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幸存2人：一人返乡当村支书，一人享正师级干部待遇

“1941年9月25日拂晓，’班长，咱子弹只剩两发！’年轻的战士咬着牙低声通报。”狼牙山密林间的寒风掠过枪口，卷走硝烟，也把这句急促的话带进了历史的深处。就在这片山谷，五名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八路军战士以身诱敌，硬生生把七万日伪军的锋芒拖住，为晋察冀三十多万百姓和主力部队赢得了转移时间。

棋盘陀顶峰海拔不过一千三百米，却陡峭如削。对于熟悉地形的山民来说，这里是天然屏障；对侵略者而言，它是一把插在肉里的尖刀。战斗从凌晨持续到午后，敌人轮番上冲，手榴弹爆炸声盖过了山雀的啼叫。弹尽粮绝时，马宝玉将余下手榴弹捆成“石榴串”，狠狠一甩。火光腾起，山石激荡。最终，五人砸毁步枪，转身跃下百丈绝壁——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画面就此定格。

并非所有人都随风而去。葛振林、宋学义落入山腰树丛，被粗大的榆树枝死死挂住。当地百姓合力将两人抬出绝壁，用土方药酒抢救。外界只知道“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崖”，却很少有人关注，两个年轻生命如何从毁灭边缘慢慢爬回人间。

1942年春，二人被秘密送往晋察冀五分区卫生所。那年葛振林二十四岁，胸口弹痕尚未愈合；宋学义腰椎粉碎，坐卧疼痛。医生曾断言，他恐怕再难行军。组织给了两个选择：留在后方疗伤，或者转业做地方工作。两人对视片刻，一句话未说，但情绪都写在眼里——革命不只在枪口上，还在田间地头。

宋学义先作决定。1943年底，他被安置到河北易县山区供给部，成了仓库管理员。日军的铁蹄依旧踩在华北土地，大量物资需要隐藏、转运，这份“文职”危险程度并不比前线低。易县解放后，他又申请回河南沁阳老家。火车慢吞吞爬过黄河大桥，车厢里混杂着煤烟味和家乡土话，宋学义心里却在打鼓：故土是否安好？

北孔村给了他答复——满目荒凉。河水一进夏天就漫上地头，“要饭村”三字刺眼。宋学义翻查旧地契、地形图，琢磨碱地改良方案。他带着乡亲挖沟引水、植草压碱，甚至向县里借来两台废旧翻土机，硬是把白茫茫的盐碱地折腾出一片嫩绿。碾米机轰鸣的那一刻，村民抬着热腾腾的第一袋大米，围住这位旧军装还没褪色的年轻人。谁也不知道，他正是“跳崖五壮士”之一。直到1951年，沁阳县民政科遍寻烈士后人时，才意外发现村支书宋学义即是本人。干部登门那天，他端着劣质搪瓷缸的棒子面糊，冲门口笑了笑：“把荣誉给小马哥他们吧，我就喜欢种地。”

另一边，葛振林的轨迹更接近常人所想象的“军旅人生”。1942年秋，身体初愈的他进入抗大二分校，白天课堂研读兵法，夜间仍旧梦见狼牙山的炮火。毕业后调往张家口警备司令部。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华北剿匪、接管任务杂乱繁重，葛振林凭耐心与细致处置过数百起突发事件。上级评价：能打硬仗，更能做细活。

1955年授衔，他被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那年授衔现场壮观，许多战友提着相机拍照留念，他却选择站在角落，拍摄底片里找不到他的身影。退休后，军队给了正师级待遇和一座小院，他却大部分时间扎在河北曲阳县的山村。每次回村，他塞给乡亲的，不是客套烟酒，而是一摞摞技术图纸：怎样引水、怎样修路。自费订购的电机和变压器运到村口时，老人们说“葛队长又来了”。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摆摆手：“解放了，可人得真正富起来。”这句话被学生们记在笔记本上；几十年后，曲阳县成了花岗岩雕刻之乡，运输车队的轮胎在柏油路上卷起尘土，人们仍念叨那位“大嗓门老头”当年的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却在原则上高度一致。宋学义从不收村民送的鸡蛋；葛振林不给家人动用公车。1978年暑天，葛家小孙子高烧，家属求他借用单位吉普车，他只是指指公交站牌：“医院那边停靠方便。”大人背着孩子暴晒一小时赶到医院，这件事后来被家族当成“轴”的典型，他却说：“别把公车坐成私车，规矩不能烂。”

1971年5月，宋学义病逝，年五十三。消息传到冀中平原，正在下乡支教的葛振林立刻请假奔丧。他把老战友的遗像贴在胸口，站在北孔村新修的麦场中央，沉默整整五分钟。这场葬礼没有乐队，没有礼炮，只有村民自发的哭声。有人好奇英雄家里为何如此简陋，有人悄悄流泪：他把最好的一切都留给了土地。

2005年3月，葛振林也离开人世，享年八十八岁。丧礼上出现两个特殊花圈：一个来自北孔村，写着“村支书宋学义永远在心”；另一个来自曲阳县喜峪村，写着“葛老，咱村的路修好了”。这两束花把狼牙山与千里之外的中原平原接了线，冥冥之中提醒人们：战场是瞬间的较量，和平是漫长的坚持。

有人统计过，五壮士跳崖至今，关于他们的纪念文章超过两万篇，但谈及幸存者后半生的文字并不多。原因显而易见，他们从未把自己摆在聚光灯下。荣誉证书被压在箱底，奖章被拿去换生产队口粮的事也时有发生。正因为如此，普通民众更容易从他们的身影里看到真实可学的榜样——不是高高在上的塑像，而是弯腰插秧、挥汗筑路的邻家大叔。

细看两位幸存者的路径，一条是“脱下军装，扎根乡土”，一条是“转战指挥部，老骥扶犁”。方向不同，精神一脉相承：把个人得失放小，把集体需要放大。今天的社会环境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大不相同，但“先公后私”的价值排序从未过时。企业家担起公益项目、退役军人参与社区治理，某种意义上都在续写那座山崖上跌宕的一跃。

八十余年光阴，棋盘陀草木更迭无数次。春天里，嫩芽从当年崩裂的弹坑间探头；夏夜里，虫鸣沿着旧战壕此起彼伏。站在山脚的游人或许会想起那个清晨的对话：“班长，咱子弹只剩两发！”可真正值得铭记的，不只是那两发子弹，而是随后八十年的坚守与担当。幸存者用一生告诉世人：英雄不止会冲锋，还会盖房、修渠、办学，他们把枪声后的岁月过得沉稳而有力，这同样是一种难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