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81年前，有24名外国人死守南京城

1937年秋天，上海刚打完仗，日本人朝南京冲来。这时候城里不少洋人准备跑路，可贝德士这美国人不跑，硬是冲破封锁回了南京。他在日本待过几年，早看出日本人要打仗。其他人还在度假，他倒好，自个儿往炮火里钻。

有个德国工程师拉贝，还有个丹麦人辛德贝格，这几个人商量着划出块安全区。就在这南京西北角几平方公里地界，盖着大学医院还有使馆。日本人说安全区归他们管，结果进城第一天就杀人。

几个洋人在安全区挂上五色旗，说是中立地界。后来才知道，这旗子是民国初年的旧标志，日本人见了没辙。住进去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二十多万难民挤在这一小块地方。

费吴生是美国来的牧师，会说中国话。有天看见个日本军官追着女孩子跑，他当着日本人面把女孩塞进车子。日本兵骑着马拦，那马害怕汽车声躲开了，才让费吴生带着人跑了。但多数时候他们救不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杀人。

马吉是个老牧师，偷偷拿摄像机拍日本人杀人。那时候相机是禁物，他白天东拐西绕找角度，晚上在鼓楼医院地下室冲洗胶卷。有个叫夏淑琴的小女孩被捅了好几刀，他拍下了她浑身是血的样子。

贝德士他们天天写报告，记下日军杀人放火的事儿。最多时送了七十多份到日本使馆。后来审判战犯时才知道，这些报告早被日本人层层上报，军部高层全看过。

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挂了面巨型丹麦国旗，足有篮球场大。他在厂里收留了三万多难民，还藏了个叫廖耀湘的军官。这军官后来成了大人物，要不是辛德贝格，怕是早死在日本人手里。

最吓人的是费吴生的日记。他详细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比如12月13号这天，二十多个逃命的百姓被当场打死。这些日记后来被德国人偷偷带到上海，登在美国报纸上。

那会儿安全区里常断粮，贝德士自个儿都不吃面包，省下来的口粮分给难民。有天晚上他被喝醉的日本兵拖出被窝，差点被打死。第二天照样去跟日本人交涉粮食物资。

马吉死后，他儿子在老家地下室翻出当年的胶卷。2002年捐给南京纪念馆那天，很多老人哭了。那个八岁拍片的小女孩，这时已经八十岁了。

1946年东京审判，贝德士上去说：“我们报的七千多起暴行，那些将军全知道。”最后松井石根被绞死了，不过很多人觉得判得太轻。

后来有人问这些洋人为啥不跑。拉贝说：“南京是我的家，我走了，这二十万人怎么办？”这话写在纪念馆墙上，每次去都站满人。

现在鼓楼医院还在，安全区地界成了商业区。路过那片地方还能看到几栋老建筑，门牌号跟旧地图上的一模一样。

马吉用的摄影机摆在纪念馆玻璃柜里，旁边立着说明牌。夏天去的人多，保安得时不时擦玻璃上的手印。

南京十二中的图书馆以前是教堂，改学校那会儿特意取名约翰·马吉图书馆。学生常在这儿做历史作业，偶尔抬头看看墙上的老照片。

夏淑琴告日本右翼那年，法官放了马吉的片子。当看到自己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的画面，老太太突然站起来指着屏幕喊：“就是那天，我听见妹妹在哭。”

德国工程师克勒格尔帮着传日记，他后代现在还来南京。有次吃饭时说：“我爷爷从不炫耀自己做过啥，但他说过，那一年的选择没错。”

安全区外的中华门城墙还在，有道裂缝传说是炮弹砸的。年轻人拍照打卡，老人摸着墙砖讲：“这儿埋过人。”

这些外国人离开时，日本兵威胁过他们。贝德士日记里写着，有回差点被枪毙，但他还是继续写报告。临走前收到费吴生的信，那封信后来变成《纽约时报》头版新闻。

2020年丹麦克隆辛德贝格的日记，发现里面详细记着救廖耀湘的过程。中国驻丹麦使馆专门开了发布会，说这证明当年国际救援的真实存在。

马吉的儿子捐摄影机时，问能不能带父亲骨灰来南京。纪念馆没答应，但每年清明都会摆一束白菊在展柜前。

费吴生日记提到拉贝被日本人骗，亲眼看见二十个难民被杀。后来拉贝回德国放映胶卷，纳粹宣传部长看了吐了两次，这事德国档案里有记录。

安全区医院只剩威尔逊医生一个人。他胳膊肿得拿不动手术刀，还是坚持开刀救人。东京审判时他提供书面证词，字字按手印。

最讽刺的是，安全区本该中立，结果成了日军目标。他们故意切断粮食，想逼难民出去碰子弹。有个叫里格斯的教授阻止抢人时挨了揍，嘴里还在骂街。

南京沦陷后，很多洋人想方设法往外传信息。费吴生把胶卷缝进大衣衬里，差点在检查站被发现。后来那篇文章轰动美国，罗斯福看了脸色发青。

日本人轰炸南京前发过警告，但没人当回事。直到上海失守，各使馆才开始撤侨。贝德士这时候反向而行，害得老婆孩子在日本待了一整年。

安全区里藏着不少中国军官，像孙元良、邱清泉这些后来的大人物。当时要不是西方人掩护，他们可能全交代在南京了。

拉贝回国后出本书叫《拉贝日记》，书里骂日本人像畜生。希特勒派人找他谈话，问为啥帮中国人，拉贝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现在偶尔有日本学者来纪念馆，对着马吉的胶卷发呆。有个老头摸着玻璃柜低声说：“我爷爷是松井的翻译，这些他都知道。”说完就走了。

