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主要根据一位耶稣会神父的日记研究他1696年陪同康熙皇帝从张家口至鄂尔多斯经过的一些地名。接着研究了一位英国犹太人1872年从赛尔乌苏经过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之行，也讨论了额尔古纳河东岸三河地区移民的俄国东正教堂。

本文主要讨论近代中蒙间越界游记、交通路线程站定位及清代历史地图编纂法 —— 兼论俄罗斯与呼伦贝尔边界史研究及建立的东正教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清朝中后期地理志，谭其骧的清代蒙古历史地图首次对《蒙古游牧记》部分关键地名做了定位,成果斐然，但仍存在一些错误，至今无人能够发现或指出。根据古今中外诸多史料对谭其骧清代历史地图存在的错误进行勘校,可对从事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也有助于推进蒙古地图史的深入研究。

对于近代内外蒙古接壤地带地图测绘史的研究，内蒙古方面不能说不重视，只是北京和内蒙古研究方面虽然有蒙古族的基督教专著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有利用满文档案讨论咸丰时期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地区与车臣汗部间卡伦的硕士论文等，对于民国成立以来日本人入侵东部内蒙古的历史，我们仍然所知不多。如果利用1872-1913年间英国人从内蒙古进入外蒙古绘制的地图及1945年8月美军在东京劫收的日本驻郑家屯、赤峰、满洲里、海拉尔领事馆等现在已经公布的当时属于秘密的档案缩微胶卷，配合伪满洲国等史料，可以更多内容补充勾勒出1902年-1937年间东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俄侨宗教的大致情况；应当特别指出，一部近代内蒙古地图测绘史，不仅仅是张库交通史，也是西方和日本人从归化城经过赛尔乌苏至乌里雅苏台，然后经过科布多、索果克赴俄国的考察史。还应当讨论中蒙方面不大了解的民国年间犹太和鞑靼人在东部内蒙古活动的珍贵油印史料。

目前在“知网”键入“中蒙边界史”，会告诉你有104条相关论文，实际上没有一条真正与近代中蒙边界史的研究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是史料的缺乏。

吕一燃先生是研究近代中蒙关系的专家，他主笔的《中国近代边界史》煌煌两厚册，2007年已经由四川出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再版，其中的“中蒙边界”一章竟然没有写中蒙边界史，只写了近代中蒙关系。我亲自询问，回答的理由是：如果写了近代中蒙边界，就等于承认了外蒙古独立。

当然，写1949年后的中蒙边界论著有一些，只是与近代关系不大。还有关于诺门罕与北塔山的，只是其它地段较缺。因此，目前重要的工作是考察近代穿越中蒙边界的中蒙方面及西方和日本人的游记与地图，从中钩稽有关记载。

一、近代穿越中蒙边界的西方人游记与地图

英籍随父母归化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伊利亚非常了不起，一生未婚的他应当是利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方法实践与研究内外蒙古地理的创始人，1872年28岁的已经因为利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方法实践与研究了黄河而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奠定了学术地位的他从暂住的上海来到北京，再经过张家口，于1872年8月1日从张家口至西营子[1]110。

在西营子时，他专门去访问了不远的巧尔基庙(召)，位于兴和县团结乡十四苏木行政村(原察哈尔正黄旗十四苏木)。“巧尔基”乃藏语“巧尔基加布”的缩写，意为“法王”。地位极高。

图1

图1，以上为民国初年南壕堑神父拍摄的巧尔基庙(召，此即“文革”期间被毁的“佑安寺”)照片，该寺已经毁于“文革”，所以照片极为珍贵。目前已经在位于兴和县团结乡十四苏木行政村旧址重建，但是因为不了解旧貌，所以样子与当时的不大一致。目前内蒙古《晨报》流传有一张所谓该寺的照片，有台阶。应当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佑安寺同名寺院。

图2

耿昇先生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有“巧尔基”寺的宗教历史的记述，其中大段的“卓资喇嘛寺”实际上是“巧尔基”寺的误译。因此当时出版的《兴和县志》与《卓资县志》均没有使用《鞑靼西藏旅行记》的有关记载。

伊利亚访问了Chorchin Lamasery(“巧尔基”寺)，叙述为汉式，被所建规则的路与小房间包围。一位驻寺喇嘛住一间。当时只在夏季住，冬季住在院子里搭的蒙古包。房子用作库房。这里只有极为规则的寺院，没有村庄。从房子规模判断可住200-400喇嘛。古伯察说有2 000喇嘛。这是不可能的。为南蒙古上等寺院的代表样式。

