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石被捕，蔡孝乾叛变之前，李克农早就留了后手准备！

李克农在1948年就安排了一条独立的台湾情报线，这条线跟吴石的情报组和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完全分开，三条线各干各的，谁也不碰谁的边儿，避免一锅端的风险。吴石那边负责军事核心机密，蔡孝乾那边搞组织发展，这条新线专攻战略情报，直接归中央社会部管。李克农派萧明华先去台湾，她在1948年7月从大陆过去，通过北大教授台静农的介绍，到台湾师范学院当国文助教。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在台湾文化圈子有点名气，这层关系帮萧明华很快就站稳脚跟。她在学院宿舍安顿下来，负责前期铺路工作。

接着，李克农派朱芳春过去，他化名于非，在1948年8月底从香港坐船到台湾，带着李克农手写的密令，建立独立情报站。于非和萧明华一男一女，对外就假装夫妻，这样走动起来不惹人疑心。于非在萧明华帮忙下，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租了个临街铺面，挂出实用心理学讲座的牌子，每周三晚上开课，来的主要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和中学老师。这讲座其实是幌子，用来培养进步骨干，教他们怎么记情报，怎么传消息。

于非和萧明华发展了几个骨干，到1949年夏天，已经有5个人分别打进国防部、保密局和空军作战署。这些人每周三晚上把情报送到萧明华的宿舍，她在那儿整理，用密写药水写在《新约圣经》的空白页上，然后通过香港的商人，用饼干盒的夹层带到北京。1949年6月，于非回北平述职，社会部下指示停掉读书会，转成地下工作小组，萧明华负责情报的保管和密写。那个时候，蔡孝乾的台工委还没出事，谁也没想到后来会崩盘。

1949年7月中旬，台北一份《光明报》头版登了庆祝建党28周年的贺词，陈诚看到后赶紧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拍桌子下令彻查，白色恐怖就开始了。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台湾地下组织的防线从这儿开始裂开。1949年12月，陈泽民在台北车站被捕，顶不住酷刑，供出蔡孝乾的住址。蔡孝乾当时在嘉义处理工委的事，1950年1月29日，他在台北泉州街住所被抓，之后叛变，审讯记录上写了400多个潜伏者的名字，包括代号和地址。他供出陈泽民、洪幼樵等工委成员，还联名发了公开信，宣布解散组织，叫剩下的人投降。

蔡孝乾叛变后，国民党根据他的供词抓了619名党员干部和外围组织成员，基本上把台工委砸了个稀巴烂。吴石的暴露也跟这事儿扯上边，蔡孝乾的笔记本里有“吴次长”的字样，还记了吴石和朱枫见面的细节。吴石是国民党陆军中将，1949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秘密给中共提供军事情报。1950年2月底，吴石在国防部办公室被带走，公文包里还有刚译好的军事情报。逮捕后，他被关在军法处，特务翻他的通信记录，拷问了好几天。

1950年5月30日，高等军法会审庭开庭，蒋鼎文他们负责审判，检察官读罪状，吴石和其他成员一起受审。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在台北万华区马场町刑场，吴石被枪决。蔡孝乾的叛变不光害了吴石，还牵出朱枫，她是吴石的联络员，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后，特务在他家搜出在台地下党的名单，包括朱枫的情况。朱枫本来可以脱身，但不知道蔡孝乾已经叛变，还在台湾活动。保密局全力追捕她，朱枫的女婿段成愈是警察广播电台台长，知道后大惊，但没能帮上忙。朱枫被抓后，也在马场町刑场牺牲。

华东局的两条线就这样断了，400多人的名单摊在蒋介石桌上，整个台湾地下网络都抖了三抖。蒋经国知道后，摔了电话，连夜清洗情报系统，台湾对大陆的间谍网好几年没缓过来。但李克农的那条独立线没受波及，因为跟蔡孝乾和吴石的线完全隔离，谁也不知道谁的存在。于非小组继续干活，1950年2月底，苏艺林从国防部三厅档案室出来，带了两份文件：《舟山群岛防卫方案》和《海南岛军事防卫方案》，都盖着绝密章。他在换岗的时候，把文件缩拍成米粒大小的胶卷，塞进钢笔笔帽，这是于非教的办法。苏艺林把胶卷给于非，于非当晚就把胶卷藏在《心理学概论》的掏空书页里。第二天天没亮，于非混在运糖船的水手里，船到香港外海，趁巡逻艇换班，跳上小舢板，在弥敦道茶楼把书交给穿灰中山装的接头人。那人翻到第123页，抽胶卷塞进怀表，于非没多停留，就回了台北。

