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抗战胜利80年纪：日本天皇与民粹情绪的战争与毁灭

东条英机与日本民众，民粹主义的“一窝蛋”。

题序：

裕仁天皇非常清楚，古今政治，愤青和民粹情绪总是集权和独裁的天然盟友。

如今再看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其实有着很多耐人思考的问题。

然而，愿意思考，始终是社会一个技术性难题。

如不思考，人们愿意从院校规范的历史到网络、茶坊去寻找历史答案，在规定视角，去分析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也就习惯了将日本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惨败原因，归结到日本决策层的关于北上和南下战略的决策性失误。

然而，这是误区。

其实，就日本国情与当时国际形势而言，日本自发起卢沟桥事变，再到淞沪会战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就军事战略论，就已将自己推向了战败的深渊。

当年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等几个阶段的得到奇迹好运、顺风顺水的发展，开始跻身世界列强，号称军事大国，但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近现代化发展，取得成就和家底毕竟有限。

1937年夏秋，日本在经济、工业、军事等等多方面发展迅猛，然而，就日本工业基础而言，相比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差距极大，不过勉强弱于欧美二流国家。

同时，日本缺乏海外殖民地资源，本土资源也极为匮缺，整体国力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

可见，日本草率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凭其优势工业、经济及军事力量，虽然短期在中国战场占尽上风，但随着战线拉长，日军入侵、深入到华中腹地，军力被大幅“稀释”，这时日本不免力不从心。

于是，战争进程也就必然会出现更多变数。

日军受制工业化规模、量产、原料等等影响，既无法保障战争消耗，同时为中国战区地域广袤、战线漫长、空间时间延伸等方面大幅“稀释”，战争资源捉襟见肘，军势必然为之颓废。

无疑，如是日本无法速战决胜中国，必将陷入战争泥潭。

可见，网传当年日本如是孤注一掷，以举国之力侵华，即可打赢战争的观点，实则是脱离日本战争资源情况的书生空谈。

战争资源决定性影响战争进程，现在的俄乌战争如此，当年的中日战争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看清楚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年的日本的顶层决策者们，必然也是看得更加清楚。

因此，无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一二八抗战，以及后来的锦州事变、热河事变、长城抗战等等，甚至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总是在武力作战的同时，一厢情愿为中日武装冲突预设了外交斡旋及“现地谈判”的退路。

尤其“现地谈判”，更是日本外交陪伴武力侵略的杀招。

在日本人看来，“现地谈判”即为中日出现武装摩擦而不至于战争全面化的保险。

因此，无论最初的中日局部武装摩擦，甚至于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军事、外交、政略等等方面，都是将决战国军主力；外交胁迫中国投降谈判两条，视作侵华根本战略，并且贯穿于抗战八年的始终。

然而，日本终究没有估计到中日全面战争之外，还会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金融等等方面，受到中日战争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中日国力、军力差距，事实上在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就在战场上完全暴露。

1937年夏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到1938年夏秋，武汉会战和广州会战，中日全面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即凭借绝对优势的国力、军力，势如破竹在华北、华东及华南等战场击败中国军队。

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在付出极大的兵员、物资消耗代价之后，攻入华中，占领武汉。

用宝贵的兵员伤亡和物资消耗去换取土地，这是俄军在顿巴斯战场的攻略，当年日本亦然，都是现代兵家大忌。

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日本战线拉长数千里，与抗战国军全面战略对峙，鏖战不休，几无速战决胜、也就难以“现地谈判”压迫中国，赢得类似九一八事变、锦州事变、热河事变等等局部化蚕食中国的战略胜利。

1939年，中日战争即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日本战败的开端。

这一年，日军已经疲于中国战场，要想践行北上南下战略，根本就是有心无力。

这时，日本军政精英大佬们迫切寻求与汪伪集团媾和，也是十分焦虑于速战决胜这一战略问题。

然而，在日本宣传机器的“打鸡血”宣传、日军侵华军事胜利的态势下，日本朝野人物与普通民众热血高涨，根本无法理喻日本精英群体的思考与焦虑。

于是，日本民粹情绪，反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在对华关系，一味步入了斗狠逞强和只进不退的夹道。

七七事变期间宛平城外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1938年5月，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中将在徐州机场。

其实，回望历史，在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期间和武汉会战前夜，中日双方曾经出现过至少三次和谈机会。

