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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这叫做汉奸文艺。”

《生万物》这部电视剧虽然表面上描写了鲁南农村的生活画卷，但其对地主阶级的系统性美化，暴露了其深刻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和政治危害。

一、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与集体主义的背离

《生万物》通过主人公的个人奋斗史，过度渲染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将个人成功置于集体利益之上。作品中充斥着“自我实现”“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与教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

教员指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纪念白求恩》中，他赞扬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而《生万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主人公刻画成一个脱离集体、孤军奋战的“英雄”，过分强调个人能力的决定性作用。

例如，在描写合作社改革的情节中，作品将成功归功于主人公个人的“英明决策”，忽视了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叙事手法本质上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消解，是对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地位的否定。

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夸大个人作用、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的固有局限性。正如教员所批评的：“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

二、对地主阶级的美化与阶级调和论倾向

《生万物》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其对地主阶级的系统性美化。

剧中地主宁学祥被描绘为虽然抠门但却有血性、有担当的人物。甚至在土匪围村时站出来保护村民，这种描写完全抹杀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本质。

费左氏更是被塑造成一个“大善人”，逢年过节给佃户送粮食，村民有困难时伸手相助。这种描写掩盖了地主阶级通过地租、高利贷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剥削。

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其残酷性是世界上罕见的。”而《生万物》却通过这些情节，将地主阶级描绘成农民的保护者和恩人，完全颠倒了阶级关系。

剧中甚至安排宁学祥在临终前“将土地交给国家”的情节，试图塑造一个“开明地主”的形象。这种描写违背了土地改革的历史真实——土地改革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被非法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不是依靠地主的“恩赐”。

这种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调和论倾向。他们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试图通过“人性论”“道德感化”来调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种倾向实质上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是对革命历史的背叛。

三、改良主义倾向与革命精神的消解

《生万物》在表现社会矛盾时，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试图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局部调整来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这种倾向本质上是对革命精神的背叛，是对阶级斗争的回避。

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讴歌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好得很”，批判了那种指责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而《生万物》却恰恰表现出这种害怕革命、主张改良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

作品中对社会矛盾的描写往往是浅尝辄止，试图用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化解尖锐的阶级矛盾。例如，在表现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时，作品不是揭示其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本质，而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觉醒”来化解冲突。

这实际上是在美化阶级压迫，麻痹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剧中农民对地主的斗争被描绘成非理性的、过激的行为，而地主对农民的“宽容”和“恩赐”则被大加赞赏。这种叙事方式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抹杀了农民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动摇性。他们既对现状不满，又害怕真正的社会革命；既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又不愿彻底打破旧的社会秩序。教员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四、浪漫主义空想与现实斗争的脱节

《生万物》在描绘农村生活和农业发展中，表现出一种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空想。作品将复杂的农村阶级斗争简单化，将艰巨的农业生产斗争诗意化，掩盖了现实的残酷性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教员在《实践论》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而《生万物》却停留在对农村生活的表面描写和浪漫想象上，缺乏对农村阶级斗争本质的深刻揭示和有力批判。

作品中对农业合作化的描写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忽视了合作化过程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例如，作品将农业技术改造描写得过于轻松顺利，似乎只要有了先进技术和个人努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这种描写掩盖了农业生产斗争中需要克服的重重困难，忽视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所需要的长期艰苦斗争。这种浪漫化处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脱离实际、缺乏持久斗争准备的弱点。

教员曾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生万物》的作者显然没有真正走进农村、走进农民，没有真正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因此其作品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空想性。

五、政治危害与批判的必要性

《生万物》所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这种倾向具有严重的政治危害性，必须加以坚决的批判。

这种美化地主阶级的描写，模糊了阶级界限，麻痹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如果地主阶级都如剧中描写的那样“通情达理”“有情有义”，那么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就被彻底否定了，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就被否定了。

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宣扬阶级调和论。如果通过地主的“道德自觉”和“人性发现”就可以解决阶级矛盾，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基本原理就被推翻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就被瓦解了。

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消解了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果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人性解放”成为最高价值，那么集体利益和革命理想就被置于次要地位，共产主义道德就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取代。

《生万物》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如将宁学祥描绘为乱世中“有血性”的守护者，费左氏被塑造成逢年过节给佃户送粮的“大善人”，掩盖了地主阶级通过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剥削。

这些情节将尖锐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温情的道德感化，无疑削弱了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教员曾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揭示历史本质，而非用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幻想遮蔽阶级斗争的真相。唯有如此，文艺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