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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初审| 天坛
1950年6月10日这天，台北马场町的枪声震动全岛。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其他三人倒在血泊中，就在同一时刻，台湾各地监狱里等待行刑的死囚突然接到通知——所有死刑暂停执行。
省主席陈诚下达这道命令时，到底在想什么？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为什么要在处决自己同窗的当天，突然对其他死囚网开一面？这道看似充满人性光辉的命令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盘算？
吴石进入保定军校的时候是1915年，那年他考了个第一名。
第三期学员里，这个福建人格外拔尖，军事理论学得透彻，战术推演也玩得转。
四年后，保定军校第八期招生，陈诚进来了。
两个人虽然差着四届，军校这地方讲究的就是师承和期别，学长学弟的关系一辈子都断不了。
北伐战争打得热火朝天那阵子，陈诚在战场上受了伤。
具体是哪一仗史料说法不一，但吴石确实帮过这个学弟。
战场上救命之恩不比寻常，这份情谊在旧军人心里分量极重。
二十多年后的1950年，两个人的身份天差地别——一个成了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另一个却成了阶下囚。
吴石到台湾后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衔中将，手里掌握的都是核心军事情报。
这样的人物突然落网，震动之大可想而知。
保密局的人抓他那天是深夜，没敢惊动太多人。
一个国防部的高级将领突然消失，各种传言很快在台北城里传开。
要说吴石怎么暴露的，得从蔡孝乾说起。
这个人在台湾地下党里位置相当高，1950年1月29日第一次被抓。
保密局的人还没来得及高兴，2月4日这人就跑了。
理由荒唐得让人啼笑皆非——说要出去买牛排。
看守的人大概是觉得一个被关押的人还能跑哪去，就松了手。
蔡孝乾一出门就没了影。
保密局为这事丢尽脸面，全台湾到处搜查。
一个月后的3月1日，蔡孝乾在基隆被抓回来。
这次看守严密多了，保密局的人轮番审讯。
3月10日，蔡孝乾扛不住了，开始交代。
他供出的名单有150多人，里面有个"吴次长"格外引人注目。
国防部参谋次长姓吴的就一个，不用猜都知道是谁。
当天深夜，保密局的人就去抓吴石了。
一个中将参谋次长被带走，整个国防部炸了锅。
接下来的审讯更是让人震惊，吴石和大陆方面的联系远比想象的深。
他提供的情报涉及军事部署、兵力配置，每一条都是机密中的机密。
这四个人的死，注定要弄得轰轰烈烈
除了吴石，还有三个人在同一天被处决。
朱枫是个女的，做情报联络工作。
陈宝仓原本在空军，聂曦搞的是经济方面的情报。
这四个人被抓的时间不同，案情也各有差异，但被安排在同一天行刑绝不是巧合。
6月8日，陈诚在内部会议上说得很明白——这四个要犯必须处决，但其他死刑犯暂缓执行。
会议记录上写着陈诚的原话，用词很讲究，既强调了对"匪谍"的严惩，又提到要稳定民心。
第二天6月9日，这份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批示就两个字："依议"。
6月10日一早，马场町刑场准备就绪。
这个地方原本是日据时期的练兵场，现在成了执行死刑的固定场所。
吴石被带到刑场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囚服。
行刑前他留下一首绝笔诗，字里行间都是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家人的愧疚。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一个保定军校的高材生，一个曾经在军界叱咤风云的将军，就这么倒下了。
全台监狱突然收到一道奇怪的命令
就在马场町行刑的同时，台湾各地监狱都接到紧急通知——所有原定当天执行的死刑一律暂停。
这道命令来得太突然，连监狱管理人员都觉得奇怪。
按照当时的规定，死刑执行日期都是提前确定好的，临时更改极其罕见。
台北监狱里关着三个刑事犯，都是判了死刑的。
其中一个是抢劫杀人的，另外两个是偷窃累犯。
按照原定计划，这三个人本该在6月10日被处决。
犯人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家属也通知到了，结果突然告知暂缓执行。
监狱长拿到命令后立即执行，但心里犯嘀咕。
处决共党间谍和处决刑事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选在同一天暂停？命令上只写了"暂缓执行"，没说暂缓到什么时候。
这三个死囚从死神边上被拉回来，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继续绝望。
陈诚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1950年6月10日这天的日记很简短，只记了"局势尚稳"四个字。
处决吴石这么大的事，暂停全台死刑这么不寻常的决定，他一个字都没多写。
有人说这是陈诚的谨慎，不愿意在私人日记里留下太多把柄。
也有人说他心里有愧，面对曾经救过自己的学长，下不去笔。
但从后来的事情来看，陈诚对这件事的态度远比日记里复杂。
处决吴石之后，陈诚派自己的副官化名定期给吴家送钱，每个月200块新台币。
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少，够一家人基本生活开销。
副官每次去都很低调，从不暴露身份。
吴家人一开始不知道钱从哪来，后来才隐约猜到是陈诚安排的。
更让人意外的是，陈诚还暗中帮助吴石的子女申请去美国。
那个年代，政治犯家属想出境难如登天，陈诚却给他们开了绿灯。
这些事他做得很隐秘，外人根本不知道。
一个下令处决学长的人，转头又资助对方家属，这种矛盾让人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1950年的台湾局势乱得很，国民党刚从大陆败退过来，美国对要不要继续支持还在观望。
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摇摆不定，一方面觉得这个政权靠不住，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落入共产党手里。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破获这么大一个间谍案，国民党当局肯定要大做文章。
处决吴石等人，对外展示的是"严惩匪谍"的决心，对内起到的是杀鸡儆猴的作用。
一个国防部参谋次长都是间谍，这事传出去影响太坏，必须用重典来挽回。
但问题是，如果同一天处决太多人，又容易引起恐慌。
台湾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深，白色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再来一场大规模处决，民心会更不稳。
美国人也在观察国民党怎么处理这些案件，处决得太多太滥，会让美国觉得这个政权毫无章法。
陈诚选择只处决这四个高级别的，暂停其他死刑，恰好卡在这个微妙的平衡点上。
既展示了铁腕手段，又避免了过分残暴的形象。
这招棋走得很精明，每一步都算计得清清楚楚。
被暂缓执行的三个刑事犯，命运各不相同。
抢劫杀人的那个熬了四个月，1950年10月还是被拉出去枪毙了。
暂缓只是暂缓，死刑判决并没有撤销。
