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运动|为什么说造假只是最小的问题，西方伪史论三个层次

近代西方国家崛起，中国国力衰落，对中国人的历史观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最极端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留下的一切皆为糟粕，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必须全部舍弃才能获得新生。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温和一点的版本也认为应该首要任务是学习西方，古代中国即便留下了一些好东西，重要性也要往后靠一靠。

李鸿章曾经将来这种自西方的冲击，称作“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冲击对当今的历史学研究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研究，变成了与研究金字塔和木乃伊类似的博物馆学术。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实践被认为是与现代社会毫无关系，最多是一种供人好奇的历史趣闻。人类的“主流历史叙事”变成了言必称古希腊的局面。

时过境迁，如今的人们开始质疑所谓的“主流历史叙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大程度地偏离了“真实的历史”。这些质疑汇集起来可以统称为“西方伪史论”。

西方伪史论

历史学是一种用有限的史料来还原人类过去的活动。对于过去发生的事，现代人能够获得的史料总是有限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还原历史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性，用一定程度的想象来填充缺失的部分。

而历史研究者的想象，总是脱离不开其生活的时代。因此，“西方伪史论”提出的质疑值得严肃的回应，用扣帽子的手法简单将其归于“民科”，是一种学阀式的傲慢。

伪史论对当今“主流历史叙事”的质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史料的真伪，即当今的历史学者构建出来的“主流历史叙事”所采用的史料是否是真实的，存不存在造假的情况。

当前网络上有关“西方伪史论”的讨论大都集中在这一层面。不过，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两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信史的标准，即在通过史料还原东西方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者是否采用了相同的标准，存不存在双标的现象。比如，对待西方历史，证据要求就松一些；对待中国历史，证据要求要更加严格。

第三个层次是对历史的评价，即如今的“主流历史叙事”存不存在刻意夸大西方历史的重要性，从道德上过度美化西方历史等情况。

让我们抛开“历史的成见”，抛开对“主流声音”的畏惧，对这三个层次的质疑进行一次真正的“独立”思考。

1. 史料篇

在交相辉映的人类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未曾中断。而且，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书写的传统。这给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带来了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优势。

中国古代留下的各类史书之多、类别之全、叙事之详，世所罕见。文人墨客平时撰写的各种文集，又为还原历史补充了重要的证据和细节。

商朝甲骨文

很少人能够认识到，从史料的丰富程度上看，还原中国历史所用到的证据强度往往要比还原西方历史高几个数量级。

现在每当提到西方文明，研究者总是会追溯到古罗马和古希腊。但是，从公元5世纪后期到15世纪中期，欧洲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近千年的断档期。

欧洲中世纪又称黑暗时代

在这期间，基督教几乎是欧洲人精神和文化世界的唯一主宰。古罗马和古希腊留下文化遗产只在几个古老的图书馆，或修道院还有留存，而且极少有人问津。

基督教占统治地位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古典著作才重新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不过，可以想象，经过长达千年的冷落之后，它们在战火、饥荒以及地震、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中能够幸存下来的数量极其稀少。

而且，那些能够侥幸留存下来的记录也是版本极为杂乱，质量良莠不齐。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面临的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局面。

他们可用的文献主要有三大来源，加洛林王朝有过一段短暂的文艺复兴留下了一部分拉丁文书籍，拜占庭所保存的希腊文藏书，以及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文抄本翻译而来文献。

尤其是涉及到古希腊、古罗马在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有很多是从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等转译回拉丁文。

而且，由于印刷术15世纪才在欧洲出现，欧洲学者看到的都是错漏百出的手抄本。

由于古希腊、古罗马留下来的古籍非常稀少，有的为了获取钱财，有的为了让自己的文章受到重视，当时托名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意大利历史的教授，沃尔特·斯蒂芬（Walter Stephens），出版过一本书，名叫《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学伪造，1450-1800 年》。

《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学伪造》

这本书指出了大名鼎鼎的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也是文献伪造的黄金时代。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会发生伪造品爆炸式增长，也是跟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有关。