伊利亚后至归化城，从归化城，他开始了经过平行赛尔乌苏至乌里雅苏台官道的西南侧商道的旅行，然后经过科布多、索果克去了俄国。1873年，他的非常精美的1度=200中国里的彩色大比例尺有经纬度方格西蒙古地图印制出版发行，反映了1872年7月至1873年1月路经的天文和实际测绘成果。在上海他经商失败，此次考察完全自费。有护照，但是申请走官道未成功。清外交部门认为他属个人。

图3 伊利亚的地图

这里要谈一下谭其骧1972年首先出版的清代内外蒙古历史地图，即718万分之一的乌里雅苏台幅、700万分之一的内蒙古幅和560万分之一的黑龙江幅的呼伦贝尔部分，还有新疆及甘肃幅有关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等部分。毛主席提出编写该地图集。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编绘清代内外蒙古历史地图的应当为北京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及内蒙古的专家们。实际情况竟然是，第二至第八册清代蒙古地区，均由当时30多岁、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元史大家的陈得芝独当其任。这实在令人惊讶。陈得芝水平当然极高，还是研究元代驿站的专家。但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对归化城至乌里雅苏台疆的台站的定位，就有一些问题，以前的学者从未质疑。

谭图的疆域以嘉庆一统志为准，不能标蒙古字母，必须标清代汉字。

伊利亚的地图首次在大比例尺有经纬度方格蒙古地图标出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土谢图的南境，实际上标出了当时的内外蒙古交界。

我们知道，汉字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几幅分图包含了内外蒙古地区，但是没有标出盟界，当然也就没有标出当时的内外蒙古交界。而且实际人文地名很少，多为山川之名。实际上，康熙以后，皇家地图就失去了经纬度控制。伊利亚的地图的出现标志着较为全面的反映内外蒙古的中西部大比例尺地图大部分范围地区进入了实际测绘研究阶段。

关于康熙的行程，比较见图4甘伯乐的地图。

图4

可与1902年英国领事甘伯乐的旅行地图比较[2]第485-518页。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玄烨“巡行北塞，经理军务”，即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清圣祖实录》记有康熙大营张家口——归化站道细节：二十八日“出张家口，驻跸察罕拖罗海(第一台，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石嘴子乡东五十家村)地方。”

图5 日本人的地图

二十九日“上驻跸喀喇巴尔哈孙(第二台，或记作布尔哈苏，今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乡小二台村，Khara-balgas,黑城。张家口与北面安固里淖Angul nor间两个有城墙的城的首座)地方。”“上驻跸宣化府，上驻跸下堡(即张家口堡，堡城在大境门南五里)。”

三十日“上驻跸海柳图(第三台，今张家口市张北县海流图乡大土城村-小土城村)地方。”Chagan-balgas,白城。张家口与北面安固里淖Angul nor间两个有城墙的城的第二座。

根据《東部内蒙古地図》(陸軍参謀本部編纂課《蒙古地誌》1893年-363 pages.付図；辻村1908年再版；后收入柏原孝久, 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下两卷本，冨山房, 1919年)，即地图中的“哈柳台 ”。

十月初一“上驻跸鄂罗音布拉克(第四台，今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地方。”Orto-bulak泉。即地图中的“鄂罗伊 ”。

初二“上驻跸胡虎额尔奇地方。”

初四“上驻跸昭哈(或记作昭化，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鄂尔栋镇皂火口村)。”即地图中的“昭哈 ”。

图6 日本人的地图

图7 日本人的地图

初五“上驻跸河约尔诺尔地方。”关于“河约尔诺尔地方”，可以说是康熙此行的一个死结，牵涉到前后地名的定位，但是至今无人能够考证出来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此应当提一下包头医学院图书馆的刘忠和教授《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汉文版)》 2015年第2期)一文。此文对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进行了目前最精细的研究,使彼时多数用蒙古语标识的地名能与今或蒙语或汉语地名有大致对应,从而使人们特别是研究者对康熙的此次亲征、与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关系更加清晰,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彼时的发展有较明了的认识。该文精心考证：“十月初五(10月30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河约尔诺尔(hoyar-noor)驻跸。河约尔诺尔为蒙古语。河约尔意为二、双。诺尔即淖尔，意为湖泊。合起来就是双湖。该双湖就是今察哈尔右翼前旗小淖乡境内的依核淖尔和巴嘎淖尔。今天这里仍有两个小湖。察哈尔蒙古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发生了‘布尔尼之变’后，被康熙皇帝从今辽宁义县一带，迁到了今乌兰察布市及锡林郭勒盟南部。清政府把13 746丁编隶旗佐。那时察哈尔蒙古大约有人口8万人左右，以如此数量的人口，分散在近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仅有1家人还不足，可见那时察哈尔地域人口是多么稀少。”

