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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张居正57岁死在权力巅峰，有人说他劳累致病，有人说他纵欲过度、大补伤身。一个治国如铁的首辅，怎么突然病倒？那年六月，他刚刚加封太师，十天后却倒下不起。到底真有“药补过度”的荒唐死法，还是另有隐情？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他做了十年内阁首辅，掌权时，所有朝臣都得听他的。他改税制，清吏治，治边患，理财政，把明朝从内外崩坏的边缘拉了回来。国库盈余，士兵有粮，百姓税负减轻。这种局面，前朝多年都没见过。

手腕不光硬，还很会管人。他发明“考成法”，对官员业绩逐年打分，不合格就罢免，谁都不敢懈怠。整个明朝官僚系统，被他搞得像军事化单位一样运转。改革之狠，推行之快，让整个朝廷翻了个底朝天。

他也知道，这种大刀阔斧的操作，注定会得罪很多人。从文官集团到地方豪强，再到朝中权贵，没人真的愿意被管得死死的。反感越积越多，但没人敢动。因为他背后有少年皇帝万历撑腰，父子情分、师生之义绑得死死的。

不过风向变得也快。万历十三岁登基那年张居正就成了实权首辅。扶持一个小皇帝容易，控制一个长大的皇帝就难了。尤其是，张居正在他父亲去世时，借口“国政要紧”，拒绝离职丁忧，引起满朝非议。这种“夺情”操作，被朝臣看作僭越传统礼制的过线举动。即便皇帝默认，底下人早已心怀怨气。

表面风光背后，暗流四起。他知道自己在走钢丝，也知道很多人等着他出问题。但他仍然每天四更起床、六更上朝。自己带头早起、禁欲，做事几乎无懈可击。

可人不是铁打的。几十年操劳，加上权力焦虑，身体早就出毛病。他自己清楚，每天都吃些药。补药、清热药、养肝药、止泻药，全堆在案头。用药也不看说明书，靠经验靠太医。有人劝他静养，他摇头。

有传言说他中年之后房事频繁，靠服药维持，长期大补反而伤身。这个说法不是正史记载，而是后来的野史、笔记中流传出来的。一些清代文人觉得一个如此刚强的政客，不可能病得如此突然，不免编点故事找解释。

这就让人疑问来了：一个身经百战的政治老手，会不会也是被“补”死的？

突然倒下，引发群议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突然病倒。十天前他才被皇帝加封为太师，风头正盛，没有人想到他会一下子挺不过去。史书说是“旧痔再发”，加上积劳成疾。但老百姓哪信这些，民间早就传开，说他是“纵欲致死”，药吃多了，把命给补没了。

这类传言写在笔记里，流传得广，却没写进《明史》。《明史·张居正传》记得很清楚，说他死于积劳、痔疮成疾。有没有吃药、有没有误补、有没有房事劳损，一字未提。朝廷不敢写，史官不好说。

但有些细节藏不住。死前他请过太医，服过大量补药。《明实录》中提到，张居正生前常服“参、茸、麝”等贵重药材。这些东西，调气养血是有用的，但如果常年过量吃，反而可能引发高热、内火亢盛，甚至肠胃出血。有人拿现代医学分析，说他可能是直肠癌晚期出血，也可能是肝火旺盛引发大出血。只是当时没人能查清。

死得突然，也死得诡异。他那年才57岁，以明代人均寿命来看不算年轻就死。同一时期不少大臣都活过六十。他精于养生，清淡饮食，起居有度，理论上该活得更长。这也是后人疑他“死于药补”的原因之一：不是不保养，是补错方向。

死后没两个月，风向变了。万历皇帝开始对张家出手。他的亲信冯保被罢，张家财产被抄，长子张敬修自缢，次子发配流放。昔日一门荣耀一夜间变成家破人亡。死都不够，张居正死后的名声也被砸得稀碎。

清算中，“贪淫纵欲”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弹章里。对手们说他“宅第豪奢”“女眷繁多”，用这个去佐证他贪图享乐，暗示他是“活该早死”。这种说法看似政治批斗，其实更像一种诅咒式的复仇。既然不能活着打倒你，那就用嘴，把你送进“荒唐死”的笑柄里。

历史里，这种情况不少。权臣身后多被诬陷，王安石、李纲、魏忠贤都类似。张居正也没逃得了。从史实看，他确实积劳成疾、病情复杂；从民间传说看，他就成了“药补误身”的反面教材。这两种说法长期并行，各说各话。

哪一个是真的？无法考证。但他死前十天还在议政、进宫谢恩，不像一个病重之人。能这么撑的，恐怕也只有靠药物维持。吃药的人，往往死得突然。

一朝落马，家破人亡

张居正死后，不到两个月，整个朝局翻转。万历皇帝一改往日信任，突然下旨整肃其党羽。最先被动的是冯保，那个当年帮张居正执政、打通内廷的太监。冯保一倒，接着就是张家。

权力斗争从来不分生死。张居正尸骨未寒，就被人“秋后算账”。监察御史王宗沐上疏请查张家财产，理由是“首辅居官多年，家产过亿，来路不明”。朝中呼应者众，纷纷要求彻查。皇帝顺势下令抄家，搜出金银万两、良田无数。这个数字是真是假，已不可考。但张家财富远超常人，是事实。