之所以会有所谓的“文艺复兴”，是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思想相关的活动和作品受到了宗教的强烈压制。

当这种压制逐渐弱化，欧洲社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出了对宗教以外的思想强烈需求。

而欧洲历史上遗留下的古老文献根本填补不了这种巨大的思想空白。大量的造假行为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造假行为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紧迫的反基督教权威的政治意图。他们假托古希腊或古罗马圣贤的名义，对抗来自教廷的打压。

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保拉·芬德伦（Paula Findle）指出的那样，文艺复兴时期虚构和事实相互交织的活动，“重新发明了”优雅理性的古典时代和丑陋黑暗的中世纪。

当我们在评价如今的学者从史料中还原出来的东西方历史时，需要首先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西方文明的千年断档所导致的史料差异。

与中国历史相比，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在还原历史时，在可用的史料方面有着数量级上的差距。

抛开历史研究者在还原历史时主观上美化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动机，稀缺的史料本身就是研究西方历史时不得不面临的客观困难。

而除了史料部分的差异，“伪史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学者在通过史料还原东西方历史的过程中，是否采用了相同的标准，存不存在双标的现象。

2. 标准篇

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学界曾经历过一场深刻的自我批判。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对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例如他们认为周以前不存在信史，史书上关于夏、商等王朝的记载是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逐渐积累形成的产物。

顾颉刚

中国历史上此前也曾出现过多次抨击“伪书”的运动，例如，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真伪之辩就延续了两千多年。

顾颉刚《古史辨》

但是，这一次“疑古派”有所不同，他们提倡引入西方的治学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例如重视考古发现的实物，结合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推理、还原历史等。

这些方法为中国历史学者研究缺少文献引证的上古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标准。

此后，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甲骨文的破译，将实物考古的成果与史书上的记载相互印证，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商朝的存在。

安阳殷墟

应该说，“疑古派”虽然是提出质疑的一方，但是也刺激了中国历史学界创立了更加完整、更加严格的二重证据法，即运用考古成果与文献材料相互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

“疑古派”的出现以及对“疑古派”的反驳，为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补充了丰富、可信的资料，并为后来的研究确立了严格的标准。

这一点在研究二里头遗址中就体现了出来，对于它姓“夏”还是姓“商”至今在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这种争议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在研究自身历史时的标准之严格。

二里头遗址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疑古派”主要针对的也只是缺少直接文献记录的上古史部分。秦汉以来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仍然是其他文明区域的历史研究者，不敢奢望的宝藏史料。

这里就要引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性：历史学研究不仅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还有很强的“区域特点”。

时代特点是指不同时代的历史，史料的丰富程度是不同的，对于离得非常远的上古时代，必须要结合考古学成果和文献资料来进行还原；对于文献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中古和近古时代，文献史料往往就足以提供很高的证据强度，而且能比考古实物提供更多的细节，相比之下考古实物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区域特点则是指，并不是每个文明区域都能像中华文明这样留下如此充沛的文献史料。更准确地说，这样的情况只有中华文明独一份。

这就导致其他文明区域的研究者，只能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还原历史的活动。

如果一个文明区域就留下了那么点文献资料和考古痕迹，那就只能根据这么点史料进行还原历史的活动。他们就算想找到更多材料，进行交叉对比、相互印证，也压根儿找不出来。但是，还原历史的工作又不能因为证据少就不做，只能是有多少用多少，不造假就已经很不错了。

换句话说，对于不同文明区域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很难建立起统一的信史标准。

如果我们拿还原中国古代史用到的证据强度，去要求其他区域的历史研究者拿出同等强度的证据，他们的历史研究压根儿就进行不下去。

对于古代文献传承曾经断档了上千年的西方文明来说，也是如此。

例如，国内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有很强的“孤证不立”的传统，因为单一证据太容易出错，如果只能找到一条文献记载，或者只有单独一件实物，同时期没有发现相似的物品，且无法跟相关文献交叉验证，那么这条单独的史料无法证明相关描述为史实。

