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德：朝鲜籍抗联女兵，拒绝苏联与朝鲜高官厚禄，加入中国国籍

【1950年冬，北京中南海】“留下，还是回去？”周恩来的声音低而清晰。李在德抬起头，眼神毫不犹豫：“我留在中国，这里还有我的战斗。”短短一句，决定了她此后一生的坐标。

她的命运转折并不始于这间办公室。1910年，她出生在朝鲜黄海道信川郡。那一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一场彻底的灾难让许多家庭瞬间倾覆，她也在劫难逃。父亲投身独立运动，母亲靠摆摊维持生计，日警的刺刀却随时可能划破安宁。1924年，祖孙三人背着仅有的行李跨过鸭绿江，黑龙江梧桐河西屯成了新落脚点。逃难的孩子多，可像她这样死死攥着“反抗”二字长大的，并不多见。

在萝北的小学里，她第一次接触到儿童团。绘声绘色的抗日故事，让她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变成了另一片沦陷区。这场熟悉的恶梦，让她咬紧牙关，她要拿枪。1932年春节，她终于混进县里的反日宣传队；一年后，那把早已在梦里练熟的步枪落在掌心，她正式成为东北抗联第六军的一员，年仅十五岁。

枪声里有青春，也有疼痛。1936年冬，未婚夫裴敬天在依兰“西湖景”山区遭日军伏击。两百余人对一千余人，激战八小时，最终全部殉国。噩耗传来，战友谁也不敢启口，裴敬天的大姐憋了半晌才哽咽道：“敬天……走了。”李在德愣了好久，瓷瓶似的镇定碎成一地，哭声却被咽死在喉咙里。之后的夜里，她经常蜷在被角，攥着裴敬天留下的军帽，默默发抖。可天一亮，她又站在队列里，举枪、行军，仿佛夜晚崩溃的是另一个人。

1937年，北满游击环境急转直下，组织为稳定队伍，把单身男女“配对”。于保合说不上浪漫，只是一句“我会护着你”，却像在冰窖塞进一束柴火。没多久，两人山林简办婚礼，帐篷外，寒风如刀，帐篷里，新娘把缴获的毯子铺在干草上，悄声说：“活着比什么都难，但我们得活。”

难，更在随后。1938年5月，她挺着八九个月的大肚子，躲在深山一间土屋。孩子早产，条件极差，新生儿数日夭折，她自己也染上“产后风”，高烧不退。山里草药有限，照顾她的老战士只能把草根熬水，一勺一勺喂。熬过那道关口时，她骨瘦如柴，却仍开口第一件事：“去前线需要我吗？”

1940年底，组织派她去苏联列宁格勒学习无线电。第二个儿子在那里诞生，十天后的召回命令让她忍痛把婴儿寄托在当地孤儿院。回国半年再去寻，人、档案全无，这个深埋的隐痛伴随她终身。失而复得的只有技术——她用书本和实战练就过硬的密码破译本领。1942年，她诞下第三个孩子，一名女婴。同营地里，好友金家的小男孩因奶水不足奄奄待毙，她索性“二娃一起喂”，那个孩子日后成为朝鲜第二代领导人。外界惊叹这段传奇，她只是淡淡道：“能活下来就是幸运。”

1945年日本投降，李在德追随东野纵队一路南下。三年内战，她手里握的已不是简单步枪，而是电台密码本。辽沈、平津，多次关键联络靠她及时破译敌报，避免部队误入伏击圈。建国后，她调入政务院秘书厅，专责总理印信。别看职位不起眼，机密程度极高，她常说：“我的战位在文件柜里，但责任与枪林弹雨一样重。”

1950年朝鲜半岛硝烟再起，平壤多次来电，邀她回国出任总医院副院长并授少将衔；莫斯科也发来邀请，希望她当远东军区顾问。与其说是高薪，不如说是情感拉锯：出生地、学习地，都张开怀抱。可她心里很清楚，这片给过自己枪、粮、战友甚至坟茔的土地，才是最终归宿。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简短却掷地有声的宣言。

此后岁月，她在北京普通小区住了几十年，楼下大爷大妈只知她是“李老师”，不晓得那副瘦削身形曾翻山越岭扛机枪。当年的战友，很多已长眠白山黑水，她常去八宝山送别同行者，然后在家打开旧木箱，抚摸那件褪色军装，低声念一句：“又少一个了。”声音轻，却像石子砸进水潭，久久不散。

1992年4月，她被朝鲜劳动党史研究所请回平壤参加金日成八十大寿庆祝。老人第一站没去大宴堂，而是拉着随行人员直奔烈士陵园，一尊尊墓碑前拍合影——既是合影，也是点名。回程时，她把照片装进帆布包，拍拍包口：“带他们看看今日中国。”

2005年5月，红场胜利日，她以抗联代表身份获俄罗斯总统接见。授勋仪式上，军乐骤响，她没有抬头看勋章，只在心里默数——父亲、裴敬天、伪满牢里牺牲的战友……一个个名字划过，仿佛等她报数。

2019年8月22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102岁的李在德静静闭眼，心脏停止搏动。遗体送往八宝山时，雨下得很轻。有人说，抗联最后一位女战士走了；也有人说，她只是把无线电钥匙交还后，去另一条战线报到。无论怎样，一段用鲜血写下的北疆史诗，被她完整地带到终点，再留给后来者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