安全区成立时，二十三个外国人签了协议，保证不介入政治。但后来他们被迫卷入，因为单纯做中立已不可能。

马吉拍的片子有份拷贝在日本被封杀，英国放映时全场起立鼓掌。柏林那次戈培尔呕吐，后来德国媒体却只字不提。

最危险的时候，几个外国代表开会说：“谁先被杀了，剩下的人把尸体抬去日本使馆门口。”这话现在读起来，喉咙发紧。

南京大屠杀结束半年后，安全区才恢复秩序。那群洋人撤退前烧掉重要文件，怕暴露更多中国军人下落。

1948年松井石根被绞死当天，贝德士正在中国。他给女儿写信说：“正义会迟到，但终究会来。”信封上盖着南京邮戳。

现在安全区遗址立了纪念碑，刻着二十三个外国人的名字。每年祭日总有鲜花，不知是谁放的。

丹麦克隆的辛德贝格日记显示，他救的三千难民里，只有七百人活到今天。数字刻在江南水泥厂旧址的墙上，没人敢擦。

马吉儿子捐摄影机时说：“父亲相信影像能证明真相。”现在每天有上百人围着那台老机器拍照，手机闪光灯像星星一样亮。

威尔逊医生的日记本还在，字迹潦草得厉害。其中一页写着：“今天又送来三十具尸体，全是平民。”日期正是1937年12月18日。

这些老外当时不知道，他们的日记电影会成为审判证据。贝德士曾对学生说：“记录事实就是最大的反抗。”学生们后来都进了联合国。

南京沦陷那天，安全区门口停着救护车。日本士兵看见红十字标志就开枪，司机跳下车跑，车门开着没人敢碰。

马吉拍的胶片里有段模糊画面：三个士兵围着一个人，枪声响后，那人仰面倒下，血溅到镜头上。这段视频从没公开展示过。

费吴生离开时，把日记交克勒格尔，后者用化学药水写在纸上，卷成细条塞进香烟盒。后来这份材料让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法庭上多赢了三场辩论。

安全区最后撑了半年，直到1938年春天。那时日本人放松管制，二十三个外国人陆续撤离。临走前他们烧掉所有账本，只剩一份给了中国教育部。

贝德士回美国后开了讲座，听众里有个年轻人后来成了解密专家。他翻到贝德士的演讲笔记，在边空白处写：“当年那群疯子，现在孩子都在国会做事。”

现在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更多外国人留下。其实当时符合条件的有四十三人，但二十人因家庭反对没来。留在南京的都是单身或离异者。

马吉在遗嘱里说，要把一半骨灰撒到扬子江，另一半留在美国。纪念馆没答应撒骨灰，但每年清明扫墓时，会特意在摄影机前停下默哀。

费吴生日记里提到个细节：有天他在难民营分粥，一个孩子偷多一碗被抓，他大骂日本人时，那孩子哭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安全区最大的危机发生在1938年元旦，日本人突然要搜查所有房屋。拉贝用英语跟带队军官争吵，结果对方拔枪指着他的脑袋，最后用圣经压住枪口才脱身。

江南水泥厂如今改成酒店，大堂挂着辛德贝格的照片。有个服务员说，夜里听见客人对着照片叹气，但管理层不让查监控。

这些老外当年的护照现在大多存美国国家档案馆。贝德士的护照上有二十八个中国城市印章，最后页用铅笔写着：“南京，1937.12.13，不离不弃。”

东京审判前夜，马吉写信给儿子说：“有些事必须说出来，即使世界忘了。”信纸皱巴巴的，后来和胶卷一起封存在纪念馆保险箱。

安全区成立时，拉贝以为能救两三万人，结果人数翻了十倍。他们后来不得不拒收新来难民，每天都有人哭着求进，不得不用带刺铁丝网拦。

威尔逊医生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迫回国，临走前把所有中国病人托付给本地助手。两年后助手在重庆被捕，死在集中营。

贝德士1941年第七次访日后，再没写过关于日本的文章。他女儿说父亲书房里有本相册，里面全是南京难民照片，但最后一页全是空白。

这些西方人的后代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每到12月，他们自发组织视频会议，轮流讲述祖父辈的故事。有次连线失败，只剩黑屏，但所有人都没挂断。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越来越少，纪念馆墙上照片日渐斑驳。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只剩五十二位健在者，平均年龄九十三岁。

安全区成立时没人会想到，那些记录暴行的胶片、日记和报告，会在四十年后改变战争审判规则。东京法庭上，马吉的影像证据成为国际法参照系。

现在游客们总在问，为什么没更多国家派人在南京。回答很简单：当时整个世界都在乱，没人顾得上远东的小城。直到血流成河，才惊醒世界。

那个拍下夏淑琴的小女孩，如今坐在轮椅上，每周来纪念馆。她指着照片说：“这是我家，那里是姐姐死的地方。”声音轻得像在说天气。

这些老外当年的选择，现在看来依然惊人。当全世界撤退时，他们选择留下；当军队屠杀平民，他们选择记录。

真相有时需要等很久才能被看见，但有些人甘愿用生命做火把。南京城里烧焦的摄像机底片，至今仍在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