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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钱元瓘杀死了他的弟弟元球、元珦，到吴越国的第三代，这种兄弟相残的事情仍然未能完全摆脱。

钱弘佐时两次兴起大狱(即戴恽之狱与阚璠之狱)都与钱元瓘的义子、养子钱仁俊、钱弘侑有关。

而且，由于钱仁俊、弘侑本身又都是内牙军的领袖，这两次狱事也牵涉到内牙军与钱氏王室的矛盾。由于钱元球曾是内牙军的统帅，因此钱元瓘之杀钱元球，实际上已含有吴越王室与内牙军进行斗争的意味。但由于钱元球本身也是吴越王室的成员，因此这种矛盾在钱元球事件中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而到吴越国的中期，王室与军队的矛盾在戴、阚之狱中得到明显体现。

1、钱弘佐即位之谜

天福二年(937)，第五子钱弘僔被立为世子，当时他年仅十一岁。钱弘僔在成为世子前，早已拥有两浙副大使的头衔，吴越国王继承人的地位实际上在他更小的时侯就已确立。钱弘僔少年去世后，天福五年(940)，钱弘佐被封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副使，内衙诸军都指挥使，成为吴越国国王继承人，当时他也不过十三岁。

钱弘佐这一辈钱氏子弟与他们的上辈不一样，大都没有什么战功可言；而且，钱元瓘的正室马氏又没生下儿子，那么，继承人的确定就可排除战功与嫡庶两方面的因素，而从年龄、能力、个性、人品等方面来考虑。使人疑惑不解的是，钱元瓘为什么要立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要知道，在钱弘僔之前尚有四个兄长，钱元瓘为什么不从他们中挑选王位继承人呢？难道他们人品不好吗，难道他们能力不行吗？

其他几个儿子的情况因史书阙载，不得而知，但钱弘儇，据《吴越备史》卷四《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德四年九月癸卯《钱弘儇附传》：

儇字智仁，文穆王第二子也，本名宏偶，起家上直副兵马使、检校尚书右仆射。二十余年为东府安抚使。洞晓政术，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赐金酒器一副，因命兼领新定。性简俭，善骑射，能书，有文而自晦。…终年五十有四，谥曰节惠。

他在乾德四年(966)去世，终年五十四岁，那么他出生于913年，在钱弘僔被立为世子时已经二十五岁，正当华龄。而且，从这段记载中也可看出，钱弘儇“洞晓政术，吏不敢欺”，已有丰富的行政经验，钱元瓘对他也非常欣赏，但为什么不立他为继承人呢？

如果说钱元瓘立弘僔为世子是因为对他“特所钟爱”，那么，在钱弘僔去世后，第二次选定继承人时为什么还要选一个小孩子呢？钱元瓘临死前，向章德安托付后事，他说：“弘佐尚少，当择宗人长者立之。”章德安回答说：“弘佐虽少，群下伏其英敏，愿王勿以为念。”

可见钱元瓘去世之前最担心的是继承人年少不能服众。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选一个年幼的儿子做自己的继承人呢？

又据《吴越备史》关于钱弘僔的记载，说钱元瓘“年将四十，家嗣未建”。钱元瓘出生于唐光启三年(887)，而他的次子钱弘儇出生于913年，则他在二十六岁时，就至少已有两个儿子，怎么能说“年将四十，冢嗣未建”或“后嗣未立”呢，还要马夫人特地向钱镠求情，许钱元瓘纳妾？

再看《钱氏家乘》卷五《武肃王年表》对钱镠各个儿子、孙子的出生年月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但记载钱元瓘的儿子，却只有弘僔、弘佐、弘倧、弘俶四人，此后几个儿子大都是钱镠去世后才生的，《武肃王年表》没有记载，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对前四个儿子也约而不提呢？

而且，《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对诸子行次的记载也与《吴越备史》、《十国春秋》不同：