张诚日记记载：“30日，我们向西-南-西方向走了四十五里，大部分行军路程都很平坦。但是皇帝发现了一处适合狩猎的山区，在一些砾石的后面我们发现了一些狐狸、野鸡、野兔。这里平坦的路程较多。我们在靠近池塘的一处小平原安营扎寨，这个地方叫作河约尔诺尔(Hoay nor)，意思是‘两个池塘’，因为那里有两个大小相近的池塘。整个上午天都阴沉沉的，甚至刮起了东南风，我们担心天气变化的时候下起了雪，而后又刮起了西西南风驱散了乌云，而后一直无风温和。又来了一些蒙古人觐见皇帝，男男女女都有，当我们接近营地时又遇到一小群蒙古营帐。”

我认为“河约尔诺尔地方”即下面《康熙皇舆全览图》蒙古地区分图之一鄂尔多斯“河套图”中的“奇儿鄂模”，蒙古文拼音Kir omo.乾隆图作“奇尔鄂谟”，有两个字不同。即今天著名的黄旗海。

图8 《康熙皇舆全览图》

此为第六次随康熙同行的《张诚日记》此日条作西-南-西行45里抵达的Hoay nor.

伊利亚的地图作Hoei Omo.

奇怪的是，柔克义对20年前的先行者伊利亚的情况不了解。柔克义地图作Hire-nor.(认为意为黑湖。乃误将黄色解释为哈拉)面积比伊利亚的面积小几倍。他称呼为池子。因为当地正在闹大旱。官民举行祈雨仪式。

初六“上驻跸巴伦郭尔地方。”此为第六次随康熙同行的《张诚日记》此31日条作西行50里抵达的Paroncel(第429-430页)①。张诚日记记载：“31日，我们朝西北方向走了五十里，有十五或二十一里都是走与前一天相类似的山，皇帝和扈从们又一路射猎，我看见两只狐狸，还有一些不大的野兔和野鸡。但经过山区后，我们进入了一片开阔的大平原，这里牧草丰美有许多野兔，皇帝射猎了很多野兔，而且他兴致特别高，又射猎了五、六只鹌鹑，几乎不会错过任何飞禽走兽，在今年耕种的土地里发现的这些鹌鹑，因为这里几乎是平原，坐落在平原中间有一座宝塔，我在第一次旅行的日记中提及过此塔。皇帝下马，并在那里驻足了一段时间，皇帝看到大量马匹和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奔跑。今天来了很多蒙古人，他们集结在道路旁觐见皇帝提出他们的诉求，皇帝停下马聆听他们的请求。我们驻扎在平原的西部，这里有一条小河，名叫巴伦郭尔(Paroncel)，意思是西江。今天天气温和平静，无风，除了夜间刮起了西风。”

刘忠和教授认为：“十月初六(10月31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巴伦郭尔(baragun-gool)驻跸，郭尔意为河流，合起来即西河、河西或河左。从上一驻跸地河约尔诺尔和下一个驻跸地瑚鲁苏台(葫芦素太)来看，这个巴伦郭尔应即流经今丰镇市隆盛庄镇和察哈尔右翼前旗新风乡境内的西河湾。这条河全长只有17公里。两岸现有10多个村庄。当地人也称其为隆庄河。因为它不仅发源于隆庄，而且隆庄也是这条河边最大的集镇。晚清，这里大约有两三万人口。隆庄镇里有来自今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的一些大商人的院落。这些商人以此为中心，向四周的广大乡村收购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以及草原上的皮毛、牲畜等，使隆庄成为内蒙古西部仅次于呼和浩特、包头、丰镇、托克托等 地的一个大商业中心，有‘绥东第一镇’之称。”

我认为“巴伦郭尔”不是在今天黄旗海南部偏西的丰镇市的隆庄镇，而是在北面30公里外的黄旗海西部偏北的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平地泉东面。1891年12月14日柔克义住宿在此一蒙古小客店，只有一间屋子，内有两个大炕。附近为一头人住处和一小喇嘛寺，地图作Chihoia-ying-tzi(旗后崖营子。译音，即翌日条记载的译音“栖霞”)。

初七“上驻跸瑚鲁苏台。”②关于“瑚鲁苏台”，也可以说是康熙此行的一个死结，牵涉到前后地名的定位，但是至今无人能够考证出来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此仍然应当提一下刘忠和教授《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研究》一文，此文精心考证：“十月初七(11月1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瑚鲁苏台(Hulustai)驻跸。实际上这个瑚鲁苏台(今写作葫芦素太)在以后迁来的汉人口里，其发音有了变化。今天多发成海流素太(Hailiustai，意为有竹子的地方。这里没有竹子，有的只是芦草。因此，这是个有芦草的地方。今海流素太就是丰镇市的三义泉乡政府所在地，早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派往俄罗斯的张鹏翮、钱良择等就从这里走过。”

