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写了一部重要的史书，《资治通鉴》。他谈论社会秩序，强调礼制、名分的重要。他也关注细微之处，提醒要防患于未然。关于如何识人、用人，区分才能与品德，司马光更有独到见解。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君主治理天下的职责，最重要的是确立礼仪规范。礼仪规范中，最关键的是明确等级秩序。等级秩序里，最要紧的是拥有正当的名号身份。司马光开篇即强调社会秩序的根本，认为名分（名）定、等级（分）明、礼制（礼）兴是国家安定的基石，体现了儒家正名定分的思想，认为名正才能言顺，事成。

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此句具体解释了前述“礼、分、名”的内涵。所谓礼，就是国家的法度规矩，是社会运行的总规则。所谓分，核心在于君臣上下各安其位，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所谓名，指公、侯、卿、大夫这些具体的官职爵位，是等级秩序的载体。司马光将宏大概念落实到具体制度层面，阐明维持社会秩序的具体要素。

《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

司马光引用孔子作《春秋》的笔法为例，说明其维护周天子权威、贬抑僭越诸侯的用意。即使周天子派出的使者地位不高，但在记载排序时仍在诸侯之前，可见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维护君臣名分是何等重视和用心良苦。惓惓（quán quán）二字生动描绘出圣人维护礼制的恳切之心。

非有桀（jié）、纣（zhòu）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除非君主残暴如同夏桀、商纣，同时又有像商汤、周武王那样仁德人物出现，赢得民心所向和上天眷顾，否则臣子对于君主的本分，就应当是恪守臣节，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司马光在此划定了臣子忠诚的绝对界限，强调了君臣大义的极端重要性，反映了他维护既有秩序的立场。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

只有名号（如爵位）和权力象征（如礼器、兵权）这两样东西，君主绝不能交给他人掌管，必须由君主亲自掌握。一旦君主失去控制，国家很快就会随之灭亡。司马光深刻指出掌握名分和实权对于维持统治的关键作用，警示君主切勿大权旁落，印证了韩非子关于君主掌握“二柄”（刑、德）思想的重要性。

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如果名分不正当、不明确，老百姓就会行为失据，不知道如何遵守秩序，社会将陷入混乱。此语源自《论语》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司马光借用强调确立和维护正当名分对于社会安定、民众行为规范的极端重要性。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从微小的苗头开始发生，逐渐发展到显著地步的。司马光揭示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强调了细节和开端的决定性意义。这句话提醒为政者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在问题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加以处理，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

圣明的人思虑深远，所以能够谨慎地察觉并处理那些微小的隐患。普通人见识短浅，所以总要等到祸患显露出来才去补救。司马光对比了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在于能否洞察先机，及时应对。

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在问题微小时加以处理，花费力气少而功效大；等到问题显露壮大再去补救，即使竭尽全力往往也来不及了。司马光阐述了“防患于未然”的巨大效益和“亡羊补牢”的巨大成本甚至无效性。这句充满了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说明了早期干预、预防为主的原则远胜于事后补救。

《易》曰：“履霜，坚冰至”。

司马光引用《周易·坤卦》的爻（yáo）辞“脚下踩到了薄霜，预示着坚硬的冰冻时节就要到来了”，来印证前面“事生于微而成于著”的道理。这句古老的箴言，用生动的自然现象比喻，警示人们要从细微的迹象中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做好准备或加以防范。

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

不考察事情本身的对错，只喜欢听别人对自己的赞美，没有比这更愚昧糊涂（闇 àn）的了。不揣度事理逻辑，一味阿谀（ē yú）奉承以求取容身，没有比这更卑鄙谄媚的了。司马光严厉批判了上位者听任奉承和下位者无原则谄媚两种恶劣作风，指出其巨大危害。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圣明的人任用官员，就像高明的木匠使用木材一样，选用木材的长处，避开木材的短处。司马光用木匠用材的比喻，阐明了知人善任的智慧。不求全责备，而是量才录用，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避开其缺点和不足，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

如果君主不修养德行，那么即使是同乘一条船的亲近之人，也会变成潜在的敌人。这个比喻源自古语，形象地说明了德行对于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的核心作用。失去民心和身边人的信任，哪怕身处看似安全的环境，内部也可能充满危机，人人皆可为敌。