最终，日本民情涌动，日本军政高层贪婪观望数次出尔反尔，使得关系中日国运的极为宝贵的三次和谈机会悉数夭折。

拒绝了和谈，战争自然迎面而来。

武汉会战之后数年，中国战场犹如泥潭，日军战线拉长，深陷其中，经济不堪重负，濒临崩溃，其可用于购买保障战争的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可支付外汇几乎枯竭……

此刻日本也到了咬牙苦撑的生死关头。

（9月5日，俄总统在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表示俄经济警告，俄央行“努力”降息等，也说明俄乌战争长期化对发动战争一方存在重大影响）

1941年，日本面临美国的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威胁，继续战争面临空前危机。

没有完整战争计划，没有足够战争资源，却又要坚决选择战争。

如今，中日战争不可收拾，日本这才为形势所迫，开始考虑调整和应对侵华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及国策。

战略物资枯竭，肯定无法继续进行战争。

然而接受美国、英国等斡旋，日本就必须要同意放弃在华北、华东鲸吞利益，停止战争，于是，日本天皇贪婪，精英及决策层更没有决心和勇气，各种停战外交只好搁浅。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日本无论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还是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这两次关系日本国运的重大决策，日本军政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都是显得相当潦草、仓猝，混乱，儿戏。

从1937年全面侵华-1941年偷袭珍珠港短短3、4年间，日本从孟浪发起卢沟桥事变，草率增兵淞沪会战，悍然跨越制令线进攻南京，再到无知无畏将战线延伸武汉、广州……

最后，战争越打越大，日本骑虎难下，为完全封锁中国和赢得战争，不惜攻占香港、海南岛，侵入中南半岛，东南亚，直至偷袭珍珠港。

思维凌乱、没有逻辑的典型的饮鸩止渴的战略。

现在再看，其实日本的策略逻辑线凌乱，既源于日本国内政治风气，军政分歧体制，民粹情绪泛滥，在军事上也源于日本海军与陆军的重大战略分歧。

七七事变，海军干涉陆军，提出“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

淞沪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爆发直接冲突。

这时，日本陆海军开始联合作战。

这次作战，京沪杭战区的日军陆海军都是采取激进战略，违背日本军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悍然跨过制令线，攻占南京，进一步升级了中日战争。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冬装补给没有及时送达，身着夏装日军士兵躲在稻草取暖。

当年的日本孩子们，人人精神二B。

侵华战争期间，欢送参军的日本民众。

颇为吊诡的是，就在中日战争不断升级为全面战争之时，日本海军以第3舰队一部兵力应付中国战场同时，日本海军部却向陆军部提出陈兵张鼓峰和诺门坎，预备对苏联作战的战略主张。

反而日本陆军高层却对海军北上战略毫无兴趣。

当时，以日本国力、军力发起全面侵华尚且陷入战争泥潭，如是在满洲、蒙古方向再激起与苏联战争，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可见，海军部提出的所谓陈兵张鼓峰、诺门坎，准备和苏联作战的建议，不过是海军部对陆军的一次大忽悠。

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私怨、分歧，可谓五花八门。

可见，日本海、陆军均无北上计划，于是，1941年日本面临美国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威胁，要想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便只能将作战方向转移到战争资源极为丰富的东南亚。

在德国欧战得手，欧美列强应付欧洲战场的态势下，日本数年鏖战，资源匮缺，便有了乘虚而入，攻略美、英、法、荷兰等国东南亚殖民地，谋求以战养战的战略方向。

至此，为了入侵东南亚，日本只得偷袭珍珠港，打垮美军太平洋舰队，为入侵东南亚消除战略威胁。

1941年12月7日，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

同时，广岛和长崎的核爆也开启了倒计时。

回望历史可见，日本国力不足以支撑继续中日全面战争，美日国力对比悬殊，偷袭珍珠港可谓战争史上最不务实际的战略冒险。

其实，当年，纵算日本陆、海军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角度，无论广田弘毅及其内阁或者东条英机及其内阁，他们作为日本当时的顶层精英人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谙熟国情，都是深切知道偷袭珍珠港和扩大战争纯属希望渺茫的战略冒险，不测结果。

然而，日本国内民粹情绪汹涌澎湃，日本决策和精英群体也只能选择唯一可选的逞强斗狠的选项。

他们心里明白，如不这样，必将重蹈二二六兵变覆辙不远。

二二六兵变，可谓日本彻底放弃大正时代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些许理性风气，刺激全民民粹情绪暴涨的标志性事件。

