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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香瓜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南博前院长想把自己摘干净，恐怕不容易。

南博事件升级！南博前院长"甩锅不认账"，双重身份被扒，更多不堪细节流出，网友：比丢国宝更寒人心。

其实，关于南京博物院的相关问题，并不是最近才有人提。

早在很多年前，南博内部就曾有多位退休职工以联名方式，反映过当时院长在文物管理和处置方面存在的疑问。

而这一次，是在《江南春》事件在网络发酵后，南京博物院的相关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公众眼前。

这事儿越扒越让人觉得不对劲，满是说不通的疑点，而被点名的关键人物徐湖平，一番“卖惨式”回应，更是让人忍不住想问：这话真有人信吗？

从国之重器到“赝品”处理，再到天价商品，这条诡异的流转之路，到底藏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

六十六年前，庞增和将家族传承的“虚斋”旧藏，共计137件书画无偿托付给了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眼前这幅本该深藏库房的《江南春》。

为何昔日的“国家珍藏”，会摇身一变成为拍卖场上的待价而沽的商品？庞叔令的一纸举报，不仅紧急叫停了画作的拍卖，更牵扯出一桩横跨半个世纪、充满荒诞色彩的文物迷案。

在这幅画卷的身世拼图中，2001年4月16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节点。

一张尘封的销售单据记录了它当时的命运：这张曾经是收藏巨擘庞莱臣的心头好，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义，被作价6800元卖了出去。

从六千八到八千八百万，这高达上万倍的暴涨，难道仅仅是时光的镀金效应？

按照南京博物院的解释，这些画之所以被处理，是因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被专家判了死刑——“赝品”。

1961年，包括张珩、谢稚柳等泰斗级人物在内的鉴定团，给出的结论相当耐人寻味：“伪作，但伪得极好。”

这几乎是对该作艺术价值的变相肯定。然而到了1964年，参与者中却出现了一位徐姓的文物征集员，并非专业鉴定专家。

就在南博坚称这批捐赠画作因是赝品而按规定清理的同时，收藏界的记录却在狠狠“打脸”。庞家捐赠的那批“被清理”名单中，还有一幅北宋赵光辅的《双马图》。

这幅画疑似早已流入市场，并于2014年就拍出了230万元的高价。最无法辩驳的铁证在于画上的印章——那些独属于庞莱臣的鉴藏印，在收藏圈被视为真伪的“身份证”，是流传有序的最佳背书。

收藏大家马未都的一席话直切要害：即便真是所谓“赝品”，能骗过庞莱臣这种顶级藏家法眼的，又岂是等闲之物？

更何况，当年的销售单据上，买家一栏只草草写了“顾客”二字，如此隐晦的处理，搭配远低于市场行情的6800元售价，即便在二十多年前那个监管尚不严密的时代，也透着一股不寻常的草率与诡异。

当年的“专家”看走眼了？还是有人故意在鉴定书上做了文章，把珍珠抹成了鱼目？当那幅《双马图》的交易锤声落地时，南博所谓的“赝品毫无保留价值”的说辞，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

在这场文物“大挪移”的背后，一个关键人物逐渐浮出水面——徐湖平，这位曾经的南京博物院“掌门人”，如今已是82岁高龄。

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和公众的质疑浪潮，这位老人的第一反应展示出了一种从容的“弱者姿态”。

他向公众展示了他的衰老：高血糖缠身，前列腺旧疾，退休近二十年不过问世事。

甚至面对1997年那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他也声称自己不是鉴定家，对于书画真伪没有发言权，一切都是专家组的意见，自己只是个无奈的签字机器。

然而，那张泛黄的1997年5月8日的《藏品拨交报批表》并不会撒谎。在“院领导审批”那一栏，徐湖平三个字笔锋清晰，并没有岁月侵蚀后的颤抖。

而这份签字的分量，远不止是“同意”那么简单，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体制怪圈——“左右手互搏”。

当时的徐湖平，身上挂着两块牌子：他既是负责保管文物的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同时也是负责销售文物的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

这种“双重身份”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作为南博领导，他有权批准将馆藏“赝品”划拨出去。作为总店法人，他又顺理成章地接收这批货源进行商业变现。

当买家和卖家的最终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时，所谓的流程审核就极易沦为一场“自编自导”的走过场。

他说自己早已“不过问江湖事”，但互联网记忆却是无情的。数据显示，2008年退休仅仅两年后，他便高调复出，不仅执掌江宁织造府博物馆，还坐上了省收藏家协会会长的位置，彼时他那句“在文物系统干了快40年，我很了解它”，如今听来更像是一句讽刺的注脚。

其实，关于徐湖平的质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12年，便有职工实名举报其账目问题和涉嫌私用馆藏。当权力缺乏制约，当监督机制因为“一把手”的签字而失效，国家资产从公库流向市场的通道便被悄然打开。

他试图用“老病”来博取同情，通过切割专业身份来规避责任，但在那纸白纸黑字的拨交单面前，所有的推脱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行政逻辑里，领导签字从来都意味着最终责任的背书，这不是一句“不懂业务”就能勾销的。

庞叔令的愤怒，源于一种深深的被欺骗感。1959年，当庞增和决定将毕生珍藏无偿捐给国家时，他所求的不过是文物能有一个安稳的归宿，能被后人瞻仰。

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视若珍宝的传承，会被当作累赘清理，甚至成为不知名“顾客”囊中的私货。

令人震惊的是，在现行的旧有规则下，这种操作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规”的。南博拿出的挡箭牌是1986年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

根据这部近四十年前的法规，处理争议藏品只需内部专家论证、行政领导批准即可，既不需要向社会公示，更没有条款规定必须通知捐赠者或其后人。

那些打着“优化馆藏结构”旗号的划拨调剂，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为了去伪存真，又有多少掩盖了利益输送？

《江南春》并不是孤例，它只是因为价格的剧烈反差才幸运地被看见。在那成百上千件被清理出的“赝品”中，是否还藏着被误读的珍宝？

那个买下《江南春》的神秘“顾客”，到底是谁？既然2001年已经有了文物销售管理规定，为何最关键的实名信息会被隐去？

所谓“符合规定”，只是符合了当时那套不透明的内部流程，却严重违背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核心精神——对捐赠人意愿的尊重。

如果在处理先人遗物时连通知一声都做不到，如果捐赠变成了“盲盒”，未来谁还敢将家传至宝托付给公共机构？

历史无法重来，但真相必须归位。对于已经82岁的徐湖平来说，比起身体的病痛，如何面对这份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质询，或许才是真正的考验。

而对于公众和庞家人来说，他们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解释，更是一次迟到的公道，为了那幅颠沛流离的古画，也为了半个多世纪前那颗无私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