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智伯依仗自己所谓的五项才能（力气大、善射御、多才艺、能言善辩、坚强果敢）而傲慢待人，行事缺乏仁爱之心，这样的人谁能够容忍他呢？如果真立了仁厚的儿子智瑶为继承人（此处原文指智宵，智瑶为智伯名），而不是那个同样傲慢的智襄子，智氏宗族或许就能避免灭亡了。这段评论点出了智伯性格缺陷是其败亡的关键。

《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

司马光引用《尚书·夏书》中的古语（大意是：一个人的过失累积，怨恨并非一开始就显露，要在尚未显现时就图谋解决）。接着总结道：君子能够勤于处理微小的事情和细节，所以才能避免大的祸患。再次强调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并以古训佐证，说明这是历代贤明者共同遵循的原则。

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想要打败对手，不妨暂时先帮助他，使其骄傲懈怠；想要从对手那里夺取什么，不妨暂时先给予他一些好处，使其麻痹大意。姑（gū）字点明了暂时性。此句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权谋策略，常见于兵法和朝堂斗争，体现了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智慧，但有时也带有阴谋色彩。

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赵国谋臣张孟谈用“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受冻”这个生动的比喻，劝说韩、魏两家。他指出，当前智伯率领（帅 shuài）韩、魏攻打赵国，一旦赵国灭亡，韩、魏就是下一个目标。这个著名的“唇亡齿寒”典故，形象说明了利害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外交游说中极具说服力的论证。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智伯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才能超过了他的品德。司马光用极其精练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总结了智伯失败的教训。这句话是理解后面长篇“才德论”的总纲，点明了个人素质中“德”对于驾驭“才”的关键作用，才能若无德行约束，反而会加速自身的毁灭。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才能和品德本是两回事，但社会上一般人往往分不清楚，笼统地把有才能的人都称为贤能之人，这就是导致选用人才失误的原因。司马光指出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人才识别误区，即混淆才与德，将技术性能力等同于整体的贤良品质，警示这种认知偏差的危害性。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能，是品德的辅助工具和凭借；品德，则是才能的统帅和引导者。司马光用“资”和“帅”两个精准的比喻，清晰地界定了才与德的主从关系。德是根本，是方向，才能只有在品德的正确指引下，才能发挥正面的作用。没有德的才能，如同失去指挥的军队，可能造成破坏。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因此，才能和品德都完美无缺的人称为圣人；才能和品德都没有的人称为愚人；品德胜过才能的人称为君子；才能胜过品德的人称为小人。司马光基于才德关系，构建了一个清晰的人物分类体系。这个分类为后续讨论如何选人用人提供了理论框架，影响深远。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所有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来任用，那么与其得到小人（有才无德者），还不如得到愚人（无才无德者）。司马光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用人原则：宁用庸才，不用“能干的坏人”。因为小人有能力作恶，危害更大；愚人虽不能建功，但至少不会主动破坏。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君子拥有（挟 xié）才能，会用才能来做善事；小人拥有才能，则会用才能来作恶。这句话直接说明了品德对于才能使用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本身是中性的工具，善用或恶用，完全取决于拥有者的品德修养。再次强调了考察德行的重要性。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小人（才胜德者）的智谋足以实现他的奸计，他的勇气足以支撑他做出残暴行为。这种人就像是长了翅膀的老虎，造成的危害难道不是更大吗？司马光用“虎而翼者”这个极具冲击力的比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有才无德之人的巨大破坏力，进一步论证了为何宁用愚人不用小人。

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品德高尚往往让人敬畏，保持距离；才华出众则容易让人喜爱，愿意亲近。喜爱就容易亲近，敬畏就容易疏远。所以考察人才的人，常常被才华所蒙蔽，而忽略了对品德的考察。司马光从人情事理的角度，深刻分析了为何人们在选才时容易重才轻德的心理原因。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考察一个人，要看他平日交往亲近哪些人；富有时看他如何支配财富、与谁分享；显达时看他推荐任用什么人；困窘时看他坚守什么原则、不做哪些事；贫贱时看他是否能保持清廉、不取不义之财。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观察，就足以判断一个人的品行了。司马光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识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