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姜生丨秦昆仑刻石考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昆仑山可谓上古神话系统之轴枢、中国的奥林匹斯山、众神所居的“万神殿”。任何有关昆仑的史料发现，都可能引发热烈讨论。扎陵湖畔“昆仑刻石”即此之属。

一、扎陵湖畔“昆仑刻石”的释读与分析

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2020年7月在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皇帝”等字刻石，后在其专著中公布图片，惜未识出昆仑及年代（侯光良：《昆仑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18-1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仝涛研究员公布该刻石的识读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释文及有关文物信息，见仝涛：《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此即目前广受关注的秦始皇遣使采药刻石。仝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其石在扎陵湖北岸海拔约4308米的一处凸出沉积岩上（图1）。周遭所及，唯此山岩立面较大较平整，堪为其用，且其立面坐北朝南，不独符合“负扆南面”的君位座向要求，更可避冬季北风携雪之强击，有利于石面文字之保存。其岩立面上下皆有亡脱，而关键内容尚存，史料意义重大。

图一

时下众论，皆基于仝文所出摹本和不甚清晰的原石照片。根据现场观察及原石高清照片，更正、补充部分释文内容，可得释文曰：“皇帝使五大=（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图2）

图二

该刻石的秦代特征比较明显。其文字为标准的秦篆。且文中出现了简牍行文常见的合文“大=”（大夫）。“大夫”二字的合文，一般写作“夫=”，而“大=”应为“大人”之合文。究竟是因“夫”字第一横因石顶残缺抑或原本即作“大=”，已无考。不过，正如李洪财所见，“大夫”二字的合文有作“大=”者，其例见于睡虎地秦简《传食律》（李洪财：《汉简中与重文号相关的几个问题》，《文献》2023年第1期）。

文中出现的“五大夫”，为秦代二十等爵制之第九级。汉高祖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汉书·高帝纪》）。第七级的公大夫、第八级的公乘尚属“高爵”，第九级的五大夫更是如此。且秦始皇琅邪刻石有“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五大夫得以具名，其位置紧随“卿李斯、卿王戊”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五大夫地位之重要，因此“五大夫臣翳”得为秦始皇入山采药。

需要注意的是，刻石只写“皇帝”而不指出具体哪一位皇帝，正是秦始皇刻石独有的特征，因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皇帝，如此书写并不会造成混淆。以往发现的秦刻石皆默认如此行文。及至秦二世，乃发现其问题。秦二世指出：“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过去，金石刻文皆其父秦始皇所为，但是都没有标明“始皇帝”，只是写“皇帝”，如此时间“久远”之后，便不知何人所为，反而会被认为是“后嗣为之者”，不利于彰显秦始皇之“成功盛德”。所以李斯、冯去疾等人请求将秦二世的说明诏书亦刻于石上，秦二世乃准之。

研究表明，刻石并非作于“廿六年三月己卯”，颇受质疑的前所谓“廿”字，原石所刻实为

（上部已残去），系“卅”之古体，其形俨如出土秦简所见

，与“廿”的区别只是中间多出一竖（本来丨为古数字“十”）。该字上方石面虽已残去，然细看可见其三竖，“卅”字无疑。同样引发质疑的“六”字，仝文摹作

，而观其原石，其左下一撇实为石面裂痕，竖的末端亦无右转，而作

，即古“七”字。“七”字金文多写为十字形，如

（訇簋）

（伊簋）等；其近者，岳麓秦简《数》诸多“七”字，作

之形。刻石的所谓“廿六年”更作“卅七年”，则干支问题不复存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戊寅朔，己卯为三月二日，并无疑问；其时秦始皇已称“皇帝”十余年。诸贤所质，石自存证，而疑云可消矣。

关于“二百五十里”，原石所见，“二”字上面一横，虽仅存右端一小部分，但仍清晰可睹。且秦人言一百多之数时，亦简称“百”，而非“一百”，除非其前有千、万等更高的单位。如岳麓秦简《数》中的“田多百五十步”，“租十九束铢百六十五分铢一”，“五分为百六十八，六分为百卌”等。“十”字的位置，实在仝文原所识位置下方，其短横长竖刻痕比较清晰（横以下的丨部分，字口刻痕较浅）。

五大夫臣翳受秦始皇帝之命采药昆陯，行程至此，刻石以志之，以为翳等敢冒严寒冰雪登山寻药履职过程之证。值得注意的是，刻石记翳等尚需前行“二百五十里”（约合今103.95公里）；然翳等使命，要非探寻河源，而在昆仑神药，“二百五十里”之所在所指者何？待考。

二、秦昆仑采药刻石产生的文化生态和历史背景

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从文字、史实诸方面，皆无问题；更多所见，恰恰是与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相合。刻石释文公布后，有人对昆仑采药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史记》记载的秦始皇求仙寻药均指向东方大海，未有西向昆仑的记载。这一疑问的思路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秦始皇求仙寻药之事，《史记》的相关记载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是年秦始皇至琅邪，“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秦始皇“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秦始皇三十二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是求仙药之始。有人据此认为，秦始皇求仙寻药仅在东方大海，所派遣者仅为方士，昆仑刻石与之相悖，因而疑其为伪刻。