这四个月对他来说既是煎熬也是折磨，每天醒来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是最后一天。
另外两个偷窃犯运气好一些。
他们的案子在暂缓期间被重新审查，虽然没有改判，但一直拖着没执行。
1965年，台湾当局搞了一次特赦，这两个人总算走出了监狱。
从1950年到1965年，整整15年，他们从青壮年熬成了中年人。
这三个人的遭遇说明，陈诚的那道暂缓令并不是真的开恩。
该杀的还得杀，只是时间推迟了。
真正受益的只有那两个碰巧赶上特赦的，运气成分大于其他。
所谓的怜悯，不过是政治需要的一个装饰。
被抓后，陈诚没有去看过他。
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庭审的时候，陈诚作为警备总司令列席了军事法庭。
法庭上吴石承认了指控，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
陈诚坐在旁听席上，脸上看不出表情。
有人事后问陈诚，面对曾经的救命恩人，为什么下得去手。
陈诚的回答很官方，说的是"国法不容情"之类的话。
但他私下的行为显示，这个人内心的挣扎远比表面复杂。
资助吴家、帮助子女出境，这些都是他能做的极限。
再多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
保定军校那层关系在民国军界是个很特殊的存在。
学长提携学弟，学弟效忠学长，这套规矩维系了几十年。
但到了1950年，政治立场把这些关系全部打破了。
吴石选择了一条路，陈诚选择了另一条路，两条路走到尽头就是生死相对。
陈诚给吴家的资助持续了好些年，具体到什么时候停的没有明确记载。
但这件事在台湾高层里不是秘密，很多人都知道陈诚在照顾吴家。
没人敢说什么，毕竟陈诚的地位摆在那里，他愿意做这些事，别人也管不着。
回头看陈诚6月10日的决定，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密计算。
处决吴石等四人，针对的是最高级别的间谍案，必须杀无赦。
这四个人的级别和影响力足够大，处决他们能起到最大的震慑效果。
暂停其他死刑，表面上是避免同日多杀引发民心不稳，实际上是做给各方看的一个姿态。
对台湾民众，传达的是"我们不滥杀"的信息。
对美国人，展示的是"我们有章法"的形象。
对党内各派，强调的是"我掌握尺度"的权威。
一道命令达到多重目的，这就是陈诚的高明之处。
他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从他在大陆时期的作风就能看出来。
但他懂得在什么时候表现强硬，什么时候展示克制。
这种政治技巧，是他能在蒋介石手下长期掌权的原因。
至于怜悯，可能也有一点。
面对吴石这个曾经的学长，陈诚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但这点怜悯被严格限制在私人领域——资助家属、帮助子女，仅此而已。
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他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
一个省主席如果对"匪谍"心慈手软，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
行刑前吴石留下的那首诗，后来被他的家人保存下来。
诗里没有抱怨，没有诅咒，写的都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家人的愧疚。
一个军人到了生命最后时刻，想的还是家国大事，这份情怀不管站在哪个立场都让人感慨。
吴石的选择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有争议，现在依然有争议。
他掌握的军事情报确实传递出去了，从技术角度讲构成了间谍罪。
但他自己认为这是在为国家统一做贡献，是出于更大的忠诚。
历史的复杂就在于此，忠诚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是你忠于谁。
陈诚处决吴石的时候，大概也想过这些。
一个保定军校第一名的高材生，一个在军界耕耘几十年的将领，就这么死在自己命令下。
这事要说完全不触动他，不太可能。
但触动归触动，该做的决定还得做。
政治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容不得个人情感。
6月份的台湾，气氛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保密局到处抓人，每天都有新的案子爆出来。
蔡孝乾供出的那150多人，大部分都被抓了。
审讯、关押、枪决，整个流程走得飞快，很多人从被抓到处决不到三个月。
台湾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白色恐怖这个词就是形容那段时期的，随便一个告密就能让人锒铛入狱。
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这些抽象的东西成了判断一个人生死的标准。
很多冤案错案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
陈诚作为台湾省主席和警备总司令，掌握的权力大得惊人。
他说一个人该死，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说暂缓，就能让人多活些日子。
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在乱世中尤其可怕。
历史证明，手握这种权力的人，很少能做到完全公正。
吴石案只是那段时期无数案件中的一个。
因为涉及的人级别高，所以特别受关注。
其他那些普通的案子，很多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1950年的台湾，死亡是个太过平常的事情。
陈诚在处决吴石当天叫停全台死刑，这个决定从头到尾都是政治计算的产物。
他要的是震慑效果，要的是对外形象，要的是权力平衡。
怜悯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但绝不是主要原因。
资助吴家、帮助子女，这些私下的补偿更像是他面对学长时内心愧疚的一种释放。
一个政治人物在乱世中的选择，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
历史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和说不清的恩怨。
信息来源：
《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台北：国史馆，2005年
《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台北：国史馆，2015年
《吴石案史料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2008年
蔡孝乾口述材料，台湾"国家安全局"档案，1950年
《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档案》，台湾地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2018年
更新时间：202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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