有人认为“乌云毕力格先生曾在《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及其流传》一文中对方略类史书进行过拨云见日的史料学批判，那篇论文虽然以《钦定平定朔漠方略》作为批判对象，但对今人审视《皇清开国方略》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刘忠和教授也引用了此文。但是此行的一些地名一直没有人、包括乌云毕力格教授此文也没有真正能够去解决，所以刘忠和教授认为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认真探讨。

我认为：利用康熙随行耶稣会士的详细记述和近代西方日本人的沿途游记和亲自测绘的路线图，是目前解决康熙路经地名的比较可靠的方法。

此为第六次随康熙同行的《张诚日记》此1日条西南行抵达的Houstai(第430页)，该日记记载：“11月1日，农历十月初七，我们已经前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我们驻扎在平原上，余下的地方都是崎岖的土地。皇帝一路射猎，猎杀了很多野兔。有许多蒙古人来拜见皇帝，他给了他们每人很多钱。天气与前几日相同，晴朗温和，西南风。我们驻营在瑚鲁苏台，四处环山，饲料丰富，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溪流，水源充足。”

我认为“瑚鲁苏台”即今天卓资县东面京包线上的十八台镇南面的忽力进图村，与刘教授考定的南面“丰镇市的三义泉乡政府所在地”相距约50公里。

根据1907年黑白大比例尺大单张清晰的梯尺百五十万分之一的《東部内蒙古地図》(陸軍参謀本部編纂課《蒙古地誌》1893年-363pages.付図；辻村1908年修订再版；后收入柏原孝久,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下两卷本，冨山房, 1919年)，フルスタイ(furusutai)驿(即“瑚鲁苏台”)在“平地川”(即平地泉的误译)西面驿路上，为陶林(县)政府驻地。

《奉使倭罗斯日记》(不分卷，清张鹏翮撰，道光五年刻本)第十二页上=第525页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公历6月)进入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情况记述如下:

“十二日(公历6月9日)行平道八十里(抵中国之百有十里)，次他喇布纳。……十三日(公历6月10日)行五十里入山，次呼庐苏泰，犹华言苇子沟。……十四日(公历6月11日)，雨止。启行五十里，次阿把和、三军侧两山下。”

“他喇布纳”即“他喇布拉克”，汉译“平地泉”。

同行的钱良择《出塞纪略》(世揩堂藏板)作“屯他哈布哈”。又载“屯呵庐苏泰，华言芦沟”。

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发现此流传最广的1946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程演生辑录铅印本翻排错误百出，不可信，乃书商为了赚钱所出快速劣本)，第9页作“呼芦苏泰”、“ 阿托和”等。

刘忠和教授也没有使用反映1893年情况的〔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的《蒙古及蒙古人》( Mongolia and the Mongols第 2卷， 刘汉明等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波兹德涅耶夫从归化城东行，第182页记载：3月19日周五，“我们登上了一座不太高的山岗——呼鲁苏台鄂博后，……”第185页同日记载：“11点20分来到了一座察哈尔人的小村庄，叫栖霞(注释为平地泉一带)”。《東部蒙古: 蒙古及蒙古人続編》(ポツドネヱフ 著，東亜同文会調査編纂部, 1915年)第207页没有用汉字表示俄文“呼鲁苏台”译音。第210页漏译了时间，而且只是译了栖霞译音地名。但是后面地图译为“平地川”。第211-213页第20日有“午后一时二十五分、支那村落水泉子”到着。“七时三十分水井子村”到着后留宿。

图9 柔克义的地图

初八“上驻跸磨海图地方。”即地图中的“黑[墨]亥兜”。刘教授认为：“十月初八(11月2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磨海图(Mogaitu)驻跸。磨海图为蒙古语，意为有蛇的地方，也写作穆海图，今多写作马盖图。此地应为今卓资县梅力盖图(三义堂)，金峰先生认为此地是今卓资县的马盖图。”为张诚日记此日西行30里所至的Mohaitou(第430页)，该日记记载：“2日，我们向西前行了30里，偏北方向，道路崎岖，多小山与山谷。尽管皇帝一路射猎，但只猎到三、四只狐狸和非常少的野兔。我们驻营在一个叫Mohaitou的山谷，意为‘马车国家’，因为蒙古人使用小马车。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和饲料。

天气平和温暖，西南风，中午风大，早晚风平。”

