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生活打卡季#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他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主张出兵新疆，荡平阿古柏匪帮，粉碎英俄两国妄图肢解新疆的阴谋，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光荣事迹。在光复新疆以后，他还积极参与了开发新疆的一系列活动，为新疆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左宗棠画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左宗棠极力主张收复新疆？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都做出了哪些准备？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动荡的西域

1759年秋，大小和卓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后续的半个多世纪，西域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在进入182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资料显示，在1820—1857年间，西域境内先后爆发了张格尔之乱、玉素甫犯边、七和卓以及倭里罕之乱等反清暴动。

故宫博物院馆藏之宝——《生擒张格尔》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 首先，官员与伯克们一再变本加厉地欺压和剥削各族人民，致使民怨沸腾，反政府情绪愈演愈烈；
• 其次，日趋强盛的中亚浩罕国，逐渐动起了“将新疆据为己有”的小心思。实际上，前面提到的几次反清暴动，背后都有浩罕国的支持。

除此之外，将新疆视为经略中亚“桥头堡”的英俄两国，也不断派遣间谍人员，暗中联络并收买当地的贵族与宗教上层，已达成“合作关系”。

对沙俄扩张感到忧心忡忡的政治讽刺漫画

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爆发后，新疆防务日渐废弛。

1864年，新疆各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在喀什喀尔、吐鲁番等地先后出现了带有政教合一性质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些“政权”打着“排满、反汉、卫教”的旗号，大肆煽动民族仇杀，致使西域社会陷入严重动荡。

1865年，素有“中亚屠夫”之称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领军队进犯南疆。1867年，将整个南疆几乎尽数收入囊中的他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自封“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洪福之王”。

浩罕国军官阿古柏

但需要指出的是，阿古柏之所以能够迅速摧毁南疆的大小地方“政权”，主要“得益”于英俄两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

1870年初，英国驻华公使馆奉政府之命派遣专员到访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的“独立合法性”，但遭到了清廷的严词拒绝。

3月，阿古柏将入侵的矛头指向了北疆。经过半年多的征战，吐鲁番、迪化（乌鲁木齐）与玛纳斯等地纷纷沦陷。

截至1871年底，除了塔城和乌苏等少数城市外，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实控权。

阿古柏的军队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哲德沙尔汗国”，本质上就是英国人的傀儡而已。就拿双方签订于1874年2月的《英阿条约》来说，英国政府甚至取得了“派遣大使级政府代表常驻于阿古柏宫廷”的权限。

其结果就是，英国对新疆的经济掠夺有了显著加强。资料显示，英国对新疆的贸易额，1873年是177万卢布，1874年增至263万卢布，1876年跃升至300万卢布。

作为交换，英国不仅向阿古柏提供了大量武器，还在当地建立了兵工厂，甚至还派遣不少英国工匠协助生产。

毫不客气地说，阿古柏充其量只是英国经略西域的一颗棋子。

老照片中的阿古柏

2）为什么一定要光复新疆？

1874年5月，日本以“惩治杀害琉球难民之生番”为由，悍然出兵台湾。10月，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两国签订《北京专约》。

根据条约，日本不仅得到了抚恤银10万两及补偿银40万两，还赢得了所谓“保民义举”的名声。很快，日本将扩张矛头指向了琉球群岛，中日关系也日趋紧张。

明治日本，已经将侵略目标锁定在了中国身上

伴随着边疆危机的愈演愈烈，围绕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优先级”问题，清廷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

“海防派”的代表、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认为，“海防虚备，急需筹备；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

不过，“塞防派”的代表，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却坚定认为，“但使俄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李鸿章（左）与王文韶

在得知李鸿章提出了“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的观点之后，有过“西靖陕甘”经历、一直倡导“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左宗棠大为恼火。

原因很简单，“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会进一步助长沙俄的扩张气焰。

左宗棠一直认为，倘若将日本与其他欧美列强是“肢体之病”，那么沙俄绝对是“心腹之患”。毕竟，日本和其他列强只能从海上侵入中国，但与中国接壤的沙俄可以“水路并进”，大举进犯。

沙俄侵占中国示意图

为此，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表示：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

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陕西、甘肃、山西等地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新疆尺寸之地不可丢失，要明示俄人，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清朝时期新疆地图全图

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不仅在信中分析了“塞防”重要性，还主动请缨，希望自己能够承担“收复新疆”的任务。为了表明决心，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高位显爵，年已六十有五，正日暮途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实）万不容己者。（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左宗棠的这封信，深深打动了一直高度重视“海防”的军机大臣文祥。在他的斡旋下，“收复新疆”迅速被提上了官方日程。

左起：总理衙门大臣成林、文祥、宝鋆

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指挥“陕甘百战之师，乘锐出关”，旨在一举收复新疆。

不过话说回来，考虑到国库空虚的惨淡局面，西征之前亟需的兵、饷、粮、运等问题都非常棘手，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人士，也势必会对西征予以阻拦和干扰。

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的“光复新疆”之路，可谓布满了荆棘。

左宗棠画像

3）决战之前的准备

要想顺利收复新疆，不仅要直面阿古柏的军队，还有可能与英俄两国的侵略军狭路相逢。要想战胜这些对手，左宗棠必须组织一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军队。