[天成二年]三月初八日，生孙宏僔，系元瓘长子，即孝献世子。

[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生孙宏佐，系元瓘次子，即忠献王。

[天成四年七月]是月八日，生孙宏倧，系元瓘三子，即忠逊王。

[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孙宏俶，系元瓘四子，即忠懿王。

在这时里，弘傅成为长子，弘佐以下依次为二子、三子、四子。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钱元瓘前四子的有关记载。

钱弘僎在元瓘逝世前一年就已去世，对他的生平，史书缺乏记载，可置而不论。钱弘侑，《吴越备史》卷三《忠献王》天福六年八月“诸将请诛内衙指挥使戴恽”条说：“恽乃王庶兄弘侑之亲，恽谋立弘侑，请诛之。免弘侑为庶人，更名，罪异志也。”

这里把钱弘侑称为弘佐的“庶兄”，而《资治通鉴》在记述主件事时更是明确地把弘侑称作“元瓘养子”。《吴越备史》“学津讨原”本与“武林掌故丛编”本在“免弘侑为庶人”后还提到“复姓孙氏，更名本”，则弘侑本名孙本，他是钱元瓘的养子，而非亲子。

再看钱弘儇，《吴越备史》对其母亲的情况只字不提。由此推断，弘儇和弘侑一样，可能也是钱元瓘的养子，而非亲子。

那么，钱弘侒又是何等人物呢？

《钱氏家乘》卷五《武肃王年表》：“[乾化]二年…三月十六日，生孙仁泽，系元理三子，继元为子，更名宏侒。”

原来他是钱元瓘过继之子！我们知道，钱元瓘被立为吴越国继承人时，他还未生过儿子，膝下只有几个养子，难道钱镠会甘心让他一手打下的江山将来落入异姓之手？按照汉人的伦理和习惯，便是从他的兄弟那里过继一个儿子。

此外，据《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晋高祖天福二年三月戊午条：

“元瓘欲按诸将吏与元晌、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谏曰…”则钱元瓘除上列十四子外，还有一子钱仁俊。而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三年三月条：“元瓘使从子仁俊谕之曰…”

据此，则钱仁俊是元瓘的从子。

钱元瓘共有三子，即仁俊、仁俨、仁泽。仁泽，又名弘侒，他已过继给钱元瓘。

据此，钱元瓘前四子中，弘儇、弘侑、弘侒（或仁俊)皆其养子，推而广之，长子弘僎大概也是养子。

至于钱仁俊，他本来是同姓的继嗣，并非异姓的义子，与钱氏王室应该利害与共，彼此不存在矛盾。但是，使问题变得尴尬的是，后来钱元瓘有了自己的儿子，他当然希望由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继承吴越霸业。因此，钱仁俊的身份便变得十分敏感。正因为如此，对他的身份，后世的一些史书便在王子、王侄，或王兄、王从兄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钱仁俊与吴越王室之间是有隔阂的、有矛盾的。而且，钱仁俊还长期在内牙军中担任要职，他与吴越王室的矛盾也就表现为内牙军与吴越王室的矛盾。

2、戴、阚之狱

这一矛盾在钱弘佐时引起两次大狱，第一次是在天福六年(941)，以欲奉钱弘侑篡位的罪名杀死内牙大将戴恽，幽黜钱弘侑；第二次是在开运二年(945)，以欲奉钱仁俊在越州篡位的罪名杀死内牙大将阚璠、杜昭达，幽禁钱仁俊，钱弘侑同时被杀。

我们把两件事合起来加以叙述，姑且称之为“戴阚之狱”。

天福六年七月，丽春院一场大火，延及内城，“宫室府库几尽”，钱元瓘经此一吓，竟得了狂疾，一个月后，留下十个年幼的亲生儿子与一群桀傲不驯的内牙将领，撒手离开人间。

年仅十四岁的钱弘佐继位为君，《吴越备史》有两句话概括他所面临的境况：“帑藏因回禄之初，将校兢陆梁之志”。

先让我们看一下钱元瓘死时钱氏诸子在内牙军中的任职情况。

据和凝《钱文穆王神道碑》：

弘侑——弓马诸军都指挥使；

弘倧——衙内诸军副都指挥使；

弘偡——衙内诸军左都知兵马使

弘俶——衙内诸军右都知兵马使；

弘亿——衙内诸军左右马步都虞候。

据此推断，吴越国内牙军的最高指挥官应该是衙内诸军都指挥使。当初，钱元瓘立钱弘佐为继承人时，给了他两个头衔：一个是两浙副节度使，另一个就是衙内诸军都指挥使。由此可知此职地位之崇高。