初九“上驻跸喀喇乌苏地方。”即地图中的“枯柳泊 ”。为张诚日记此日西行35里所至的Caraoussou(第430页)，该日记记载：“3日，我们前行了35里，道路很难走，都是山路，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很难行走，因为有一多半都是石头，我们看到山中峡谷内有一些灌木丛。皇帝一路狩猎，猎杀了一只鹿、一只狐狸、一些野兔，一位皇子也猎杀了一只鹿。我们在山谷中扎营，旁边有一条小溪，这个地方叫作Caraoussou。早晨天气平和，9点开始刮起西南大风，一时风起云涌，直到晚间退散。”

初十“上驻跸察罕布拉克(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树乡厂不浪村)地方。”张诚日记:“4日，我们向西行进40里，偏南向，几乎都是在山谷中行进。皇帝巡幸了一个著名的宝塔，离我们的驻地50里远，晚上回来。我们驻扎的营地叫察罕不拉克营地。天气平静下来，比前几日有一些冷，因为刮了一整日西北风。”

十一日“上驻跸喀喇河朔地方。”张诚日记: “5日，我们向西行进50里，从整个山谷的整体布局来看，一会儿有一些偏北方向，一会有一些偏南方向，沿着一条小河行进，我们横跨这条河流10多次，山谷的前20里道路非常狭窄，之后渐行渐宽。皇帝开始狩猎，他猎得很多雉鸡，一只鹌鹑不是很欢快，我们也没释放它。延绵的群山不是很高，面向北的山坡长满了树木，南向的一面山谷饲料丰沛，到处都是蒿，所以这里好多雉鸡，因为它们喜欢以蒿的种子为食。一早很冷，虽然不是没刮平时的西北风，太阳出来后，气温回升，天气平和。我们驻扎在山谷，名叫Hara hojo。”

十二日“上驻跸白塔(辽万部华严经塔)，上自白塔往归化城。”张诚日记: “6日，我们向西西北方向前进60里，前20里是在我们昨日驻营的山谷，那里有一些雉鸡和鹌鹑。然后我们进入一大片平原地带，一直向西延伸到地平线，它的北面是相当高的山，南面是小山。我们沿着一条河流行进，来回横跨这条河很多次，一直延伸到我们驻营的附近，这个地方不能涉水而行了，皇帝一路射猎。皇帝叫来500名蒙古人一同狩猎，我们猎得很多野兔，他们猎得很多雉鸡。我们在驻营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一个中国很著名的宝塔旁，名叫白塔。天气很冷，西北风，夜间方停。”

十三日“上驻跸归化城。”张诚日记: “7日，我们仍在大平原上向西行进40里，我们横跨一条小河三次，与昨日相同。我们路过很多村舍，都是蒙古人地泥房子，他们在周围耕作。男女老少的蒙古人在路旁迎接皇帝，向皇帝进献香木、黄油、乳酪、绵羊。在接近Queihourhim或是Houhou hotun(青城)20里的地方，我们发现蒙古士兵跪迎在路旁，接近城时，队伍用小号、鼓、风笛等乐器演奏庄严的音乐，进城时，道旁跪了很多人，在村土地富饶的村子村口，妇女们也跪迎在路旁。在寺庙附近，也就是皇帝要下榻的地方，有至少200名喇嘛也按等级排列成队迎接皇帝，他们每人都手持粗糙的乐器，所有僧侣都穿着僧服，有黄色的和红色的，从颈部覆盖到脚部，主教喇嘛占了很大的地方，他们称作houtouktou。皇帝进入寺庙，在为他准备的房间中用过膳，他去巡幸别的寺庙。这里有三座大的寺庙，每座寺庙都有他们的houtouktou(青城)和许多喇嘛，还有许多类似于我们的教士，但他们不住在寺庙里，他们只是在庙中做祈祷。天气一整日平静温和。”

这份史料证明，康熙亲征噶尔丹，出张家口沿阿尔泰军台行军，径直奔归化城而来，归化城之于阿尔泰军台意义不言而喻。

图10 日本人的地图

我们知道，有关康熙的大部头传记较多，关于这一段行程，因为至今没有考证，所以如蒋兆成等著437页的《康熙传》(人民出版社，1898年)第248页仅记载：“(1696年)9月，康熙再次前往归化城”，一下跳过。

据《卓资县志》载，1921年平绥铁路(北京市-呼和浩特市)建成通车后，横穿卓资县中部，途经八苏木、十八台、马盖图、卓资山、福生庄、三道营7个乡镇和较大车站，还有哈拉、姑家堡、安居、蒙古营4个小站。

