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荣耀不解之谜：蔡孝乾叛变后，为何张志忠只批评他不说其他人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的过程，与蔡孝乾的叛变有直接关系，而对于整个过程，不少人普遍认为是这样的。

先是在1950年1月，经过特务长时间蹲守，在台北泉州街抓到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此人正是化名“老郑”的蔡孝乾，之后蔡孝乾以指认地下党联络处为由，趁特务不注意逃脱，但在逃走之后没多久，也就是1950年3月，因为耐不住乡下的清苦生活，蔡孝乾外出准备去吃西餐，结果被特务当场抓住。

之后，在特务头子谷正文的劝降下，蔡孝乾叛变，并供出了一份地下工委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特务前后抓捕了1800余人，其中大部分均在后来惨遭特务毒手，也正因如此，地下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陷入了瘫痪状态。

那么，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整个过程要更为残酷。

台湾地下工委，是经中央批准，由蔡孝乾一手创立，而创立之初，除蔡孝乾这个工委书记之外，还有三位主要领导，分别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以及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

这四人，组成了地下工委的领导班子，全面负责地下工委的各项工作，但在蔡孝乾被捕之前，这三人之中，就已经有两个出了事。

最先被捕的，是副书记陈泽民，在1940年10月，谷正文在抓到了高雄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后，对其威逼利诱，同时加以酷刑，最终让李汾彻底崩溃，表示愿意为谷正文所用。

之后，在谷正文的授意下，李汾返回高雄工委，并获取了陈泽民将要在当月月底召开秘密会议的信息，随后，特务们根据李汾提供的地址以及人物特征，在当年的10月31日，对陈泽民实施精准抓捕，并成功得手。

而陈泽民被捕后，很快叛变，并供出了“老郑”蔡孝乾的住址，谷正文正是根据这一地址，安排特务蹲守，最终第一次抓到了蔡孝乾。

再往后，就是蔡孝乾叛变，供出地下工委名单，还把朱枫、吴石等人也牵连了进去，导致了吴石等人最终牺牲。

但这其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让人觉得十分奇怪。

大多数人普遍的看法，是蔡孝乾的被捕，源自陈泽民的背叛，由于陈泽民供出了蔡孝乾的住址，才让特务得以有目的的蹲守，并最终抓到了蔡孝乾。

而问题就在这里，陈泽民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的10月底，而蔡孝乾的被捕时间，则到了1950年的1月29日，前后相隔长达3个月。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既然陈泽民在被捕后不久就叛变，并供出了蔡孝乾的住址，那么依谷正文的做事效率，理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抓到蔡孝乾的，完全不应该会拖了足足三个月。

当然，也不能由此说陈泽民提供了假地址，如果真的是假的，那么蔡孝乾后来也不会被抓到，但这也说明，陈泽民提供给谷正文的地址，并不是蔡孝乾经常藏身或者活动的地方，至多算是据点之一，并且还不是经常来的那种。

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说得通为何谷正文派出去的特务足足蹲守了三个月，才抓到了蔡孝乾。

而由此再去看陈泽民的行为，就让人十分奇怪了，作为地下工委的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他对蔡孝乾的信息应该是掌握的比较多的，起码蔡孝乾经常会出现和藏身在哪里等信息，陈泽民是肯定知道的。

但是，为何他会给谷正文提供一个这样一个对蔡孝乾威胁不太大的地址呢？

有一种可能，是陈泽民在被捕之后，面对狡猾无比的谷正文，清楚提供假情报肯定是无法过关的，但如果能通过一些重要程度不高的情报先稳住谷正文，同时也利用特务的行动，向蔡孝乾发送报警信号，来达到让他尽早转移的目的。

比如他提供的台北泉州街28号，作为一个使用程度并不算高但却真实的地址，说出来首先可以让谷正文的精力全部放在这里，特务力量也会集中在此处，而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为其他同志掩护的目的，让战友们能够有转移的时间。

其次，一旦有大批特务在这个地址附近出没，那么将相当于给蔡孝乾了一个“预警”，让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捕，这么一来，也就能及时安排应对。