1950年2月4日下午，一个穿黑绸衫的男人到萧明华在师范学院的办公室，用闽南口音问于非在不在。她按规定回了暗号，说于非去台中讲学，下周才回。男人走了后，她觉得不对劲，早退回宿舍，把靛蓝色旗袍从衣柜取出来，搭在窗外竹竿上，这是紧急信号，意思是危险别进来。三天后，保密局的人包围宿舍，萧明华被抓，在军法处看守所关了278天，受尽酷刑，指骨被夹碎，但没吐半个字。1950年10月，她知道自己撑不住了，借家人送药的机会，在鱼肝油瓶底用指甲刻了个“七”字，这是约定的撤离信号。

1950年11月8日清晨，马场町刑场的枪声响起，萧明华牺牲，那时她28岁。于非在讲座室的暗格里看到鱼肝油瓶，瓶底的刻痕提醒他赶紧撤。他没回宿舍，连夜躲到淡水镇一个渔民的草棚里，每天听着渔船的马达声等消息。苏艺林还在国防部三厅档案室干活，知道于非没暴露，就用微型相机拍下《台湾兵要地志图》，胶卷藏在牙膏皮里，通过菜贩送到草棚，牙膏都挤空了。

于非拿到胶卷后，1950年3月22日清晨，混在运煤船的水手里，带着牙膏皮和夹胶卷的《心理学概论》，在基隆港的晨雾里离开了台湾岛。船到上海外滩码头，他把牙膏皮塞进接头人递的香烟盒，对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辛苦了，于非的手抖了抖。苏艺林没等到撤退命令，1950年6月在档案室被捕，审讯记录上写着坚不吐实，1950年11月和其他11名情报员一起在马场町牺牲。于非小组最早是两个人，后来发展成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改组为台湾情报工作组，简称台工组。萧明华负责联络妇女界和师范学院，协助于非保管整理情报。于非小组的成员互相熟悉，但因为是从公开读书会转地下，横向联系多，这是个弱点，但他们还是完成了任务。台工组成员历经周折，搜集到重要军事情报，于非安排地下党员转移隐蔽，同时设法跟上级联系，几经周转，于非经香港回到了大陆。

李克农的这条线设计得保险，三条线互不交叉，就算蔡孝乾叛变出卖了那么多同志，于非这边也没漏风。吴石的东海小组和蔡孝乾的台工委遭灭顶之灾时，于非小组还在白色恐怖中窃取敌人情报。朱枫本来是华东局派去联系吴石和蔡孝乾的，1949年11月25日到台湾，传递情报，但蔡孝乾被捕后暴露了她的身份，特务搜查她的住所，找到与吴石的联络记录。朱枫被捕时，保密局从吴石妻子那儿套出话，还拿到吴石签的特别通行证，坐实了罪名。蔡孝乾叛变后，不仅害了朱枫、吴石，还导致大批地下党被捕。国民党保密局根据他的供述，抓了上千人，台湾地下党遭受毁灭性打击。吴石案的细节到现在还有谜团，比如吴石身份怎么暴露的，又是怎么被抓的，这案子改变了台海关系的进程。七十五年过去了，吴石案更难理清，但马场町刑场上的烈士鲜血没白流。

于非回到大陆后，继续情报工作。1982年春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于非捧着一个覆盖党旗的骨灰盒，里面是萧明华的遗骨，从台湾新店溪畔的乱葬岗埋了32年，直到两岸关系缓和才寻回。他在墓碑背面亲自刻了三个字：归来兮。那天风大，于非站在碑前，看着字被风沙吹得发亮，想起1949年夏天萧明华在台北植物园递给他半块橡皮图章时，说我们总会回去的。于非小组的贡献在于蔡孝乾叛变吴石牺牲后，还立下不世之功，传递了关键情报，帮助前线战士少流血。蒋经国清洗情报系统后，台湾对大陆的间谍网多年未能恢复。程一鸣是另一个情报员，在于非撤离后，继续潜伏，但那是另一条线的事了。李克农的远见，让这条独立线成了台湾地下组织的最后火种，就算白色恐怖压下来，也没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