刘教授记述：“十月二十四(11月18日)，经过11天的休整，康熙皇帝率军由归化城出发，继续向西进发。当晚驻跸衣赫图尔根郭尔(Yehe-turgen-gool)之南。衣赫图尔根郭尔为蒙古语。衣赫意为大，今多写作义和、伊克等；图尔根是河流名称，意为黑色；郭尔意为河流，合起来就是大黑河。依清军行军速度看，此地应位于今土默特左旗白庙子乡境内。此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刚刚开始招民垦种。《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该地为距归化城三十三里的浑津村之南，说明该地应在今浑津桥附近。”张诚日记:“ 8日，在原地驻扎。皇帝用膳后，去巡幸要塞，这是一个处于半拆毁状态的要塞，还有很多寺庙，然后在城外扎营。在那里，皇帝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使者，他斥责使者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把噶尔丹的女儿带来，并威胁使者如果不带来噶尔丹的女儿，他就会发动战争。使者向皇帝进献了许多布匹，类似欧洲的衬衣和短上衣，还有用于燃烧的香。

8日，我们仍驻扎在原地。皇帝向蒙古战士们赐宴。在边境观察额鲁特人流向的东鞑靼人和他们的将军拜见皇帝。达赖喇嘛的使者和许多喇嘛还有在houhou huton(青城)住的大喇嘛一同赴宴，其中还有houtouktous régulos和蒙古王子，还有皇帝的随从们。宴会间，他们表演了很多节目，吹奏乐器和库布摔跤，蒙古人对满洲人和汉人。天气和前几日一样，晴朗平静。

13日，我们在原地驻扎。早上有些阴天，一会刮起西风吹散了云彩，下午风力加大，晚上刮起劲风。

14日，仍驻扎原地。天气平静无风。

15日，仍驻扎原地。早上阴天，看上去要下雪，中午云散，天气复晴，一整天温和。

16、17日，仍驻扎原地。天气平静温和。

18日，我们离开了houhou hotun(青城)，向西-南-西方向行进了50里，仍是在一片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其中有很多耕地。道路两侧有很多村舍，我们跨越过两条河流。第一条河流不是很深，但是第二条河流虽然不宽但是很深，河上面架起了一座桥，因为不架桥就无法穿过，这条河西北流向，尽头在黄河，叫Tourghen(图尔根)。我们扎营在平原上，临近Ontiin cajan(浑津，昂听加健桥)村。皇帝离开houhou hotun(青城)时，路旁列队站好很多喇嘛，像他们来时一样身着僧袍，手执旗帜、小号、鼓等等。一些蒙古部落的首领们也来迎接，皇帝把他们的妻儿迎接进帐篷，送给他们布匹和银两等礼物。皇帝还赎回了上次战争中被掳走的额鲁特男女老少使他们能够夫妻亲子团聚。皇帝非常慈善地赏给他们皮衣，并许诺将会赎回以后发现的俘虏, 他甚至留下自己的是从官员帮助照顾这些人。天气平静温和(第433页)。”

图11 柔克义1891年地图

柔克义作浑津桥(Hung-chi-chiao)。

刘教授记述：“十月二十六(11月20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达尔罕拜尚驻跸(darhan-baixing)。达尔罕拜尚为蒙古语。达尔罕是一种对有艺能贡献人的封号，是指由汉人所建房屋而形成的村庄。合起来就是有艺能人的村庄。结合上一个驻跸地衣赫图尔根郭尔之南及下一个驻跸地丽苏综合考虑，这个达尔罕拜尚应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或三两乡境内。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分册》，笔者认为这个达尔罕拜尚就是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北什轴村。为该村原名‘旦州板’，意为管家人的房子……且恰位于康熙皇帝上一个驻跸地衣赫图尔根郭尔之南和下一个驻跸地丽苏之间。……出归化城向西南行，地平圹，……耕之不尽，诸塞之外，……康熙皇帝对路经达尔汉拜上的地貌描述，也正好能说明此地应该是今土默特左旗的北什轴……就位于今呼和浩特西南，且位于康熙……这里土地平圹，水草佳美，……笔者想什轴也许是‘食周’，是给周围人提供了丰盛饮食的意思。”张诚日记: “19日，我们仍驻扎在原地等待大败额鲁特人的2 500名骑兵归来。皇帝在此之前未见过他们，当他们快到营帐的时候，他走出去迎接他们。皇帝让官员赏赐他们牛羊，他们见到皇帝，兴高采烈的欢呼。皇帝让官员们给他们布菜，他们对皇帝很满意，特别是没有食物马匹的损失，皇帝赏给他们15万两银子。皇帝说要奖励他们中表现最优秀的人，然后他向随行官员问询，他们都夸赞深得军心的费扬古将军，他们都非常愿意服从费扬古将军的命令。天气同前几日一样晴朗温和。