但此时钱弘佐已经贵为国王，没有理由继续担任此职，钱弘侑这个弓马诸军都指挥使大概率就是衙内诸军都指挥使。钱元瓘四个养子，钱弘僎在此之前已经去世；钱弘儇为人“有文而自晦”，且此前此后长期出镇地方，没有陷入文穆、忠献交代之际的政治纷争中；钱仁俊由于其身份的敏感性，钱元瓘大概在去世前就已把他闲置起来；真正能够对吴越王室构成威胁的便是在京中担任内牙军最高统帅职务的这个钱弘侑。

衙内诸军都指挥使之下设副都指挥使一个，左右都知兵马使各一个，都虞侯一个。虽然这几个职位全由钱氏亲子担任，但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钱弘倧也不过十三岁，一群小娃娃，何德何能去真正地控制军队？

此外，内牙军中理当有各种军、都组织，各有其番号，其首领即是指挥使与都监使。当文穆、忠献之际，担任指挥使之职，见于记载者有戴恽与章德安。早年钱元瓘去田那里做人质，戴恽即随侍左右，共经患难，因此钱元瓘对他非常信任，在世时“悉以军事委之”。而且，戴恽的妻属还与钱弘侑有着姻亲关系。章德安，钱元瓘临死前曾对他托以后事，可见也是非常亲信的。戴恽和章德安都是内牙军中的实权人物。

钱元瓘刚刚去世，就有人报告，说戴恽要谋立钱弘侑。章德安秘不发丧，在幕间设下伏兵，等戴恽入府，即“执而杀之，钱弘侑也被贬为庶人，幽禁明州。至于戴恽是不是真的想谋立钱弘侑，钱弘侑是不是真的想做吴越国王，都不能得到史料的证实。但它至少反映了王室与军队、亲子与养子之间的矛盾。

钱弘佐虽在章德安的帮助下解决了钱弘侑与戴恽问题，但内牙军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杀戴恽、幽钱弘侑的举动可能会激起反弹，引起内牙军内更大的纷争。钱弘佐刚刚继位，大赍诸军，而“军中言赐与不均，举仗不受，诸将不能制”。最后由八都旧将出身的丞相曹仲达出面晓喻，才勉强把事件平息下去。发生这次事件，一方面是唐末五代骄兵习气的遗留，另一方面也与吴越国当时财政困难有关。当年的杭州大火使其积蓄几乎烧尽，钱元瓘因此发狂而死，可见这场火灾实在不小。因此，对士兵的赏赐自不免菲薄，终致士兵不满而抗议。这也预示着钱弘佐与内牙军作斗争的路不会平坦。

第二年，钱弘佐即对内牙军的领导机构与将领作了调整。

据《吴越备史》：

阚璠——内衙上统军使；

胡进思——内衙右统军使；

章德安——内衙上都监使；

李文庆——内衙右都监使。

统军使一职在吴越国最早见于后梁贞明四年(918)，当时吴国攻打虔州，谭全播向吴越求援，钱镠“以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将兵二万攻信州”。又天福五年(940)三月，钱元瓘发动建州之役；“命内衙统军使仰[仁]诠、都监使薛万钟率师伐建州”。

上右统军使，大概相当于原来的衙内诸军左右都知兵马使，上右都监使则相当于原来的衙内诸军左右都虞候。统军使的地位在都监使之上。两个统军使，阚璠和胡进思。

3、阚璠擅权

胡进思，据南宋人龚茂良《湖州灵昌庙记》：

公讳进思，字克开，家于詈川，容貌雄伟，目光如电。甫四岁，能读书，七岁知为文。十七岁举进士，不第，毅然弃其业，学剑。稍结豪贤，智略迈众，膂力过人。从钱武肃王谬军中，累功拜内衙统军使、兵部尚书左丞。…时年九十八岁，发疽而殒。

