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壮实验室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溥仪，这个在多数人脑海里跳出来的标签都是“末代皇帝”或者“伪满傀儡”，一个被历史推着走、任人摆布的可怜人。

无论是面对日本天皇时的从容，还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呵斥律师的气场，他骨子里的傲慢，没因为身份的落差而真正消失。

这种傲慢不是装出来的派头，而是三岁登基起就刻进骨髓的封建皇权底色，是即便王朝覆灭也没斩断的身份执念。

1908年的寒冬，紫禁城的红墙隔绝了尘世烟火，却挡不住一个三岁孩童的哭声，被强行从乳母怀中拽走的溥仪，在“万岁爷”的山呼中踏入皇权的牢笼。

这一脚踏入的，还有刻进血脉的傲慢基因，彼时的他或许不懂“皇帝”二字的重量，但身边人的言行早已将“唯我独尊”的观念浇铸成型。

亲爹载沣跪拜问安，太监宫女伏地回话，御膳房端上的几十道佳肴，须等他动筷方能开席。

这份众星捧月的待遇，不是呵护，而是将普通孩童塑造成“天生统治者”的熔炉。

八九岁时的一件小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坦言，见太监不顺眼便抄起砚台砸去，看着对方跪地求饶竟毫无波澜，只觉理所当然。

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吃到九岁才断奶，这绝非简单的母爱缺失，而是打心底拒绝“断奶”带来的平等感。

他要的从来不是乳汁，而是“唯有朕能享受特殊待遇”的特权佐证，皇权的毒药，早在懵懂孩童时期，就已渗入他的精神里。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王朝轰然倒塌，但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仍在苟延残喘，遗老们围着溥仪一遍遍诉说“列祖列宗的荣光”，把“复辟有望”的幻梦灌进他耳中。

1917年张勋复辟，12岁的溥仪穿上龙袍坐上太和殿，面对跪拜的群臣毫无怯色，反倒淡定询问“段祺瑞的兵何时可退”，十二天的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他却不认为是失败，只当“时机未到”，这份底气，恰是皇权喂养出的傲慢在撑腰，在他眼里，皇帝的身份从不是历史的馈赠，而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1924年冯玉祥的枪炮打破了紫禁城的宁静，溥仪被赶出家门，带着婉容、文绣躲进天津日租界。

从九五之尊沦为寄人篱下的“寓公”，换旁人早该收敛锋芒，可溥仪偏要逆着来，在张园、静园里把“皇帝谱”摆得比紫禁城还足。

他定制的豪华汽车印着“长春藤”车标，暗合“大清长青”的执念，出门时十几个侍从前呼后拥，有开车的、拎包的，甚至有专门递烟的。

吃饭要按宫里规矩“传膳”，见客时清朝遗老跪拜行礼，他端坐太师椅上纹丝不动，连起身迎客的客套都懒得做，即便面对手握实权的日本使馆官员，他也半点不怵。

1925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来访，溥仪穿西式礼服接见，握手时只轻轻一碰便收回手，眼神平视，全无避难者的卑微，有日本军官想让他题“大日本帝国万岁”，他直接怼回去：“我只写‘中华万岁’。”

这份硬气背后，是他对自身身份的顽固认知，即便落魄，他也从不觉得是“求日本帮忙”，反倒认为与日本交往是“皇帝对盟友的俯就”，是借外力恢复祖业的权宜之计。

这种自视甚高，甚至渗透到婚姻里，1931年文绣提出离婚，溥仪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震怒，“一个妃子敢跟皇帝离婚？简直以下犯上！”

他把所有过错推给婉容，对文绣“侍帝九年，未蒙一幸”的控诉视而不见，直到报纸曝光丑闻才慌了神。

但他慌的不是失去妻子，而是“皇家颜面扫地”，在他的世界观里，妻子从来不是伴侣，只是皇权的附属品。

1932年，溥仪跟随日本人前往东北，先当“伪满洲国执政”，两年后改称“康德皇帝”，世人骂他是“日本傀儡”。

可细看细节才发现，这个“傀儡”从来没把自己当工具，反倒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拼尽全力守住皇帝的体面。

1935年访日堪称他的“高光时刻”，日本为造“日满亲善”假象，让天皇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按安排溥仪应主动上前握手，可他故意放慢脚步。

等裕仁走到面前，才慢悠悠摘下白手套伸出手，让天皇硬生生等了三四秒，合影时他刻意挺直腰板，站得比裕仁略高，眼神里没有一丝谄媚。

日本官员要求他参拜神社时鞠躬九十度，他只象征性弯了弯腰，冷冷回怼：“我是中国皇帝，只对祖宗行大礼。”