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留下的文献和实物十分丰富，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太可能只留下一条证据。

西方的历史学界没有明文规定“孤证不立”，只有类似的依赖单一证据确立历史结论不太可靠的说法。

这是因为在实践中，受制于史料数量的原因，当只有一条文献记载或一个考古实物时，孤证也只能被采纳。

这是由不同文明区域的特点所决定的，很难强求。但是，如果抛开这些因素，单纯比较证据强度，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在全球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独一档。

尽管如此，但是伪史论争议最有价值的其实是第三个层次，即对东西方历史意义的评价。

3. 意义篇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1984》中的这句话反映在历史学中，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它揭示了所谓“主流历史叙事”总是服务于当前世界的统治秩序，通过对历史的操控，塑造民众对过去的记忆，实现对未来的控制。

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比如，美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淡化苏联在二战中贡献的倾向。

再比如，同样是纳粹作恶的典型，犹太人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天差地别，许多西方人甚至完全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而这些还只是因为距离现在较近以及还保存着许多相关证据，我们能够感知到偏差的部分。

对于许多距离现在比较遥远、或者大众比较陌生的历史，篡改、曲解、污名化等则是在潜移默化中就发生了。

例如，西方历史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东方专制主义

据传，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提出希腊人崇尚“自由”，波斯人等非希腊人属于“野蛮”民族，“天生”倾向于服从一位无所不能的统治者，天然适合主人对奴隶的绝对统治，将“东方专制”视作希腊政体的对立面。

暂且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正确，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一段封建分治结束，权力集中于国王的时期，但是欧洲人给这段时期的欧洲国家制度起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叫做绝对君主制 absolutism，并且认为虽然这个制度看起来跟东方专制主义很像，但是仍然有根本性的区别。

包装成绝对君主制也改变不了专制的本质

比如，他们认为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统治者拥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没有法律或习惯的限制，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行使权力。

而在绝对君主制下，虽然统治者也是至高无上的，但他们的权力仍然要在法律或习俗体系内运作，即使统治者可以凌驾于法律或习俗体系之上。

只要不是盲信者，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这种区分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如果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君主，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行使权力，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皇帝郁郁寡欢，甚至被士族或官僚系统完全架空。

而在所谓的绝对君主制下，统治者既然可以凌驾于法律或习俗体系之上，又何谈他们的权力要在法律或习俗体系内运作呢？

对相似的历史现象发明不同的概念，然后进行截然不同的道德评价还不是最严重的双标。

历史实际上是对人类过去活动的一种经验总结，一定程度上能够充当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位置，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社会实践。

但是，如今在国际主流学术圈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跟对古埃及木乃伊的研究类似，更多是出于对一种古老的僵死文明的好奇，出于在博物馆增加一件展品的需要。

与现在大多数学科在讨论某个社会问题时“言必称古希腊”相比，中国古代数千年的社会实践活动则被认为是跟现在以及人类未来无关的，甚至是有害的经验。

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傲慢，对人类来说实际上是一大损失。

例如，在“民族”以及相关政策的研究中，当前大都是围绕西方文化中的“民族”概念进行的。

然而，这种“民族”叙事已经成为美西方国家到处煽动民族分裂，制造社会动荡，影响地缘局势的思想工具，不仅我国深受其害，非洲的卢旺达人、中东的库尔德人等都曾经或者正在因此遭受苦难。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佛教汉化

而我国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观念，认为夷狄族群若接受中原文化，便可以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一视同仁。

这种以行为和思想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统论高低的做法，难道不比当前美西方将“族裔”标签化，强化族群差异的做法更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吗？

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当成糟粕或者奇闻轶事来对待，不仅是中国的损失，更是全人类的损失。

当然，这并不是要论证中国古代的做法都是好的，都是对的，这就走进了另一个极端。

但是，摒弃当前所谓“国际主流历史叙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重新审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实践，不仅是让中国历史研究重新焕发活力的关键，对人类整体来说也是在挽救一笔珍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的文科研究者，要有勇气、有见识，担当起这份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