这份文件读起来特别让人恶心,通篇都是自我感动的调子,好像美国给中国的每一分钱、每一颗子弹都是出于纯粹的爱心。

白皮书里避而不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是中国的朋友,为什么要强迫中国继续遵守那些不平等条约?1946年,国民政府为了换取美国在内战中的支持,一口气签了八项丧权辱国的协定。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让美国资本可以在中国全境自由经商、开矿、购地,享受的待遇比中国本土商人还好。
《中美空中运输协定》把中国的领空变成了美国航空公司的后院。
各种驻军换文更是赋予美军在华人员司法豁免权,这就是赤裸裸的治外法权。
这些条约的性质很清楚,就是殖民地式的掠夺协定。

美国现在要新中国承认这些条约,美其名曰"履行国际义务",实际上就是要把套在旧中国脖子上的绞索继续套在新中国身上。
说到美国对华的所谓友谊,就不能不提那些被国民党政府压下去的案件。
1946年平安夜,北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沈崇案——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
案子闹得很大,全国学生都上街抗议,要求严惩凶手。

结果呢?美军方面根本不把中国法律放在眼里,最后草草收场,凶手只是被调离中国而已,连个像样的处罚都没有。
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
景明楼惨案、黄村美军撞死人案,每一起都是美军在中国领土上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制裁。
国民党政府因为要仰仗美国的鼻息,对这些事情都选择了隐忍。
这就是美国口口声声说的友谊?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军,享受治外法权,犯了罪还不用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这分明就是占领者的傲慢。
美国援助国民党的那些武器弹药,最后都用到了哪里?全都用来打内战,用来屠杀中国老百姓。
从1945年到1949年,美国给国民党提供了4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些钱换来的是几百万中国人的生命。

白皮书里却把这些援助说成是友谊的证明,真是颠倒黑白到了极点。
把时间线往回拉,就能看清楚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位置。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那以后一百多年里,中国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从《辛丑条约》到各种租界协定,每一个都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印记。
美国虽然不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可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一直很积极。
清政府那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做法,换来的只是列强更贪婪的胃口。

北洋政府想通过委曲求全保住一点主权,结果委曲的是国家,保住的全是列强的特权。
到了蒋介石这一代,更是把卖国当成了维持政权的筹码。
1946年那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基本上就是把中国的主权送了个干净。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个人也许对中国有感情,可他代表的是这个百年侵略链条的延续。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官,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

当他坐上那架飞往美国的飞机时,他带走的不仅是他个人在中国五十多年的记忆,更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抛出建交三条件的时候,心里打的算盘很清楚。
他们觉得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肯定需要外国援助,特别是需要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
只要拿"外交承认"当诱饵,就能让新政权在主权问题上让步,继续接受那套不平等的国际秩序。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会像过去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一样,为了所谓的国际地位可以牺牲主权。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次面对的是一群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是一批为了民族独立可以牺牲一切的人。
毛主席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不是什么外交辞令,而是建国的根本原则。
新中国可以跟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
至于那些不平等条约,一个都不能继续有效。
斯大林那边收到的信息也很明确:1945年国民政府跟苏联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重新谈。
中国不会承认任何损害主权的条款,哪怕对方是苏联老大哥。

连莫斯科都得重新谈判,华盛顿凭什么以为自己能例外?
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主席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这篇文章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接插进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要害。
全文用的是口语化的语言,老百姓都能听懂,可力量却大得惊人。
文章开门见山就点出了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意义——这不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离任,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毛主席选择司徒雷登作为批判对象很有深意。
司徒雷登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坏人,恰恰相反,他对中国有感情,了解中国文化,在知识分子中间人缘不错。
批判这样一个人,恰好能说明问题不在于某个美国人的好坏,而在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本质。
文章从五个方面展开了批判。
外交层面,彻底揭穿了"履行国际义务"这块遮羞布。
那些条约给美国人在中国全境的特权,从经商到开矿,从航运到购地,每一条都是不对等的。
中国商人在美国可没有这些权利。
这哪里是什么通商条约,分明就是经济掠夺的合法化文件。
道德层面的批判更加尖锐。
文章列举了美军在华犯罪却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大量事实。
沈崇案、景明楼案这些被压制的真相被一一揭露出来。
一个在别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有什么资格谈友谊?

历史维度的分析把司徒雷登放进了百年侵略史的大框架里。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美国从来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司徒雷登个人的善意改变不了他所代表的帝国主义体系的侵略本质。
思想层面,文章批判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幻想。
有人还在做梦,以为美国会来拯救中国,会带来民主和自由。
毛主席直截了当地戳破了这个幻觉——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剥削和压迫,指望它们来解放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
最震撼的是战略层面的那句话:"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不是赌气的话,而是基于对民族韧性的深刻认知。

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欺压都挺过来了,还怕什么封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新中国照样能站起来。
文章发表后,反响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北平、上海、天津,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争相传阅,讨论的热度空前高涨。
很多原本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
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看完文章后写了一篇长文,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对美国的认识"过于天真"。
他在文中反省说,自己一直以为美国是真心帮助中国的,现在才明白所谓的援助背后都有政治目的。

这种公开的自我批评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讨论这篇文章。
他说这不是一个人在跟一个美国大使告别,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跟百年屈辱告别。
过去一百年,中国人低着头跟列强打交道,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腰杆说话了。
国际上的反应同样强烈。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受压迫的民族看到了希望——原来被压迫民族是可以对霸权说不的。
越南的胡志明读到这篇文章,对身边的同志说中国人做到了,越南人也能做到。

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美关系的范畴,它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心。
文章发表之后,新中国真的这么做了。
所有不平等条约被系统清理,外国在华的特权被一一取消。
租界收回了,治外法权废除了,外国军队全部撤离了。
这不是简单的外交宣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西方国家确实对新中国进行了严密封锁。
美国带头,联合西方盟国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从战略物资到普通商品,能卡的都卡住。
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封锁更是达到了极致。
可结果怎么样?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封锁中把一个个问题解决了。
原子弹是自己研制的,氢弹是自己搞出来的,卫星是自己送上天的。
工业体系一步步建立起来,从拖拉机到汽车,从钢铁到石油,一个完整的工业国家在封锁中诞生了。
这些成就哪一样来自美国的援助?事实狠狠打了那些唱衰中国的人的脸。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个方针后来发展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石。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指导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影响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1949年8月18日那篇文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篇政论文章的范畴。
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的根本转变。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面对列强时总是低人一等,总觉得自己技不如人,必须忍气吞声。
这种心理上的自卑比物质上的贫弱更可怕。
这篇文章打破了这种心理枷锁。
它告诉中国人民,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主权和尊严是不容谈判的。
这种精神上的站立,比任何物质上的援助都更有价值。
从此以后,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底气不一样了。

这种底气不是狂妄自大,而是基于对自身力量的清醒认识。
中国人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学习是一回事,卑躬屈膝又是另一回事。
可以平等交流,但绝不接受不平等的条件。
从1949年到2026年,77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那些颐指气使的列强有的衰落了,有的地位下降了。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转变的起点,就是1949年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主权不容谈判,发展权利不可交易,民族尊严不可妥协。
回头看1949年那场较量,美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一个民族在遭受百年屈辱后的决心。
他们以为可以用外交承认换取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让步,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毛主席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不仅回击了美国的讹诈,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基因。
今天我们讲平视世界、讲民族自信,源头就在那里。
历史证明,一个站着的民族,比一个跪着的民族走得更远。
信息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
新华社:《别了,司徒雷登》原文及历史背景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年谱》(1949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美关系史(1945-1949)》
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
更新时间:202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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