回望1936年2月26日的二二六兵变，现在很多资料大多强调日本陆军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矛盾。

然而，就其形成体制和政治影响而言，这场兵变完全就是日本天皇为实现集权独裁，与日本军民彻底愤青化及民粹情绪的一次默契互动。

须知，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然而名为虚君的天皇与权力藕断丝连，天皇作为政坛隐者，对日本内阁具有相当的影响。

不过，日本宪政律令始终严格限制了日本天皇权力欲望。

事实证明，二二六事件中，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几乎被杀，前首相、日本内大臣海军大将斋藤实被乱枪击毙，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斩首，前首相高桥是清被杀，日本“君主立宪”政治生态遭到极端破坏。

同时，在二二六兵变发起和镇压期间，日本天皇家族如海军将领伏见宫博恭王，博义王，贺阳宫恒宪王，高松宫宣仁亲王、华鼎博信等等，陆军将领朝香宫鸠彦王、东久迩宫稔彦王、梨本宫守正王、闲院宫载仁亲王等等，顺势突破法律限制，全面介入和控制日本海、陆军……

裕仁天皇成为这次事变最大受益者，顺理成章完成了集权与独裁。

天皇完成独裁，日本内阁和海、陆军部在政治当然堕落为天皇幕府。

东京审判后企图自杀的东条英机。很大程度上，东条英机罪有应得，同时更是裕仁天皇的背锅侠。

日本天皇及其家族，实为侵华战争最大元凶。

裕仁天皇非常清楚，古今政治，愤青和民粹情绪总是集权和独裁的天然盟友。

就此，日本开动宣传机器，全力培养愤青和民粹情绪，数年之前，大正时期开明风气荡然无存，遍观日本，愤青辈出、民粹汹涌，如是浇粪庄稼，疯狂生长。

大势所趋，全民狂热，纵算少数精英脑子清醒，关键时刻，他们明哲保身，也就只能缄默闭眼，关灯睡觉。

大和民族就此放飞自我，浪奔，浪涌……

此后，日本内阁及各级各类军政决策人物无论政治竞争，重大决策，也就习惯了“幕府”风格，随时立场转换，最大程度去迎合天皇和民粹情绪。

于是，日本天皇独裁与愤青及民粹情绪互壮声势，相得益彰，推动日本走向战争，走向毁灭。

事实证明，二二六兵变和日本政治生态对数年后的日本战争政策，影响极为深远和重大。

当时，日本军政高层以稳健、务实著称的海军将领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等人，无一例外遭到日本天皇训斥、愤青列为刺杀目标及民粹情绪谴责。

在1939年、40年期间，被陆军视为亲英美派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为躲避愤青刺杀和民粹舆论的国贼谴责，长期住在海军基地，甚至躲上了军舰。

最终，米内光政深受震撼，执政风格转变，为了明哲保身，亲自策划和指挥攻占海南岛，为推动日军大举南下、冒险东南亚的主要将领。

山本五十六亦然。

他是最了解美国实力、最清楚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后果的日本海军统帅，也是日本海军保守派最后一面旗帜。

然而，他最终还是成为了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的策划者和践行人。

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赤城号航母，1942年6月6日，被美军击沉。

日本航母瑞鹤号船员则在甲板上挥帽送行准备偷袭珍珠港的第二波俯冲轰炸机。

由亲善美国到突袭美国，山本五十六转变之快，无疑是日本天皇训斥与民粹情绪泛滥等等对他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恐惧所致。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

其实，当年，从发动侵华战争到偷袭珍珠港，甚至于到了挨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多年战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体系化和清晰的战略思路。

军事与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最为极端的表达形式。

因为根本没有体系化的战略思路，日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和偷袭珍珠港，既不存在以军事、战争替代政治、外交一说，自然也谈不上日本与中国、苏联、美国等国外交博弈失败转向战争一说。

这是一段纠缠恩怨的极端复杂历史。

然而，这段历史的主线却又非常粗暴简单。

纯粹就是日本天皇完成集权和独裁，重构日本政治生态，使得日本军政高层及精英群体和日本民粹情绪及底层愤青民众相互刺激、共振，形成激情政治态势，继而情绪、无序地引发了中日战争与偷袭珍珠港等扩大战争的导火索。

显然，这是一场日本天皇与民粹情绪策动发起的战争。

从这个视角去看，所谓原子弹下无冤魂，并非虚言。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