为此，左宗棠对新疆、甘肃两省的驻军以及麾下的西征军，都展开了大刀阔斧地整顿。

除了剔除空额与遣散老弱之外，还规定，“凡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资遣递送回籍；既经整编成军，即不准擅离营伍，违者重惩。”

俄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西征军（1875）

除此之外，他要求各部官兵，“不得勒索和骚扰当地百姓，违者严惩不贷”；军官不许克扣士兵粮饷，并称“如遇此等情事，准许勇丁呼诉，上级定然代为作主”。

很快，左宗棠就打造出了一支由130个营组成，合计七八万人，由汉、回、满等多民族爱国官兵组成的战斗力颇为强悍的精锐之师。

俄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西征军（1875）

在解决了“兵”的问题后，接下来就是“饷”的问题了。

左宗棠的西征军，每年需要饷银至少600余万两；倘若加上运粮等经费的支出，一年消耗的军费不少于800万两。

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能够给到的支持都非常有限。

就拿甘肃来说，当地“瘠苦甲于天下，通省丁粮一岁仅20余万两”，后来一度连20万两的收入都无法保证了；陕西的财政情况比甘肃好一些，但每年的地丁收入也不过40万两而已。

这就意味着，仅凭陕甘两省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晚清时期满目疮痍的甘州城

不得已，清廷不得不命令各省“协饷支应”。

但是，各省以及海关的协饷，都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到位；再加上“海防派”李鸿章还要与左宗棠争饷，这就使得西征军的军饷筹措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为此，左宗棠向朝廷申请到了向国外银行借款的权限。

1875年4月，他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100万两，向英属印度丽如银行借款200万两，年息10.5%，期限三年，由各海关关税担保。

19世纪的怡和洋行

1876年1月，清廷命令户部拨银200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解拨300万两，并准其借用洋银500万两，以足1000万之数。”

1877年6月，左宗棠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年息10%，依然由各海关关税收入作担保，规定分七年还清。

老照片中的汇丰上海（1865）

为了西征，左宗棠先后向外国银行借款6次，总额合计1595万两，占到了军需总额的15%，其中的1385万两，是进军收复新疆的军费。

坦诚说，无论是怡和洋行与丽如银行的10.5%，还是汇丰银行的10%，其利率都远高于当时国际市场利率的4%—6%。

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左宗棠举高利率外债解决军饷的举措，我们应予以充分理解。

1875年的左宗棠

在先后解决了“兵”与“饷”的问题后，接下来就是军粮的采购问题了。

饱经战乱的新疆，人民流离，土地荒芜，交通不便，西征军的军粮采购与转运工作都非常困难。

西征军每月需要的军粮约400万斤，马料50万斤，压力很大。在经过审时度势的考虑后，左宗棠决定主要从宁夏、包头、归化（呼和浩特）等地进行采买。除此之外，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也需要承担了部分军粮的筹措工作。

西征军的军用机械

经过不懈努力，截至1876年3月，哈密存粮合计2000余万斤，沙俄商人索思诺夫齐运至古城的粮食约400万斤，巴里坤运往数百万斤，再加上古城和巴里坤各积贮粮食11000余万斤。这就意味着，粮食供应得到了充足保障。

4）光复新疆的历史进程

为了顺利收复新疆，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战略。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他亲自坐镇于此，同时命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与老部下刘锦棠分兵南北两路出关，约定在哈密会师。

翻译左宗棠西征的绘作

不久，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就占据了距离迪化（乌鲁木齐）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吉木萨尔）。

8月初，两路大军攻下了迪化（乌鲁木齐）外围的古牧地，迪化（乌鲁木齐）的阿古柏驻军弃城而逃。8月18日，清军收复迪化。

不久，金顺进占昌吉，驻守塔城的伊犁将军荣全在刘锦棠的协助下攻克玛纳斯城。至此，北疆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俄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西征军（1875）

见清军一路势如破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通过李鸿章企图为阿古柏乞降，准其“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

对于英国人的小九九，左宗棠可谓心知肚明。在他看来：

威妥玛即代阿古柏乞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阿古柏）为我贼也。尔等对‘归我故土，缚献逋寇’只字未及，是何居心，令人莫测。

与此同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印度东南之地为英所有、俄国觊觎西北之地，英国代阿古柏乞降，其目的在于阻止我国收复新疆，更欲我保护彼疆不被人侵扰，保其印度腴疆耳。

老照片中的总理衙门

为了打消清廷的顾虑，他在致恭亲王奕䜣的信中如是写道：

南路贼（阿古柏）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仗，三处得手，破竹之势可成。

只要粮、饷、军火应手，不致久滞戎机，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

基于提振军心的需要，左宗棠在致前敌总指挥刘锦棠的信中表示：

近来英人进京，似专为阿古柏乞降，骄气稍敛。我决心在明春进兵南疆，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可参与。

