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对于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记性一贯不太好，因为多数时候我都把注意力放在对抽象事物和天下大事的思考上，而对生活中的细节无所用心。但是，与母亲之间的生活互动，还是有若干画面令我印象深刻。为了避免让时间把我对她的记忆偷走，我得尽快把这些画面记下来。最近的画面最清晰，那我就用倒序吧。

“日落西山渐渐低，渔舟已过小桥西，老仙正在朦胧睡，吩咐金鸡莫乱啼”。这首颇有意境的偈子是母亲离世之前的那一个月里，我手机上多次被推送的内容；每次刷到这偈子，我就会想起她在与我聊天时朦胧欲睡的状态，以及被我轻轻叫醒之后她给我的微笑。我猜想这是一首道教的安魂之偈，网络反复推送给我,也算是缘分和暗示，所以我在她临终弥留之际专程给她念了，在她葬礼上致悼词的结尾处也用了这首偈子。葬礼的次日，我跟我父亲去启东老宅西边的晚集买菜，我母亲姓陆，而那条桥恰好叫做陆家桥。我们买完菜走到桥头，蓦然回首，但见红日西沉晚霞满天炊烟袅袅大地朦胧，非常美，恰如她给我的微笑。

得知母亲最后一次昏迷住院的信息，我是在出差的高铁上。听了医生的分析后，我决定不再把她转到上海的大医院去做进一步抢救了。因为上一次抢救醒过来之后，她问我说，自己明明已经沉睡过去了，怎么被你们又拉到这个地方来了？我贴着她的脸轻轻问她，万一下一次再有类似情况，她希望我怎么处理。她让我别再折腾，而应让她体面而平静地离去。她说她对自己的人生感到非常满意，对我父亲，对我，对家人都很满意。

她对生死很达观，到了最后，她希望安乐死，而不想被过度医疗，被弄得面目全非。她甚至对葬礼和身后事都做了具体的安排。所以，这次的葬礼我就完全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来操办，简洁、大气而慷慨，一如她的为人。古人讲究“极尽哀荣”，我本可以给她办得更隆重一些，比如请一些国内外的名流显贵送花圈赠挽联来妆点门面，但是我母亲从不爱好虚荣，所以这次葬礼的知悉范围仅限于江苏省启东市的亲友和我父母教过的学生们。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亲友从北京和广东等地赶来哀悼她，短短两天内一共收到将近三百个花篮和四十个大花圈，灵堂内和门口都摆不下了。这次葬礼办得风光体面而又不过分，不仅是亲友们评价很高，我和父亲也觉得挺好，圆满但又不奢华，可谓小满，恰如她的人生。

我这次赶回启东的路上，母亲一直在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的急救病房里坚持着等我，医生用双份的升压药和强氧输入来帮助她坚持。在探视病房关闭前的最后一分钟，我赶到病房，母亲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也说不出话了，呼吸也非常困难。我贴到她耳边对她说了十分钟话，告诉她我们老少三代都非常爱她，让她放心地走，我还专门给她念了那首道家的偈子然后就退出去了。等了一小会，医生通知我们说，她已经离开了。我和父亲一起给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梳理了妆容。能在意识消散之际有世界上最爱她的两个男人一起服务和陪伴她，我想这也是一种幸福。

母亲热爱运动，她喜欢打乒乓球，也喜欢陪我父亲下棋。年轻时，她与我父亲曾经获得惠萍中学教职工乒乓球混双的冠军。退休之后，我给他们买了个红双喜的乒乓球桌，放在老宅的西客厅里，他们俩每天打打乒乓球出出汗。父亲喜欢下象棋，母亲就陪他下棋。多数时候是我父亲赢棋，但是偶尔她也能赢一局。2021年7月16日，我母亲赢了一局，她开心大笑。我父亲随手拿起手机给她抓拍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她的笑容是如此自在，如此放松，很有感染力，最后被我们用作葬礼上灵堂中间的遗像。我以前见过的几乎所有葬礼上的遗像，都是比较严肃的，即便微笑也是僵硬的。我之所以选择这张欢欣的照片，是因为她不仅赢了棋局，她也赢了人生。她的人生低开高走，家道和国运共同进步。她享年75岁，胜在质量而非长度。