这里只说胡进思去世已年届九十八岁的高龄，而没有说明他去世的时间，而据《吴越备史》卷四《今大元帅吴越国王》，其死是在乾祐元年(948)三月，据此，则他的出生之年当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比钱镠还大一岁，真正是一个老资格的内牙将领！

对于胡进思的出身，各种史籍的记载颇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据上引的《湖州灵昌庙记》，胡进思早年曾经读书为文，还去考过进士，说得上文武双全。但据《资治通鉴》，他却是屠牛的。惟从“稍结豪贤”一语判断，胡进思大概是唐末湖州的一个土豪。《湖州灵昌庙记》又说胡进思曾“从钱武肃王镠军中”。

又据《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

“初，元瓘质于宣州，以胡进思、戴恽等自随。”但据《嘉泰吴兴志》卷一四《郡守题名》，胡进思本是“高澧裨将”。钱元瓘为质于宣州即在武勇都之乱发生后，时在天复二年(902)；而高彦出镇湖州是在乾宁四年(897)，高澧之乱发生在开平三年(909)。不知胡进思是何时投到钱氏麾下的。

胡进思在钱镠时默默无闻，但在钱元瓘时却非常显赫。当初，钱元瓘入质宣州，胡进思便与戴恽一起随侍左右，很受钱元瓘的信用，继位之后，便将他擢为大将。元瓘去世，他也是获得“顾命”的成员之一。

我们不知道他与戴恽关系如何，也不知道他是否参与了谋立钱弘侑事件。

至于内牙军另一个统军使阚璠，由于史料缺乏，其生平事迹，不可详知，只知道他是明州人。

据《资治通鉴》卷二八三后晋齐王天福八年七月条记载：

“吴越王弘佐初立，上统军使阚璠强戾，排斥异已，弘佐不能制；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数与之争，右都监使李文庆不附于墦，乙已，贬德安于处州，文庆于睦州。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

这样，阚璠把内牙军中两个异己分子排挤出朝，大权独揽，钱弘佐完全成为他手上的傀儡。

阚璠何以能够如此猖獗？当时在吴越国能对内牙军势力进行牵制、让这些内牙宿将感到畏惧的力量只有两个：一是镇守外州、拱卫杭州的钱氏子弟，特别是声望高著、手握重兵的中吴节度使钱元璙。但钱元暸不幸于天福七年(942)三月去世。二是以丞相为首的王国政府。钱弘佐刚即位时，内牙军人聚众闹事，便由丞相曹仲达出面处理。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吴越国的几个丞相相继去世，天福八年(943)三月是皮光业，十一月是曹仲达，次年正月是林鼎，一年之内，连去三相，大大削弱了王国政府的制衡能力，这大概也是内牙宿将肆无忌惮的一个原因。

阚璠独揽吴越大权后，内牙军的将领又作了调整。这样，新的内牙军领导机构由如下人员组成：

钱仁俊——内外马步都统军使；

阚璠——上统军使；

胡进思——右统军使；

杜昭达——都监使；

程昭悦——都监使。

仅从职名即可看出，钱仁俊是当时内牙军的最高统帅。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之职大概相当于原来的衙内诸军都指挥使。

问题是：钱仁俊与阚璠关系怎样？阚璠这样一个强悍的人怎么会允许有人爬到他的头上？后来，钱弘佐兴起大狱，杀死阚璠，他的借口是阚璠“谋奉仁俊于东府”。

这至少可以证明两件事：

第一，钱仁俊虽然担任了内牙军的最高统帅，但他身在越州，真正在首都杭州掌握军政大权的仍是上统军使阚璠；第二，阚璠谋奉钱仁俊登上王位，阚璠被杀时钱仁俊也被幽禁。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钱仁俊并没有谋反的意图，但无论他主观想法如何，在客观上他与阚璠是同一条线上的人。