长子张敬修被指“贪墨官钱”，下狱受审。审讯不容翻案，张敬修被逼自缢于牢中。他死后，张家其他亲属也被牵连。弟弟张居贤被贬，两个儿子分别发配辽东和贵州，终身不得入仕。妻妾子女分散流徙，张家一门盛极而衰。

没人替他说话。那些曾经受惠的官员、大臣、门生此刻都闭口不言，生怕惹火烧身。曾在张门求职的，也纷纷改口，说他“专断”“贪纵”“祸国”。落井下石的嘴脸比掌声还响，翻脸之快令人寒心。

他的政绩无人提，只有私德被反复攻击。朝中弹章称其“贪奢僭礼”“役使百姓”“养妓三十人”。传闻越传越离谱，说他生前常服秘药，“夜御数女”，因此阳亢伤身。没人追究这些话有没有依据，只当它是合情合理的“倒台理由”。

张居正的宅邸被充公，改为皇府，内部装饰被拆下赏赐给新贵。地契账册被焚，家书藏书散佚，连墓地也被人弹劾，说“不合皇城之侧”。朝廷甚至想撤掉他的谥号，理由是“不配为忠”。

这就是现实。改革者一旦死去，改革本身也变成了罪证。他活着时无人能动，死后却成了全民泄愤对象。万历皇帝虽然一度感伤，终究也默认了这一切。他知道张家确实家资巨大，也知道张居正确实专权多年。天子多疑，功高震主，从不新鲜。

最讽刺的是，张居正一生最重法度。他用法律压官员，用纪律约皇帝。到头来，却在权力真空之时，被法律彻底碾压。无罪也能治，有功也可诛。张家没有还手的机会，只能眼看名誉扫地、家族毁灭。

那几年，很多人都记住了“张家倒了”的声音，却没人再提“一条鞭法”“考成法”这些制度。他改革的根本被掩埋，功绩不复提，剩下的只有“贪”“淫”“僭”三个字在文书里跳舞。

这就是一位权臣的结局。他不是败给政敌，而是死于孤立；不是败给病痛，而是败在身后无援。

生前定乾坤，死后成笑柄？

张居正在位十年，几乎决定了万历前半生的全部政治轨迹。他推行的财政政策，让国家免于崩溃。他建立的考核制度，让官场回归效率。他的“条鞭法”，成了中国税制改革的经典案例。可死后十天，这些成就就像灰尘一样被扫进角落。

一个那么有能力的人，怎么会在死后成了笑柄？一是死得突然，二是死得尴尬。按史书说法，他死于痔疮。痔疮说不光难听，还显得不够“光荣”。于是市井之中便流行更劲爆的版本——纵欲致死、药补害命，听起来更像个倒台权臣的标配死法。

谣言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真实太枯燥。张居正太强，又太寡言，既无浪漫故事，也无温情回忆。死因太平常，就容易被补上“传奇结尾”。人们不满足于“病死”，更想要一个“活该”。

可真相往往是最不精彩的版本。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确实身体日渐虚弱，每天靠汤药维持朝政。补药吃多了，有可能引发肠胃问题，但绝非淫乐过度。一个日日清晨上朝的人，哪来时间夜夜笙歌？他管理那么严，自己怎会放纵？

清代学者赵翼说：“张公有功于国，其失亦不掩其功。”这句话后来被越来越多史家引用。即便政敌也承认，他的改革客观上挽救了明朝。虽然手段严厉，的确有擅权之嫌，但结果是正面的。功过并存，不宜偏废。

民间也渐渐恢复公道。清末梁启超、钱穆等学者都高度评价他，称其为“百年一遇之治国能臣”。民国时期，他的“考成法”被重新研究，视作公务员制度前身。就连一度消失的“文忠”谥号，也在几十年后被恢复。

只是在普通人眼里，他还是那个“补死的首辅”。一代权相，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病上，不如说死在一次政治机会的断裂上。万历皇帝没有继续他的改革，也没保护他的家族。他变成了被遗忘的一枚棋子。

他没有儿子能接班，没有门派能维持影响。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留下一个可以守住名誉的继承人。这种孤独，比病死更让人惋惜。

张居正确实不是完人。他有权欲，也擅手腕；他搞清流，也踩旧贵。他在掌权时压得别人喘不过气，死后自然没人愿替他说话。这些都是实情。

但在一个制度崩坏的朝代里，他能整顿秩序、提高效率、稳定财政，本身就值得铭记。他的死因并不重要，无论是痔疮、直肠癌还是大补过度，都掩盖不了他给明朝留下的那些制度性财富。

笑柄也好，遗憾也罢，一个真正的大臣，并不靠死法来定评价，而靠他留下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