实际上，秦始皇求仙寻药并不限于韩终、侯公、石生等少数方士，也并非限于海上，而是广泛征调搜集，所以里耶秦简有征调“鮫鱼与山今卢（鲈）鱼”“薏□”等珍稀之物的记载。这些物品并非里耶本地所产，所以本地吏民均感茫然：“问津吏徒莫智（知）”，“问之启陵乡吏、黔首、官徒，莫智（知）”，“献官吏徒莫智（知）”，“今问之，莫智（知）”。在此背景下，里耶秦简出现“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琅邪献昆陯（仑）五杏药”的记载，颇引人注目，唯其确切时间不详。考虑到征调鮫鱼与山今卢（鲈）鱼的记载在卅五年（前212）八月，征调薏□的记载在卅四年五月，征调良药芳草、五杏药的时间，盖亦与此相近。

三十七年昆仑采药之事，更深刻的背景是，其时秦始皇自感时日无多，只能加快寻仙求药的步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了诸多怪异现象，包括荧惑守心的天象，寓意帝王将死。“有坠星下东郡”，亦为不祥之兆，且有人在坠星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怒而“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且有神灵持璧遮拦秦始皇的使者，留下“今年祖龙死”之诅咒。如此，似乎天象、神意、民心均指向秦始皇之死，始皇岂能无动于衷？诛杀石旁之民，燔销咒石，行厌胜之术，均反映出秦始皇对各种征兆的深信不疑和极度恐惧。

复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何故？三月使翳往昆仑采药，必其无效，遂又出游，欲以改命。北大简《赵正书》载始皇言：“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智（知）其月日，故出斿（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欤）？今病笃，几死矣……。”秦始皇得知自己会在三十七年死亡的天意，而欲通过出游来“变气易命”，可证《史记》出游记载之内在意图。以此为背景，考察秦始皇于三十六年秋冬时节派出“五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即可豁然而解。秋冬时节行路不易，但秦始皇惶恐于命之将终，岂可等待？采药昆仑与海上求仙同类，宗旨皆在寻求“不死之药”，凡是可助秦始皇保命延年者，皆当忽略万险，不计代价，必欲得之，采药昆仑自在其中。

至于昆仑不在秦朝疆域之内而前往采药的问题，要充分考虑秦人在西部世代经营西戎数百年，非常熟悉西部诸戎。的确，秦以临洮为西界，昆仑刻石尚在临洮以西700多公里之外，不在秦的本土之内，路途遥远，然而海上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又焉在秦的疆域之内？且彼时诸国，焉有国界乎？且寻找三仙山的难度不在昆仑采药之下，从未妨碍秦始皇反复派人寻找。对秦始皇而言，求仙寻药自是不计成本、不顾代价的至高追求，至其后期已是秦帝国的首要大事，后人不得以后世观念视之。类似之例尚多，如修建长城、驰道、秦始皇陵等均为秦始皇任内大事，需要极大的工程量，甚至创造了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其艰难程度皆不言而喻，然秦始皇俱以暴力完成之，付出何等沉重之代价，故司马迁论之“固轻百姓力矣”（《史记·蒙恬列传》）。这都反映了秦始皇行事唯重结果不惜代价的特点。由此反观始皇遣使采药昆仑之事，自然不难理解。

同时，尚需虑及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先秦时期，昆仑乃是时人信仰的可令人不死的神圣仙山，《山海经》《庄子》《离骚》等皆有记载，求仙自是时人心向往之的大事，有人曾寻找昆仑的所在自当无疑，唯其资源力量有限。正如时人曾入茫茫大海寻找仙山一样，“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史记·封禅书》）。入海寻仙的相关记载必以部分亲身经历为基础，并非全为方士虚构。战国秦汉人对昆仑的书写亦复如是，只是文化上、神话中的昆仑，与地理上、秦人所确认的现实昆仑未必完全一致罢了。二是战国以来，先民的科技和地理空间探索能力大为提高，《禹贡》《山海经》即其典型代表。寻找昆仑山，正是这一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的产物。三是我们对于秦汉人的探索能力和探索精神应有充分的认识。吕思勉称战国至汉光武帝之前，寓兵于民，人人习战，故秦有闾左之戍，楚汉相争时萧何发关中老弱，韩信、戾太子驱市人而战，汉武帝发七科谪等，皆可证秦汉民风之普遍强悍（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八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正因有如此强悍之民风，所以当时不畏艰险、以性命博富贵者不在少数。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苟有富贵可求，“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往“非人所乐往”的“绝远”之地。当然，出使异域的典型代表，如张骞出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其艰难程度、其行程之远（甘英的行程约2万公里），均远超五大夫臣翳采药昆仑。

因此，秦人对昆仑有一定的探索和认知、秦始皇派遣使者采药昆仑，正与秦汉时人勇于进取的精神面貌相合。上引仝文称使者具有不畏艰难、勇于探险的冒险精神，诚是。由昆仑刻石，吾辈竟可再睹秦汉帝国醇厚之信仰、灿烂之文化与强劲之国力，不亦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