这番操作让日本媒体气急败坏，抱怨“这位皇帝太有架子”，却也只能忍下，他们要的是“傀儡皇帝”的招牌，就得容忍他的帝王脾气。

在伪满皇宫里，溥仪的傲慢更是毫不掩饰，虽然军政大权被关东军牢牢掌控，但对伪满官员他依旧说一不二。

有官员汇报时说错话，他当场拍桌子怒骂“你也配当我的臣子”，吓得对方跪地请罪，关东军想让他穿日军军装登基，他死活不同意，非要从故宫找出光绪龙袍。

哪怕不合身也要改得合身，日本人逼他称裕仁为“陛下”，他偏要叫“天皇阁下”，死死守住“两国君主平等”的底线。

1940年从日本迎回“天照大神”神器后，他转头就跟身边人吐槽，这玩意儿琉璃厂到处都是，还没宫里的摆件值钱，这份不屑，藏不住的是深入骨髓的傲慢。

可这份傲慢终究没能抵过现实，他以为是“借日本之力复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关东军手里的棋子，连出巡、见客都要听“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指挥。

真相败露后，他没有反思过错，反倒把怒火撒在婉容身上，骂“都是你们这些女人误事”。

这种“皇帝永远没错”的逻辑，正是皇权傲慢最丑陋的底色，错的从来不是他，而是背叛他的时代和旁人。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出庭指证日本罪行，这一次，他把骨子里的傲慢变成了舌战的利器，让全世界见识了“末代皇帝”的气场。，

面对日本律师的刁难，他全程气场全开，当被问及“是否受苏联指使指控日本”时，溥仪当场拍案而起，厉声呵斥：“我正在说话，你没有资格打断我！”

整个法庭瞬间鸦雀无声，连法官都愣住了，随后掏出整理好的伪满文件，条理清晰地列举日本罪行，语气坚定如运筹帷幄的决策者。

最精彩的当属反驳“侮辱日本祖先”的指控，日本律师指责他诋毁天照大神，溥仪淡淡一笑：“我没有强迫你们把我的祖先当神，你们凭什么强迫我把你们的神当祖先？”一句话怼得对方哑口无言。

庭审结束后，有记者问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他沉默片刻答道：“我曾经是中国的皇帝。”即便沦为战犯，他也不愿否认这份身份，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傲慢，从未因境遇落差而真正低头。

1950年，溥仪被押回中国，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这座后来成为“和平教育基地”的场所，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却也是他傲慢的“滑铁卢”。

刚进管理所时，他的表现堪称“傲慢本慢”，不会穿衣叠被，连洗脸都要别人帮忙，理由是“朕从没做过这些粗活”。

管理人员安排劳动，他当场拒绝：“我是皇帝，怎能干这种杂役”，其他战犯跟他说话，他爱答不理，觉得“这些人不配与朕交谈”。

一次组织看《白毛女》，旁人都被剧情打动，他却小声嘀咕：“一个佃户的女儿，有什么好看的。”

直到看见自己的侄子在农场里挥汗劳动，昔日的清朝遗老变成自食其力的公民，他才猛然惊醒，“皇帝的时代真的结束了”，他开始学洗衣服、学种地，甚至主动给其他战犯讲“宫里的事”，收起了摆了半辈子的架子。

1959年拿到特赦通知书时，他终于明白，那些年引以为傲的傲慢，不过是皇权制度催生的幻影。

纵观溥仪一生，三次登基又三次退位，从皇帝到傀儡，从战犯到公民，跌宕起伏堪比戏剧，世人骂他卖国求荣，怜他身不由己，却鲜少有人看清：他从来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而是被皇权绑架的“囚徒”。

他的傲慢从不是装腔作势，而是三岁登基起就刻进骨髓的基因，这份傲慢让他在天皇面前守住了最后一丝尊严，在法庭上展现出帝王气场，却也让他在现实中屡屡碰壁。

误以为能借日本之力复辟，最终沦为棋子，把妻子当附属品，落得婚姻破裂的下场，它是对抗命运的武器，也是束缚人生的枷锁，直到晚年成为普通人，他才真正挣脱这份执念。

抛开立场不谈，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傲慢，让溥仪跳出了“傀儡”的扁平标签，能在天皇面前摆架子、在法庭上斥律师的人，怎会是任人摆布的可怜虫？他的一生，是皇权制度的悲剧，也是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缩影。

参考资料

辽宁日报——把日本的祖宗强加给中国人2015年06月10日

环球网——1935年“儿皇帝”溥仪访问日本[组图]2010年0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