之所以说有这种可能，从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也能看的出来。

陈泽民被捕后，紧接着被捕的是张志忠，张志忠被捕主要是下属的叛变导致他的身份暴露，而在张志忠之后，便是蔡孝乾，随着蔡孝乾的叛变，供出了地下工委最后一名领导人洪幼樵的身份，最终，特务将正在基隆设法返回内地的洪幼樵逮捕。

至此，成立方才四年年多的地下工委彻底崩了。

而在四人均被特务逮捕后，不可避免的在狱中相见，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期间，当时面对地下组织被摧毁、主要领导均被逮捕的局面，张志忠极为恼火，指责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蔡孝乾导致的，并批评他背弃了理想、一味贪图享受。

张志忠这么批评，绝对是有资格的，地下工委领导层的四人中，唯有他始终意志坚定，哪怕是最终被枪决也不没有改变立场，更没有变节和泄露任何信息，而这导致他和他的妻子均被杀害。

但奇怪的是，根据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在指责蔡孝乾叛变的过程中，首先是张志忠并没有批评陈泽民，其次是陈泽民也加入到了批评蔡孝乾的一方之中。

这是不是就说明，陈泽民在被捕之初，所提供的地址，确实是在迷惑谷正文，让其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个不常用的地址上后，来为蔡孝乾打掩护，以便蔡孝乾有时间转移和脱身？

如果这种猜测成立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蔡孝乾这个地下工委领导人，实在是太不称职了，连基本的警惕心和警觉性都没有，在明知道局势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情况下，还是一头扎了进去。

实际上，蔡孝乾的疏忽大意以及其缺乏基本的警觉性，在整个事件中已经有过多次体现。

首先是因耐不住i乡下清苦出门吃西餐，要知道，当时的蔡孝乾已经被抓过一次，利用特务松懈才万分侥幸的逃脱，这个时候，理应该低调行事隐匿行踪，然后找机会脱离危险，结果呢，他却大模大样的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而特务这边，因为蔡孝乾的逃脱，自然布下了天罗地网，所以他不出意外的被二次逮捕。

这还只是其一，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朱枫和吴石的被捕，在朱枫跟蔡孝乾接头期间，蔡孝乾曾向朱枫提出，要朱枫帮忙，请吴石开一张出境证，以便让蔡孝乾的小姨子能离开台湾回到内地。

这种请求，实际上就是把吴石置于险境的因素之一，而后来在蔡孝乾被抓后，谷正文从其身上搜出了一张假身份证明，根据这张身份证明上的照片，谷正文判断出这个女人有出境逃跑的可能，于是，在将所有申请出境者的照片一一对比后，最终锁定了一个叫“刘桂玲”的女子。

而这个所谓的“刘桂玲”，其实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马雯娟。

之后谷正文发现，这个“刘桂玲”的出境证，代办人是“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而聂曦正是吴石的得力助手，所以，聂曦便遭到抓捕，而通过聂曦，谷正文也把矛头指向了吴石，而这就导致谷正文针对吴石展开了调查，最终在搜集到多个证据后，吴石被抓。

两个细节都说明，作为地下工委的领导人蔡孝乾，有太多地方不称职，既没有基本的警觉性，也没有情报人员应有的素质。

但凡他略微有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就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除此之外，在日记本上留下“吴次长”字样，以及在一张纸币上记下朱枫女婿家中的电话，不仅都成为了谷正文的突破口，同时也充分说明了，蔡孝乾有多么的疏忽大意，正是他的疏忽大意，才导致了后来朱枫、聂曦以及吴石、陈宝仓的被捕。

这就更别说在陈泽民向谷正文提供了一个迷惑地址后，蔡孝乾依然一头扎了进去。

所以说，台湾地下党组织的被摧毁，蔡孝乾责任首当其冲，他的毫无警觉性和疏忽大意，连累了太多的优秀情报人员。

而关于陈泽民，究竟是真的叛变亦或是为掩护蔡孝乾才做出了无奈之举，只能等更多的资料揭秘后，我们才会知道真实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