我经常带她和我的小家庭一起出去旅游或度假，我父亲年轻时因为工作原因跑了很多地方，对于旅游反而兴趣不大。杭州，扬州，黄山，千岛湖，成都，三亚，北戴河，内蒙草原……，到处都有我和我母亲的足迹。境外去得比较少，只有泰国的普吉岛和缅甸仰光。新冠疫情刚爆发的那几天，我全家都还在缅甸度假，差点儿回不了国。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需趁早。我陪伴她的时间，其实比较有限；我回报她的养育之恩，总觉得还有所不足。

她的微信很少发朋友圈，唯一一张发到朋友圈的自拍照，是2016年八月与我的合影。那张照片里，我和她一起坐在老宅的沙发上，我的脑袋靠拢她以便自拍，她给这张照片配的文字是“好开心”。我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做老师的人，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事实是对她职业生涯的最大背书。她想我的时候，就会在网上看我的演讲视频。我公开演讲或者录制视频的时候，潜意识里会想到，我母亲是不是听得懂我下边这段话？许多人夸我说，你讲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观点又清晰明了。其实，我首先是要把我的思想汇报给我母亲听的，当然不能故作高深地整一堆专业术语，也不能云山雾罩，模棱两可。

我和我的小家庭的早期生活，离不开母亲的帮扶呵护。

我博士毕业那年，她办理退休，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有一张照片里，戴着博士帽的我抱着孩子，挽着她的胳膊拍照留念。我母亲一向宽厚温柔，话很少，情绪稳定，我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我母亲的影响。我的儿子们跟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平静而快乐。我的两个孩子都很爱奶奶，大儿子与她的感情尤其深，因为从小每逢寒暑假他就被我们发送到奶奶那里。后来即便上了大学，一放假他也常选择从深圳飞到江苏，在爷爷奶奶那里先逛一下，然后再回北京。小儿子与奶奶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但是对奶奶也很有感情。奶奶的葬礼上，他俩按照启东的规矩行礼如仪，其它时间都是坐在灵堂之前一个专用的烧纸炉边，不断地给奶奶烧纸。小儿子悄悄说，估计奶奶到了那边也会是最有钱的，因为他们俩给她烧了非常非常多的纸钱。

我母亲的职业是教师，但也有个副业是农民。她娘家解放后被划定为富农，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划分了。因此她初中毕业之后得不到上高中的资格，文革时期在家务农好几年时间。与我父亲结婚之后，她以代课教师和不断函授、进修、考试的方式，最终获得了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也拥有了函授大专学历。这在她们那一代人中都是很不容易的，用她的话说，是蚯蚓修成龙。

但她一直到老都喜欢种地，退休后选择回到启东老家生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老宅边还有几分地可以种点蔬菜、豆类和玉米，养一群鸡乃至几只羊。退休后，在我印象中，她那颇为高大健硕的身影似乎要么在厨房里忙活，要么在地里忙活。她喜欢把农地上的收获送给亲友、学生们分享。当然，她种地也有代价，那就是她的耳朵。我记得大概是1987年左右，有一年干旱，土地特别硬，她用钉耙翻土，她使劲一耙子抡下去，一下子把左耳朵的神经给震坏了，从此只有一个耳朵听得见。

某种程度上，我母亲遗传了我外婆的慷慨与固执。每次回老家，她总是要让我带上很多东西，基本都是她自己种的养的和做的，比如鸡蛋、蔬菜，羊肉等等。我告诉她，我们平时很少在家做饭，最终我不得不扔掉其中大部分，所以硬塞给我等于浪费。那她也不管，反正就是要往我箱子里塞。鸡蛋很难带，但她发明（也许是学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五升矿泉水的空水桶，侧上方剪开个大口子把鸡蛋轻轻放进去，桶里铺垫一些干草和纸张防震，然后再用透明胶带封好口，我拎着把手很方便。我一路上带着出入车站，许多路人侧目，因为他们无法猜到我们是怎么把鸡蛋装进桶里去的。

