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要有太平年实属不易

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就是五胡乱华的十六国和五代十国。

五胡乱华，极其残忍，那不叫民族大融合，那叫争夺天下的大屠杀。

五代十国呢？同样残忍。

但中国的历史发展存在大乱必大治的历史轨迹。

五代十国在钱弘俶“纳土归宋”后，赵匡胤的大宋除了石敬瑭划出去的幽云十六州外，在明面上完成了大一统王朝。

其实，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历史评价上存在两大疑点：陈桥驿的“黄袍加身”和他是不是被兄弟弄死。

赵匡胤是不是被赵光义“烛影斧声”般毒死或砍死，不得而知。毕竟，赵光义继位后，这段历史就扑朔迷离了。

赵匡胤继位后是不是和赵光义有约定是“兄终弟及”？不好说。

赵匡胤有二个儿子，但他却没立太子，这就很迷惑了。

秦始皇也没立太子，二世而亡。

但赵光义死后却没按照“兄终弟及”的规矩来，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那么赵光义篡位的嫌疑就很大。直到宋高宗赵构（宋朝第十代皇帝）将皇位传给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自己的养子赵昚（即宋孝宗），使皇位重新回归赵匡胤一脉。

这个离“烛影斧声”过去了186年。

这是谜案。

赵构传位给赵昚，不是良心发现，而是他在逃亡过程中丧失了生育能力，自己无子嗣，是无奈之举。

那么，“黄袍加身”？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不是他首创。

首创者是后汉刘知远。

少数民族的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死了。他死问题不大，那时候当皇帝命都短，但他想当皇帝把幽云十六州先给契丹人，契丹人出兵帮他夺取了政权。

但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朝抵御外族入侵的门户，这么一献，中原王朝除了内战外，面对契丹等外族，基本没有还手之力，直到明朝朱元璋才收回。

可见，中原王朝失去幽云十六州，是伤害性极强，侮辱性也极强。

石敬瑭死后，养子石重贵继位。

实话实说，石重贵还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不想给契丹称臣，“仅称孙不称臣”，拒绝再臣事契丹，随后又多次挑衅契丹。

可惜理想能力抱负和现实存在巨大鸿沟。

节度使杜重威率军叛变后，契丹人攻破后晋都城，石重贵最终兵败国破。

但契丹是游牧民族，擅长杀人，抢劫，让活人当军粮，但治理中原大国基本没办法。

沙陀人节度使刘知远起兵。

他的黄袍就是军队中的黄色纛旗。

黄色，秦始皇之后就是天子独有颜色。

刘知远其实是纛旗加身。

历代历朝，谁敢私自制作黄色龙袍是重罪，会被视为谋反。而黄旗是军队中合法存在的指挥旗，用它代替龙袍，既能表达拥立之意，又能规避“谋逆”的罪名，是一种政治智慧。

黄袍披身，成功了就是皇帝，失败了就是叛贼。

在那个以实力为王的时代，头都拴在裤腰带的人，这无所谓。

刘知远这次黄袍加身，是不是为了黎民苍生不好说，但他得自保。

可惜，没当几年，自己病死，中原又得换天子。

这时候郭威出来了。

毫无疑问，他完全复制了刘知远的做法也是纛旗加身。

但郭威比起之前几位明显是有抱负有安抚民心的想法。

郭威约法三章：我们此去，是为国除奸，绝非谋反，沿途秋毫无犯，不得惊扰百姓。

可惜，郭威只当了三年皇帝，就把皇帝位传给了养子郭荣，即周世宗。

柴荣励精图治，致力于统一大业，曾立下“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被誉为五代十国英主。

可惜，他在位五年。

郭荣去世，小孩柴宗训只有7岁，继位后是周恭帝。

“主少国疑”，是历代王朝最忌讳的局面。

孤儿寡母，是控制不住国内将领，也无法掌控政治局面。

与其国家又陷入动乱纷争，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出山。

黄袍加身，陈桥驿兵变，或许成为赵匡胤篡位污点。

但实事求是说，“主少国疑”必定会有内乱，他也得去平叛，又有人死，老百姓又得遭殃。

这三次黄袍加上，是有进步意义的，毕竟对老百姓而言，谁当皇帝他们无法左右，但只要这个皇帝对老百姓不错，就是善莫大焉。

这就是所谓的太平年。

赵匡胤做得最好的是善待郭荣一家，没有那种改朝换代必定杀光前朝皇帝家族恶习。

赵匡胤还留下个“太祖誓约”，据说刻在太庙密室的石碑上，要求子孙三条：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尤其这“不杀士大夫”，成了宋朝的文官护身符。不管这石碑是真是假，宋朝确实没出过暴君，文人士大夫活得比较舒展，文化搞得空前繁荣。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根基，是赵匡胤打下的。

但是，赵匡胤除了之前当皇帝黄袍加上，继而他又弄了一个“杯酒释兵权”。

五代十国当之无愧地属于乱得一塌糊涂的朝代。

乱得谁都有可能拿起枪杆子造反当皇帝的朝代。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当然知道武将造反的巨大危害性。因为，他就是武将造反当了皇帝的。