20日，我们向西行进40里，仍然在同一片大平原上，有许多耕地和村舍。在我们到达要扎营的地方前，在一个叫达尔罕拜尚(Tarhan cajan桥)的村舍附近，我们来到一片小高地，这里是蒙古运城旧地。这里有很多城市，有一些保留的很完好，还可以继续耕作，但这里没有树。在达尔罕附近，我们甚至能看到宝塔和寺庙。皇帝一路射猎野兔。六、七名山西总督、财政大臣、司法大臣前来迎接皇帝。天气与前一日一样(第433-434页)。”

刘教授记述：“十月二十七(11月21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丽苏(lisu)驻跸……(1974年)里素被还原为 Alisu，意为羊草，…… 《呼志》第220页、《蒙图》(1987)均作Luss，称意为水神龙王……据传，这里曾遭受过特大洪水灾害，人们认为这是水神发怒所致，修建成‘劳乌素苏木’，意为里素召，周围形成村庄后1696年(康熙35年)……据乌云毕力格研究，康熙皇帝在从呼和浩特到鄂尔多斯的路上，写信给在京的皇太后和皇太子，告诉其行程。其中出归化城后的第一封信就是从丽苏板升写给皇太后的。他说‘二十七日在丽苏板升驻跸。那天有兔子，但不多。呼和浩特〔到这里的〕距离一百余里，但还没有丈量完毕’， 这与今里素到呼和浩特的距离相符，里素距呼和浩特55公里左右。但丽苏、里素，蒙古语究为何意，笔者不能枉加推测，似乎前一种更为可取。”张诚日记: “21日 我们向西西南方向继续前行50里，还是在这片大平原上，四处非常平坦，小村庄附近有很多耕地。皇帝一路射猎很多野兔，他几乎把所到之处的野兔全部射猎了。我们扎营在一个叫丽苏(Lysou)的大村庄，那里有一座(东方寺院的)宝塔(Pagode)。天气同前日。”

关于此年的增福寺有海西希的蒙古文献整理③。

刘教授记述：“十月二十八(11月22日)，康熙帝及清军到达湖滩河朔(hutani-huxu)驻跸湖滩即哈屯，意为可汗夫人、皇后，蒙古人称黄河为哈屯河；河朔意为顶部、突出处，合起来就是最靠近黄河的一座城镇，即今托克托县城所在地。十八日，在湖滩河朔驻跸。汉人称这个地方叫作托此城。即黄河之岸，有兔子，不多。因再一次到达了草原上的大城镇，也等待黄河冰封结实。康熙皇帝在湖滩河朔休整清军1周，处理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务。如以西路出征兵丁劳苦，倒毙马一千二百三十四匹、免其赔偿，准许鄂尔多斯松阿喇布的察罕托灰耕种捕鼠等。”张诚日记记载：南-南-东行，抵达湖滩河朔(Houtan hojo)。

伊利亚记载托克托与河口为繁荣的小镇，他见到有大量的煤，特别是在河口。多为大片的硬煤。产于西北约300华里的山中。如同在归化城，这里的人们对他的测绘极为怀疑。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初五(11月29日)，康熙皇帝率清军离开湖滩河朔，驻跸喀林拖会(horin tohui)地方。喀林拖会为蒙古语。喀林意为二十，今多写作和林……此地应即今土默特右旗的八里湾村。这是康熙皇帝在土默特蒙古地方最后一个驻跸地了。”张诚记载至河湾Tourghen”。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初六(11月30日)，康熙皇帝率清军‘自喀林拖会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地面，驻跸东斯垓(Dong-sugai，张诚作Tumssuhay蒙古语作略不同的Tumskaye)。在清代所设的杀虎口驿站由归化城去往鄂尔多斯西路驿路上的第二驿。驿站名为……就是这个东斯垓。“在《会典》卷九八二和《归绥县志》经政志中，都写作‘东素海’。《准格尔旗档案》(内蒙古档案馆藏……乾隆十七年)及蒙文《则例》(指《大清会典则例》)作……，多为汉语意思。那么这个多蓿亥是什么地方呢，它位于今天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蓿亥图乡境内，今名召梁。……行政村。位于乡东北部，北临黄河，东与十二连城乡为界。以驻地召梁取名。……系蒙古语，意为东红柳。是清朝设立由50丁组成的驿站，清朝嘉庆年间庙建……民国七年(1918年)迁建于今……抗日战争时期托克托县政府在此驻留三年，将驿站地划属二区，……康熙皇帝及清军在这里呆了3天。”

