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朱枫烈士货真价实的老照片，非常珍贵！

前些日子《沉默的荣耀》比较流行，剧中那个沉着且机敏的“朱枫”让人看后心里很痛。不过演员演得再相似，也比不上历史档案里很多泛黄的相片。这些相片不会发出声音，却比任何剧本都更加惊心动魄。现在我们就来瞧瞧这些老照片，看看真实的朱枫是什么模样。

1923年的第一张照片是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的合影。那个时候朱贻荫18岁，她原本的名字叫朱贻荫。她身着斜襟衫裙，留着齐耳短发，眼睛明亮得仿佛能够映照江南的水光。在那个时候她是沙孟海的书法学生，沙先生给她改名为“谌之”，意思是确实可靠。这位姑娘练习书法可是非常刻苦，磨墨的时候总是喜欢哼上几句越剧。同学陈修良后来回忆说：“她手腕悬空练习小楷，一写就是半天，袖口都被磨出了毛边”。但是富贵人家千金的生活并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

1934 年守寡之后有一张照片。她抱着小女儿坐在镇海老家的天井里面。穿着素色的旗袍，肩膀看起来比较单薄。眼神好似经过淬炼过的刀。前夫陈绶卿去世之后，留给她两个继女还有一个亲生女儿。家庭的财产被抗战掏空了大半。就在这个时候，她卖掉了家传的 3 克拉的钻戒。换成 6400 法币买来纸张运到桂林去支援新知书店。后来书店的老同事感慨说：“那戒指是她外婆的嫁妆，现在能够换一套宅子，她却表示捐就捐了”。最能体现她性情的是 1941 年在桂林的留影。36 岁的朱枫穿着格子旗袍靠在竹书架前面。手边摊开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账目。

她在那个时候负责管理书店的钱财。每一笔开支都使用尺子进行比对着画线。众人称呼她为“铁算盘”。有一次运书的船只在漓江发生了翻覆的情况。她率先跳进河里去打捞货物。当天晚上出现了发烧的状况，还紧紧握着潮湿的账本进行烤火烘干。像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在空闲的时候教导难童去认识文字。用口红纸蘸着水当作胭脂来给孩子们在眉心部位点着玩。

但让人心里很不好受的是1949年10月25日在香港拍摄的那张照片。她穿着浅色短袖旗袍，站在罗马柱阳台那里。她笑着把照片寄给丈夫朱晓光，背面竖写着一行字：“她已深深体验‘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

那时刚刚接到去台湾的任务，明明知道是危险的，却把告别信写成了情书。收到照片的朱晓光把它藏在铁皮盒里，直到2000年去世前还常常抚摸着相片说：“她说会更愉快地重逢……”台湾时期的朱枫几乎没有留下正面的照片。唯一能够见到的是1950年庭审现场的快照：她穿着碎花旗袍，外面套着蓝毛衣，斜靠在法庭栏杆那里，嘴角竟然带着一丝笑容。

她曾经有过一次吞金自尽的经历，被救之后遭受了四个月的刑罚。她的指甲变得光秃，腿骨出现了裂缝。但是在记者的镜头里的她，头发梳理得相当整齐，就好像是要去参加茶话会一样。之后特务交代，在遭受刑罚的时候她总是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个人的生死是小事情，耽误了大的事情可不行”。她的孙女朱容瑢说过一件事情。2010年接奶奶的骨灰回来的时候，发现台湾保存的遗物里面有一副眼镜，左腿缠着透明胶——就是1949年赴台之前在香港配制的那一副。她牺牲之前一直戴着这副眼镜，或许在舟山被羁押的时候，还通过这副眼镜看着对岸的故乡镇海。

如此来看，朱枫的每一张照片仿佛都是命运的标识。从闺秀转变成为烈士，容貌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眉宇之间那股决然越发浓重。在她牺牲六十年之后，骨灰坛才回到宁波镇海。

儿子朱明拿着盒子，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台阶。台阶有两百多级。他一路上轻声说道：“妈，您慢一些，到家了”。那时候山风裹挟着枫叶，枫叶红得就好像她十八岁那年临摹的字帖印泥的颜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