我身上有很多东西遗传自我母亲。

不少人跟我握手时，夸我的手柔软厚实。这其实是遗传自她。我母亲的手，大而厚且软，让人非常有安全感。我遗传自她的还有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智商。母亲显而易见不是啥美女，但她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好看。如果说我遗传自她的东西有啥相对负面的，那可能就是单眼皮，小眼睛。我们母子俩最相像的就是单眼皮。我记得大约6、7岁左右，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娘家。路过启东中央河上的一条高桥，我们下车推着车过桥。桥头有一群纤夫在歇脚乘凉，其中一位抬头见了我俩，感叹说，这娘儿俩可真像，众人纷纷赞同。我听了大怒，冲他们嚷道，我眼睛小关你们啥事？众人又随即咋舌感叹我的凶蛮。

关于我的单眼皮，我母亲说，她在怀孕的时候把电影《闪闪红星》的剧照贴在床头每天看，希望将来孩子长得像潘冬子，后来生出来果然长得挺标致。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有这份自信，说我小时候长得像潘冬子的。实际上，从照片上看我小时候的长相，怎么说呢，虽不算丑，但也颇有特色，最大的特点就是五官尽可能地相互疏远，总之与浓眉大眼的潘冬子很难联系到一起。幸亏后来韩流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大家不再介意单眼皮；而我因为身材保持得不错，因此人到中年之后竟然有人用帅气二字来形容我，也总算对得起我母亲五十年来的心愿。

母亲一向着装简朴不修边幅，她讨厌描眉画眼花枝招展。她唯一的妆扮就是经常染发，把满头银丝染成黑发。我一直劝她说，染发剂有致癌物，最好别染，可她就是不听。如果不是染发三十年，估计她也不会得淋巴癌。她的头发原本细柔而黑亮，是在我十九岁那年的二月份变白的。我十九岁那年的春节后，在挤火车从广东湛江返京途中身体出了问题。我先在火车上坐了二十多个小时，从武汉换车后又站了二十多个小时，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好好吃上饭喝上水，过度疲劳引发了急性乙肝，住进了北京地坛医院。她和父亲赶到北京来探望我时，我发现母亲的头发突然全白了。我以前以为伍子胥一夜白头是文学创作，那天之后我相信是真的。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成绩是班里第一名，那时候的乡下孩子，最优先的选择是读中专而不是高中，因为可以跳出农门，很快就能拿工资了。我母亲也帮我报了中专。但是我从小就颇有主见，我说要读高中，将来考人民大学。我指责她和父亲，为了偷懒，为了早日摆脱对我的培养责任以便享受生活，就把我送进中专，而这样会毁了我更大的前途。她被我说得没辙，便托了人把我的档案从中专调回来，把跳出农门的“机会”让出来给别人，而自己则重新投档到启东排名第二的汇龙中学。因为我成绩领先班里所有人，所以我的学号就是一号。现在回想起来，我年轻时说话常常会滥用语言暴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常用言语来操控他人的心智和行为，即便对于母亲也不例外，可能颇有几次伤到她的情感。如果有机会，我想对她说声抱歉。

我从小成绩都是中上而已，在十三岁之后，我成绩变得好起来，关键在于我母亲。初二时，我成绩在班里排名12名左右，普普通通。初三上学期，我母亲带我到汇龙镇的新华书店里购买了全国中考历年真题，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都有。她让我每天晚饭后刷题，做完两套真题后她会给我批阅打分，我把错题誊写完成之后才能睡觉。这种训练非常辛苦，但是她督着我每天练到十点半或十一点。坚持了几个月，我习惯成自然，不再觉得有多么艰苦。这种训练效果很好，我到初三的成绩不断上升，每次考试都能轻松地拿到班里第一，甚至连数学老师都解不出的难题我都能轻松解决。回想起来，我妈在教育上的确是很有一套。