刘教授记述：12月3日，“康熙皇帝及清军移驻察汗布拉克(Chagha-bulak，张诚作西行，宿营地为Chahan poulac)。……察汗意为白色，布拉克意为泉。察汗布拉克意为白泉。这个察汗布拉克应该就是今天西查干布拉克村周围。今天这个蒙古语地名就是古代蒙古语地名的保留。这里距上一个驻跸地仅有10多里地，也可看出其行军是多么缓慢。”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初十(12月4日)，康熙皇帝及清军行军到瑚斯台(hustai)。瑚斯台为蒙古语，意为有呼斯的地方，今写作呼斯太，呼斯不知何意。此地仍应位于今准格尔旗境内。今准格尔旗与达拉特旗交界处的北段，就是以呼斯太河为界，……康熙在这里住了两天。隔一天才继续向西行军。”张诚作：西行。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十二日(12月6日)，康熙皇帝及清军驻营夸托罗海(huwa-tologai，张诚作：西行，宿营地为Quatolohai)。……有的汉文史料也写成华托罗海，意为源头、泉头。……康熙皇帝非常高兴，行军并不急速。但为尽快逼迫噶尔丹投降，康熙在行军夸托罗海及驻跸此地时，发布了一些命令，以促使噶尔丹尽快归降。这个夸托罗海应即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靠近黄河的河头村。”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十六(12月10日)……作吉格斯太，意为有菖蒲的地方。……它是杀虎口驿站由归化城去往鄂尔多斯西路驿路上的第三驿，蒙古语写作Zhir-sutai。《会典》卷九八二、《驿程》、《归绥县志》经政志中都写作‘吉格素特’。……位于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村人呼名大红奎，……相传清光绪年间建成一庙，庙门上横额书‘大红奎’三字，村因之得名”。康熙皇帝在这里驻跸了7天，……因此，吉格斯太成为康熙皇帝此次行军到达的最西端。此地东北距黄河仅10里。……说明此次行军主要沿黄河行进。”④张诚日记:记述：北行，宿营地为Tchekestai(第438页)。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二十三(12月17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又返回到瑚斯台(hustai，张诚日记作houstai)。”

刘教授记述：“十一月二十五(12月19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东斯垓(Dong-suqai，张诚日记作行50里，宿营地为Tumskaye)。……订好噶尔丹70天后来降之约后，假说去拜访迈达里庙……但在送走诺尔布寨桑后，康熙皇帝不是向北过黄河去美岱召，而是率清军返程回京。”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二(12月25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萨尔浒托辉(sarxutohui)。……商讨对噶尔丹的战略战术。”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三(12月26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湖滩河朔之南。……之后日夜兼程向北京进发，行军速度明显快了许多。”张诚日记作行40里，至Coutan bojo.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四(12月27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秋伦鄂络木(qilagun olom)。秋伦鄂络木为蒙古语。秋伦今多写作楚鲁、此老等，意为石头，鄂络木意为浅渡。按其行程，此地应在今清水河县境内的喇嘛湾。因为在这一带的黄河岸，多是土质的。只有到了喇嘛湾才有了石头岸，且喇嘛湾很久远以来一直是一个渡口，有君子津之名。”张诚日记:记述：东行80里，宿营地为Hai loustai.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五(12月28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哈当和硕(hadenhuxu) 哈当和硕为蒙古语。哈当意为山峰，今多写作哈达；和硕意为尖、突出的地方，合起来意为山尖。这个地方就是今(和)林格尔县境内的哈达哈少村，‘哈达哈少山，译名山峰山嘴，与黑山相连，山势层峦叠嶂，势甚雄伟，为土城子起祖发脉处。此地西南距和林格尔县城20里。”张诚日记：东行30里，抵达Oulan mouren河,名Oulan palasson村，汉名Hung tching.《归绥志略》记载：“洪津桥，在城南四十里。”[3]卷七，第8页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六(12月29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西尼拜星(xinbaixing)。西尼拜星为蒙古语。西尼意为新的,今多写作席尼、锡尼；拜星即百姓、板升。合起来意为新房子。这个地方就是今(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政府所在地。”张诚日记:记述：东行45里，抵达Kilike村，又名Simtnye patcha.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七(12月30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杀虎口城内。”张诚日记记述：东行,经过Yang ho，宿营 Cha hou keou。鞑靼语作Choughetouke.

刘教授记述：“十二月初八(12月31日)，康熙皇帝及清军到达右卫城(张诚日记作Yeou ouei)。之后康熙皇帝及清军经左卫城(2日，Tso ouei,今山西左云)、大同府城(4日)、望关屯(今阳高县境内)、天镇、宣化府城、旧保安、怀来、昌平，于十二月二十(1697年1月12日)回到京师(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