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的诅咒 - 聊聊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了西欧？为什么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却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同时的中国历史，却陷入了无止境的王朝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律，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历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今天我讲一个独特的观点：中世纪西欧在土地产权制度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反而使西欧摆脱了历史周期律，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汉朝之后的中国是官僚集权制，政治身份和财产产权是分割的，财产（土地）产权清晰，土地所有权是可交易的。财产继承制度也是更公平的诸子均分制。

工业革命前的西欧和日本是封建制，财产（土地）产权和政治身份是绑定的，产权是模糊的不可交易的，继承制度是不公平的长子继承制。

如果我们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尺子衡量，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更接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更接近市场经济。然而，中国看似先进的，更自由更市场化的制度，却让中国陷入了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生产要素，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互联网时代，有人认为，数据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工业革命前，农业资本和技术的投入相对较少。

所谓中国历史周期律，本质上就是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变化。

在中国，王朝初期，人少地多，存在大量待开垦的荒地，政权也鼓励开垦，鼓励生育。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同步增长。这个阶段，土地价格（地租）低，劳动力价格高，人均产出持续增长。这个阶段，生孩子的边际收益很大。孩子多，意味着劳动力多，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扩大家庭的资产。

到了所谓的“盛世”阶段，人口快速膨胀，能开垦的荒地也都开垦了。人多地少。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的供给仍然在增长，土地却无法增长了。这个阶段，虽然土地总量无法增长，但靠增加劳动力投入精耕细作，亩产也可以增长，总产出也能增加。但是，人均产出却开始下滑。这个阶段，土地稀缺，劳动力过剩，土地价格高，劳动力价格低。生孩子的边际收益极速下降。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完全竞争市场价格的长期均衡点等于企业的成本，利润为零。劳动力市场也一样，当劳动力供给过剩时，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等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之前一篇文章《》，比较了官僚集权制下的明清和封建制下的德川幕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土地稀缺，劳动力过剩时，劳动力（佃农）是没有利润的，劳动力能拿到的价格，等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农民维持活着的成本。这时，王朝的人口达到顶峰，而人均产出却不如王朝初期，进入所谓的“饥饿的盛世”阶段。

“盛世”阶段，劳动力供给大量剩余，如果农民没有土地，那么，能拿到的劳动回报，就是能让他一家人最低程度活下去的产出，剩余的都会被土地所有者拿走，区别的只是，这部分剩余价值，是政府以税的形式拿走，还是地主以租的形式拿走。

盛世人均产出下降，劳动力的利润趋近于零。无地农民在生存线挣扎。一旦出现灾害，无地农民就活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造反。随后出现战乱，人口下降，土地抛荒，进入新的一轮历史周期。

这个历史周期律，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因为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很类似。经济危机损失的是金钱，历史周期律损失的是人口。

相比之下，西欧和日本没有这样的周期性循环。为什么？

西欧/日本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君主将土地分封给不同的封臣（vassal）以获得其军事协助，封臣还可以将土地继续分封，形成一种等级化的土地产权关系，庄园（manor)则是最底层和最基础的经济单位。比如，英国普通法规定，所有的土地均源于领主的分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是名义上的所有者，领主从国王处领得土地后，可将土地向下分封，转移相应的权利义务，经过层层分封的土地凝聚了多重权利与义务。

封建制土地产权来自身份的授受，身份与财产合为一体，财产继承与身份继承相互绑定，不可分离。对于庄园内部成员而言，无论是庄园主还是佃农，其拥有的权利是等级社会中的成员基于身份的权利，是身份性产权。

庄园主对庄园财产的权利，与其作为领主封臣的身份绑定。未经上一级领主的同意，庄园主或佃农不得自行将土地转让他人。分封制下的土地产权不可交易，无法分割，无法自由处置，受到与身份相对应的法律和相关财产文件的限制。庄园主阶层中的继承，不仅针对财产，还包括身份和财产之外的相关权利，三者不可分割。

由于西欧的产权是身份制的产权，而身份只有一个无法分割。所以封建制下的继承制度，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身份和产权，其他孩子基本上分不到土地。

庄园中佃农的权利同样基于其身份。封建制度下的佃农或农奴，尽管形态多样，但都代表着特定的社会身份，他们对庄园主所承担的义务往往超出其拥有的土地经营权。他们享有的权利，包括使用公地、得到领主保护、养老等，也超出了一般租佃权的范畴。佃农拥有和继承的对象是基于身份而非财产本身的权利。对于佃农而言，家产的承继同样意味着身份的代际传承，只有拥有庄园成员的身份，才拥有相应的土地权利。这就意味着家产不可转让与析分，佃农往往只能选择特定后代继承家产，在预期寿命不到40岁的中世纪西欧，由长子继承无疑是更合适的选择。

均分继承制度下的中国，在土地富裕时，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长子继承制下的欧洲。假设养活一个家庭需要十亩地才能温饱。当一个家庭有二百亩地，可以生五个孩子，每个孩子分四十亩，仍然有富裕，可以再生四五个孩子。一个家庭两代人就可以变成二十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挣扎在温饱线。一旦出现天灾，就会变成失地农民。土地均分，每个孩子都有土地，但也会一辈子绑死在土地上。

长子继承制度下，土地不会分割均分，土地富裕时，人口增长也不会很快。只有继承产权的长子有能力养活大家庭，其他孩子都分不到土地产权，也无法开枝散叶。一个富裕家庭的除长子外的其他孩子，也许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因为分不到土地产权，也没能力多生孩子，发展出一个新的家族。这些孩子就只能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其他职业，反而促进了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

同时，土地和身份绑定，不可分割，交易不自由，无法买地。这也让欧洲人有更大动力去积累土地之外的，可分割可自由交易的工商业资产。

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交易，中国富人，攒了钱就买地，不断扩大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欧洲封建制，土地和身份绑定，有钱也没法买地，攒了钱，只能用来干别的，投资手工业和商业，然后诞生了工业革命。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尊重私有地权，土地产权清晰可以自由交易的传统中国，工商业发展不起来。身份和土地产权绑定，交易不自由的欧洲，却诞生了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