母亲喜欢吃鱼虾蟹，这也培养了我的饮食偏好。她娘家在解放前是大户人家，大宅上聚族而居，她是家族里她那一代的长女，所以大家都喜欢把好东西留给她吃，其中有一户长辈在大河里拥有一个大鱼网，因此我母亲从小就吃惯了鱼虾蟹。我在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她俩人经常一次吃掉两锅梭子蟹。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海蟹当天卖不完就得扔掉，所以卖海蟹的人往往在天色将黑之际把剩下的尾货甩卖。我母亲就会给他们包圆，拿回宿舍里煮两锅，一锅大概有十几个中小个头的梭子蟹。我父亲极少吃螃蟹，但我和母亲钟爱螃蟹。所以我俩一人一锅，螃蟹壳堆得很高。

我母亲总是想办法让我有足够的营养长身体。

我的成长时期，从来没有营养不良。1980年代中期，我初中时，她会每天给我两块钱，让我放学时从镇上带一条便宜的白鲢回家。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去外公家大吃大喝，一个人吃一大盆鸡爪子。80年代早期的农村虽然比较穷困，但是我的营养显然是小伙伴中最好的之一。我外公在启东县政府的招待所做财务工作，他们的食堂里经常有各种大会招待宴，剩下的下脚料可以让职工购买。我外公小时候家里富足，花钱一贯不拘谨，所以很舍得给我这个大外孙补充营养。

当然，我对我外公外婆也算有所回报，他们俩一生仗义疏财接济亲友，没有攒下多少钱，晚年在县城里没有自己的住房。我下决心给他们买一个两居室的二手房，装修之后作为养老之用。买这个房的时候，我手头没有钱，我夫人出面从自己娘家借了十万元。为此，敏于事而讷于言的母亲尽管不说，但一直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儿媳妇。

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偶然也会揍我，但频率远远低于父亲，杀伤力也远不及后者。我从小玩游戏特别投入。大约七岁时，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玩伏击敌人的游戏，“敌人”即将到达，我就地伏倒，趴在了没有干透的泥塘里，全然不顾她给我新做的那套漂亮白色小西装是否会弄脏。路过此地的母亲看到了我，把我拎回家胖揍了一顿。我另一个经常挨揍的事情是跑到沙堆上去玩，在沙子里挖陷阱，弄得满身满鞋是沙子。当然，我从小就属于比较柔韧疲沓的那种孩子：一骂就哭，一打就服，下次还犯，屡教不改。

我母亲对我的教育，以爱为主，但也有纪律和原则。大约五岁那年的春季，有一次她要到南清河镇上去赶早集买菜，我非要跟她一起去。她许诺说，只要我乖乖在家待着，回来给我买印糕吃。我不听，非吵着跟去。结果我们在镇上路过好几个印糕的摊子，她坚决不给我买印糕。她说要让我知道，哭闹耍赖是没有用的。此事到老还被她常常提起，以说明给孩子立规矩的重要性。

另一个段子她也讲了一辈子。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江苏启东的冬天很冷且没有暖气，大家都冻得晚上睡觉躺不下，早上起床起不来。有一天晚上，我和我母亲都躺下睡了，但是我觉得口渴要喝水。她说太冷了，不敢起床，让我忍忍算了。我说，你得像黄继光那样勇敢，这可是你教我的。她哈哈大笑，无奈起床去替我取水。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个画面，是1970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午后，我可能是两岁左右，午睡醒了，发现原本躺在身边的母亲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非常害怕，赤着脚从床上下来，跑到外边去地里找她，边哭边喊边找她。太阳特别毒，晒得人睁不开眼；脚下的地非常烫，烫得我直跳脚，那天的世界如同巨大的炼狱。我一路哭喊：“姆妈，姆妈，你跑哪里去了？你去哪里了啊？”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我的姆妈不见了，我的保护神不见了，那种惊慌、恐惧、孤独与焦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我的姆妈又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此生再也不见了，除非在梦中。在梦中，我将再次见到她的微笑，如满天的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