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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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前英国外交大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威廉·黑格（Lord Hague），在欧洲战略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他在一篇文章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警告：今天的欧洲，正在滑向属于它的“大清时刻”。

所谓“大清时刻”，指的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大清帝国。

那时的清朝GDP全球第一，文化自诩辉煌，乾隆皇帝甚至傲慢地拒绝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打开贸易的建议。

称英国的钟表、天文仪器和武器模型只是“奇技淫巧”。但50年后，清朝就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

黑格的尖锐之处在于，他指出当年的清朝和今天的欧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沉醉于过去的辉煌、对外界变化视而不见、硬实力持续下滑、内部顽疾根深蒂固。

如果不做出深刻改变，欧洲的未来将与当年的晚清一样，沦为地缘政治的边缘化存在，甚至可能面临“百年屈辱”。

欧洲会成为下一个“大清”？黑格的三大核心警告

黑格的文章从多个维度对比了晚清和当下的欧洲，得出的结论令人不寒而栗。

他指出，欧洲正在重复晚清的老路，而这条路的终点，只有衰落。

黑格指出，晚清时期的中国有着极其强烈的文明优越感，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四夷臣服，天下无可匹敌。

晚清时期

当时的GDP占全球的1/3，文化上更是登峰造极。

但正是这种优越感，导致了对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乾隆皇帝拒绝学习英国的工业技术，认为自己“足够强大”。

而今天的欧洲，同样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眷恋中。欧洲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现代科学的摇篮，是工业革命的先驱。

巴黎的博物馆，罗马的古迹，伦敦的剧院，至今都是欧洲文明的象征。

但黑格警告，这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掩盖了一个事实：欧洲已经丧失了塑造未来的能力。

欧洲人热衷于保护古建筑、讨论气候变化、提前退休，却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能源技术等决定未来的领域投入不足。

面对全球竞争，欧洲更多的是制定繁琐的监管法案，而非推动颠覆性创新。

黑格直言，欧洲已经从“未来的引领者”变成了“过去的守护者”。

这种致命的自信和傲慢，正在将欧洲推向封闭，而封闭的代价，就是被远远甩在时代的后面。

晚清衰落的另一个关键，是硬实力的全面下滑。

晚清时期清军

军事技术严重落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堪一击；经济上看似富庶，但脆弱得像“待宰的肥羊”，一旦外部规则改变，就会瞬间崩塌。

黑格指出，欧洲今天的处境与此何其相似。

国防工业衰退：欧洲缺乏独立的国防工业和情报体系，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伞。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各国仓促补充弹药库存，暴露了国防体系的空虚。

经济繁荣的脆弱性：欧洲经济看似发达，但对外部贸易规则的依赖极高。

一旦美国的保护撤销，或者全球贸易格局剧变，欧洲可能瞬间陷入危机。

科技竞争力不足：中美在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疯狂竞争，而欧洲却在“自我设限”。

监管法案比谁都多，创新能力却被大幅削弱。

黑格直言，欧洲已经从“技术工厂”沦为“创意原料输出地”，成果不是被美中买走，就是被超越。

黑格用一个比喻概括了欧洲的现状：看似经济繁荣，但实际上富得无力、强得无用。

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一旦外部保护撤销，欧洲将如同晚清一样，成为“被瓜分的肥羊”。

黑格最尖锐的一点，是对欧洲社会“安逸病”的批评。

他认为，晚清的衰落，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丧失了奋斗精神，官场内卷化严重，士人阶层忙于维持现状，而不是破局求变。

今天的欧洲，正在陷入同样的困境。

价值观的颓废：中美社会推崇“颠覆式创新”“包容失败”“奋斗改变命运”，而欧洲的主流叙事是“稳定、保障、权利”。

黑格指出，这种价值观虽然看似“高尚”，但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厌恶症，让社会失去了突破的勇气。

具体表现令人痛心：法国为了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到64岁，国家几乎瘫痪数周。

英国面对财政赤字，政客不敢碰福利开支的红线，只能举债度日。

欧洲各国大学出了一堆诺奖得主，实验室有大量好创意，但风险投资不足，创新链条断裂，成果都被美中买走。

黑格讽刺道，欧洲的年轻人忙着“躺平”，政客忙着“维稳”，整个社会忙着“维持现状”，这样的欧洲，怎么可能赢得未来？

俄乌冲突，欧洲的“战略破产”

黑格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最扎心的例子：俄乌冲突。

他指出，这场战争本应该是欧洲的“主场危机”，关乎欧洲的生死存亡，但最终的谈判桌上，欧洲可能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黑格预言，俄乌冲突的结局，很可能是一次美俄交易：

美国看重的是利益，可能会在合适的时机推动和谈，以换取对俄能源和地缘政治的控制。

俄罗斯看重的是土地和安全，可能会接受部分妥协，以换取对乌克兰东部的控制权。

而欧洲呢？黑格直言，只能在一旁看着，向天祷告。

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没有足够的硬实力，没有独立的外交决策能力，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

这种“战略破产”，是欧洲“大清化”的最直接体现。

中国的复杂反应，欧洲的恐慌与误读

黑格的文章中，也隐含了对中国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欧洲“危机感”的重要来源。

曾经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东方，如今站在科技和产业链的高地上。

而曾经的殖民者却沦为“安逸病”的患者，这种角色的互换，令欧洲精英层深感不安。

但黑格对中国的解读也有明显的“西方视角局限”。

他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历史创伤的报复心”驱动，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更多是基于工业化积累、教育投入和对科技的长期投入。

他将中国今天的奋发图强误读为“侵略性”，而忽视了这背后是百年屈辱带来的危机感和生存压力。

黑格的误读，反映了西方精英的深层恐慌：他们正染上当年鄙视的“天朝病”，而中国却在用他们曾经的方式实现崛起。

黑格的文章最终抛出了一个沉重的问题：欧洲还能避免“大清时刻”吗？他对欧洲的自救行动并不乐观：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的警告，各国的“碎片化”自救措施，都像是晚清的洋务运动。

修几条铁路、买几艘军舰，并不能挽救体系的根本衰退。

欧洲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打破“安逸病”，重新拥抱奋斗精神，重建硬实力，恢复国防工业和科技自主能力。

结语

黑格的警告，不仅是对欧洲的敲钟，也是对其他文明的提醒。

历史规律表明，任何文明一旦丧失创新能力和战略自主，无论曾经多么辉煌，都会走向衰落。

对于中国来说，避免“大清覆辙”的关键，在于保持开放心态，坚持科技创新，维护战略自主，永远不要陷入“安逸保守”的陷阱。

黑格的警示，是欧洲的危机，但同样是中国的镜鉴。

参考信源：

《The Times》：黑格的文章与观点的直接出处。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关于俄乌冲突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分析。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科技投入及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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