总而言之，左宗棠敏锐地认识到，只要南路军进攻顺利，英国政府根本无计可施。

恭亲王奕䜣（左）与刘锦棠

1877年4月14日，进军南疆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西征军势如破竹，连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地，南八城门户打开，阿古柏的主力被尽数歼灭，犹如惊弓之鸟的阿古柏畏罪自杀，残部全线崩溃。

12月28日，沦陷12年的喀什噶尔重回祖国的怀抱，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被彻底挫骨扬灰。

1878年2月，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之夭夭。1880年，流窜至伊斯坦布尔的他尽管一再扬言“要夺回喀什噶尔”，但最终不了了之。

清军收复新疆示意图

不过，尽管阿古柏势力被尽数歼灭，但沙俄军队仍旧赖在伊犁。

1878年6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全权大臣，赴沙俄办理收回伊犁事宜。10月，他与沙俄签订《里瓦机亚条约》，以“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交换，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

沙俄方面正式提交的分界图

左宗棠知道此事后大为愤怒，他在奏章中痛陈：

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

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

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

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清廷当即罢免了崇厚的职务，同时派遣曾纪泽出使沙俄，重议条约。

崇厚（左）与曾纪泽

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坐镇哈密。以示声援。沙俄闻讯后，不仅火速增兵伊犁，甚至派舰队滋扰海境。

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提前召回左宗棠。

不过话说回来，深陷俄土战争泥沼当中无法自拔的沙俄政府，在得知左宗棠回京后，反而担心中俄关系全面决裂，因此在谈判桌上做出了不小让步。

第十次俄土战争主题绘作

1881年2月，双方订立《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尽管中国方面在赔款上有所增加，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部分领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额的大片领土，同时在领事等问题上收回部分利权。

面对新条约的签订，左宗棠的心态颇为复杂。

尽管他认为“界务无损，商务亦尚相安”，但在一年后致刘锦棠的信中悲愤地表示，“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中俄伊犁条约》内页（局部）

5）光复后的大开发

对于西征进程中解救出的难民，左宗棠主张一律遣返回原籍，同时发给赈粮、籽种与牲畜等，助力他们能迅速恢复生产。

比如原本驻牧于喀喇沙尔一带的部分土尔扈特人，被迫逃亡到库尔喀喇乌苏，“转徙流离，困苦已极”。待到新疆局势稳定后，他们提出了返回原籍的请求。

左宗棠得知后，不仅发给了他们大笔赈粮，“并续发赈银4万两，以备购买帐房、种羊、种子”，使其能安置生活。

位于哈密的左公柳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组织各地军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其中，“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修永丰、太平二渠与安顺一渠，绥来县修长渠，奇台县修各渠，吐鲁番所属渠工之外开坎儿井185处。皆各防营将领，督饬防营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

农业生产与垦荒事业的陆续恢复，使得当地的赋税收入有了显著增加。

数据显示，在1878—1879年间，南北疆共征收粮食261900余石，征收厘金18万余两，征收的粮食供给驻军食用且有余。

新疆的坎儿井俯瞰

除了兴修水利与垦荒种植外，左宗棠还命令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建立“蚕织总局”，统筹种桑、育蚕、织绸等产业的管理与推广事宜。

截至1880年，当地共计已经接枝或种活桑树806000株。

为了提高养蚕技术，左宗棠特意从浙江湖州“雇募士民熟悉蚕务者60名”，随带桑秧、蚕种与蚕具等赶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的“蚕织总局”，教授当地民众“浴蚕、饲养、煮茧与织造诸法”。

另外，左宗棠还建议，尽快将种桑与养蚕的事业推广到新疆全境，“且耕且织，足以富民，兼可将生丝出口，获利更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缠民勤习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使用传统木制织布机织造艾德莱斯绸

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曾经发行过“天罡银币”。

资料显示，这种银币每枚重五分，“式圆如饼，中无方孔，不类钱形，分量任意减低，图售其奸，故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

左宗棠认为，“应改造银钱，以平市价而利民用”。于是，他“饬兰州制造新式铜模，交由张曜督局依法试制”，规定新银币每枚重一钱，能抵二枚天罡银币；对于过往通行的乾隆制钱，“许民间作两钱使用”。

除此之外，他还在各地筹建铁厂，制造大量农具供农民使用。

民国时期的左宗棠传记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西征的正常进行以及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在新疆各地修筑道路，便利交通。

从哈密到巴里坤的道路长达300余里，重峦叠嶂，峭壁悬崖，道路险峻，还需要须翻越天山。

为了方便通行，左宗棠不仅命令部下凿山开路，还在最险峻的山道建立护栏。尽管工程艰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后世。

事后，左宗棠亲自撰写《天山扶栏铭》以示纪念。

《天山扶栏铭》

除此之外，左宗棠命令部下在南疆各城之间修建了以供传递文书情报的驿站，并在驿站附近建筑房屋，专供行商过客歇宿，过往旅客按车马人数缴纳较低的费用。

伴随着新疆内外交通的恢复，军队换防的调动更为顺畅，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更为便利，对新疆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左宗棠雕像

6）尾声

1884年，清廷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建立“新疆省”，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开始推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制度。

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清朝内忧外患严重的危难关头，左宗棠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为新疆收复后的政治与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