杜昭达，他是八都旧将、现任丞相杜建徽的孙子，后来被控与阚璠一同“谋奉仁俊于东府”，也一同被杀；而且，他的一个姑姑还是钱仁俊的母亲。可见，杜昭达也是钱仁俊、阚璠一条线上的人。

至于程昭悦，他本来是一个商人，后来以财货巴结阚璠、杜昭达两人才“得侍弘佐左右”的，他无疑也是阚璠的人。

综上所述，除了态度暧昧的胡进思外，整个内牙军已成了阚璠的天下，而阚璠的后面则是钱元瓘的养子、本来有望成为吴越国王的钱仁俊！

4、钱弘佐如何坐稳王位？

钱弘佐采取了分化的手段，拉拢程昭悦、胡进思，共同对付钱仁俊、阚璠与杜昭达。

他首先拉拢商人出身的程昭悦，“宠待逾于旧将”。使程、阚之间产生矛盾与隔阂。但程昭悦开始时并不想倒阚，他脚踩两只船，一面在钱弘佐那里邀恩固宠，一面又去向阚璠请罪。阚璠对他说：“吾始者决欲杀汝，今既悔过，吾亦释然。”从他说话的口气看，似乎确确实实掌握着吴越国的生杀大权！程昭悦虽已向他请罪，但一听阚璠这话，担心有朝一日真的死在阚璠手中，从此便全心全意帮助钱弘佐策划倒阚行动。

钱弘佐第二个要拉拢的人便是内牙宿将胡进思。《湖州灵昌庙记》曾讲到“既又以钱氏自相图位，内难将作，不得已，复之杭”。这里的“钱氏自相图位，内难将作”，大概就是指阚璠想奉钱仁俊在越州登位这件事。胡进思为了这件事，从湖州回到杭州。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齐王开运二年十一月乙卯条：

璠专而愎，国人恶之者众。昭悦欲出璠于外，恐璠觉之，私谓右统军使胡进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进思许之，乃以璠为明州刺史，进思为湖州刺史。

璠怒曰：“出我于外，是弃我也。”进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为！”潘乃受命。既而复以他故留进思。

钱弘佐和程昭悦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立即把阚璠抓来杀了，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把阚璠贬到外州，夺了他的兵权。为了不让阚璠起疑，胡进思也一同被放到外州。

据《嘉泰吴兴志》卷一四《郡守题名》：“胡进思，开运三年二月检校太尉授刺史，以判官孙谔知州事。…止居杭州。”由于胡进思与阚璠一样都是内牙宿将，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既然他表示愿意赴任，阚璠也只好接受了任命。阚、胡两人虽然同遭贬黜，结果却迥然不同，贬阚璠是真，贬胡进思是假。至于杜昭达，青年新进，固不足道也。由此可以看出，胡进思在整个事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的角色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吴越备史》卷三《忠逊王》篇末总叙中有这么一句话：“自忠献王时诸校骄慢，虽屡加诛殛，而在位者皆优礼遇之。”这“屡加诛殛”指的是戴恽、阚璠、杜昭达，这“优礼遇之”的便是指胡进思了。

开运二年(945)十二月，钱弘佐杀阚璠、杜昭达，幽钱仁俊，诛放百余人。同时被杀的还有四年前被放逐在外的钱弘侑。这似乎也说明两事之间或多或少有些联系。《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在讲到阚璠之狱时说：“佐字祐，立时年十三，诸将皆少佐，佐初优容之，诸将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将章德安于明州、李文庆于睦州，杀内都监杜昭达、统军使阚璠，由是国中皆畏恐。”

这段话有两处错误：第一，钱弘佐继位时年已十四，而非十三；第二，贬黜章德安、李文庆的实际上是阚璠而非钱弘佐。但这条记载说明阚璠之狱在吴越国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可以这么说，正是从阚璠之狱后，钱弘佐才开始亲政，才真正成为吴越国王。这也为他后来发动福州之役打下了基础。

这年他才十八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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