但是，他是绝对不能再让自己的武将造自己的反。

公元962年七月初九，赵匡胤退朝后就把那些跟随自己打江山的开国将领老兄弟们弄起来喝酒，软硬兼施，意思就是一个，让这些有潜在造反“威胁”的人卸甲归田，告老还乡，兄弟伙们都是知趣的人。

退了没有权，不退可能没有命，你说咋整？退！

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赵匡胤没有杀掉这些开国功臣，这和中国绝大多数皇帝相比算是宅心仁厚了。

就这样赵匡胤把兵权一下上收到自己手里，基本杜绝了本朝武将指挥部队造反的可能。

文人写文章骂人很了不起，当街骂人也是很厉害，但手中无一兵一卒，再怎么闹也不会危害到国家政权，起来造反啊。

“杯酒释兵权”算基本解决了国内军阀割据，武将造反的问题。

原来的军事及边防指挥机构枢密院让文人把持，地方上派出文官去当“知州事”。这样举动造成整个宋朝武将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武将基本边缘化，武将的上升空间基本堵死。

这是一个文人志得意满，武将无比憋屈的朝代。

宋朝太过于“文弱”，“武”气不足，试想由一群文人当政，并指挥军队打仗的朝代，军事能力能有多强？

术业有专攻的，这句话不是乱说的。

作为赵匡胤而言，他杯酒释兵权后，把一个破烂不堪、混战数十年的五代十国统一，结束了武夫当权的局面，走向和平，人民基本安定，他的功劳是大大的。

有人说，从秦朝确立郡县制后，真正得到忠实贯彻落实的只有宋朝。

这话说得在理。

唐代就是没有把地方官掌握的军队收归朝廷，造成地方军阀随时可以把军队拉出去割据一方，安史之乱就是一例。

赵匡胤看到前面那些朝廷的更替换代，绝大多是武将作乱（其实他也算），搞得皇帝非常不放心，说不定哪天晚上睡觉，武将就纠集一群人就攻打皇宫，咔嚓一下，自己就被人砍了脑袋。所以，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把具有军事色彩的节度使和刺史变成了知州，连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枢密院都是文官当道。

精通军事的武将无权指挥军队，不懂军事的文官指挥着武将，相互制衡，相互看对方不顺眼，自然谁都没有力量对皇帝发难，让文官和武将斗，哪还有时间和经历来造反啊。

这基本解决了皇帝最最关心的造反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宋朝的印象就是除了方腊、宋江等有限的农民起义军在遵循历史传统造反外，大宋王朝朝廷内部将领造反是很少的。

由于文官和武将相互制约的缘故，在军事方面的脆弱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看到的宋朝军队一天到晚在国内当宪兵平叛尚可。但是一旦要开始对付外族的入侵时，基本上是节节败退（岳飞等少数将领领导的军队除外）。

宋朝实行的主要是具有福利性质的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并实行灾年招募饥民入兵的养兵制度。同时，还鼓励营伍子弟替父兄当兵，或者以罪犯当兵，兵员缺乏时也抓壮丁。

正是由于宋朝政府对当兵的福利很好，直接导致这些兵卒一但应募，政府就得养到60岁。这样就造成了士兵老了还未退休，打仗肯定不行了，那就直接养起吧。

但是要是遇到打仗咋办？

那就继续招年轻士兵吧，不然就完全就叫没有战斗力。

这种募兵制政策的后果就是军队人数是越养越多，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战斗力没有增强。打仗就只有靠人数堆了，搞人海战术了。

有史料记载，在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和北边契丹、西北西夏关系都很紧张，军队骤增到140多万。

人是很多，可是仔细分析成色不足，导致战斗力低下啊。

宋朝你能记住的文人很多，一抓一大把。但是武将除了狄青、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军队能打仗外，你还记得宋朝还有哪几支军队能打仗？可见当时军队素质和能力之低下。

当然，为了对付外来侵略，朝廷又不得不养足够的军队来对付，同时又要对付不至于失控的将领和军队，又不得不养更多的文官来压制，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养这养那都是需要钱的，一个曾经号称GDP占世界80%的富庶王朝就这样就这样被拖死了。

宋朝除了赵匡胤、赵匡义算“马上皇帝”外，其后代基本都是搞琴棋书画的宅心仁厚的艺术家，虽然内乱少了，但是外患很多，大家都盯着大宋这块“肥肉”。

当你想起了准备反抗时，却发现文官遍地都是，却严重缺乏能御敌的武将，这才是最可怕的。

大宋史，很多时候就是“议和纳贡”史。

“重文轻武”在大宋建国初期，起到了消除军阀割据，迅速恢复经济，休生养息，安定民心的作用，这无疑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一个国家的强盛，既有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做基础，也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才行，两者做到平衡，偏颇不得。

很明显，赵匡胤、赵匡义的后代“艺术家”们明显走偏了方向，走极端了。

宋朝读书人的气节都是扛扛的，但抵御不住外敌入侵啊。

于是，一次次重演先进民族被野蛮民族欺负的历史。

当然，从大宋王朝而言，这个局面应该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实施的过于极端的“重文轻武”国策造成的。

一个王朝或一个帝王，是非功过只能后人评说。

但历史的真相早已经隐入尘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