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6日，埃隆·马斯克与投资者戴夫·布伦丁及著名的未来学家、奇点大学的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进行了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深度访谈，对人工智能技术、经济与社会、医疗服务、货币、交通、教育等领域的未来进行了预测，每一项预测都颠覆人们的认知。关于教育，马斯克预言“现在的学校，除了社交，毫无用处。”“未来的学校将彻底退化为社交场所，让学生学习如何与人相处、领导团队、化解冲突，而非单纯获取知识。”

如果从我们当下的经验来判断，马斯克的预言是偏激的，毕竟现代学校教育不仅仅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还有系统化认知体系构建、价值观塑造、审美情趣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养成。但从技术发展改变人类社会价值的历史来看，他的预判还是有一定的深刻洞见。

即使未来社会仍然要通过学历文凭来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但学历文凭的内涵、价值也会发生变化，“文凭至上”的时代将会有所改变。

一

每次技术进步都会降低特殊能力的门槛，打破身份认证的垄断。

在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一个人具有一定特殊技能必然会获得一定的社会优越性地位，这也是人类学习和探索世界的动因之一。比如原始时期的巫师，后来神职人员、技术官僚、白领阶层，他们都掌握了超越一般人的某项技能。

某个社会时期，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文盲遍地或识字率很低，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就有优越感，甚至能当“先生”“老师”。教育普及率提高，读写算的能力成为普通人的“标配”，文化的要求和专业技术的门槛就会提高。

在算盘和纸笔时代，能快速进行复杂计算的账房先生、统计员就是高级专业技能，受人尊敬。但随着计算器、统计软件的普及，任何经过简单训练的人，都能完成那些需要专门训练的复杂计算，账房先生、统计员的工作就没有什么优越性。

数码相机、智能手机普及之前的胶片时代，掌握暗房技术、对光圈快门有深刻理解的摄影师，像“魔术师”一样神秘，但数码相机、智能手机让摄影拍照门槛降至几乎为零，人人都是摄影师，摄影的专业性从“技术实现”走向“傻瓜”速成。

在汽车稀少的年代，司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技术工种，尤其是给领导开车。当汽车成为家庭必需品，驾驶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技能，驾驶技术的价值可能会归零。

近二三十年，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曾经令人羡慕的专业技能都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得稀松平常，专职司机、外语翻译、手工排版、打字员等等，不胜枚举。

技术进步让特殊能力不再稀缺，技术不再被少数人垄断。

二

学历文凭的本质是对能力认证的垄断。

文凭主义和学历主义是在工业革命后，伴随民族国家、官僚体系和大工业生产、现代企业的出现，诞生的一套“社会技术”。现代社会之前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的流动性低，一个人的身份、能力、信誉，主要依据他的出身、家庭、阶层来判断，或者通过师徒传承的个人担保来确认。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之后，人的流动性加剧，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形成，一个人要进入工厂、公司和各种组织机构工作，需要快速、公平、批量地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并予以安置，文凭和学历成为一个人最有说服力的“文化资本”，成为一种标准化的“能力凭证”。学校教育自然充当了这样一种筛选机制，通过专门教育将不同能力的人筛选出来，分配到社会不同的职位上。

在这种“筛选”和“分配”机制下，教育被视为一种投资，个人通过付出时间、金钱，积累“人力资本”，期望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回报，学历主义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了一种个人理性选择。

在中国，学历文凭主义有着更加特殊的文化意义。从隋朝到清末，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以考试为核心的人才选拔传统。“学而优则仕”“考试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文化基因。现代高考、公务员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举制度的现代转型。

学历文凭主义，是在一个复杂的、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为了降低“信任成本”和“选择成本”而发展出的一套标准化、可量化的判断机制。一个组织、机构、企业通过“在哪里学习”（学校品牌）和“学习了多久”（学历层次）这两个相对容易验证的指标，来概率性地替代对“这个人到底实际能力如何”的艰难评估。正规教育垄断了系统化知识传播的渠道，也垄断能力认证的“资格”。

学历文凭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在特定阶段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理性化和现代化。然而，当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工作的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时，这套系统成本高昂、压抑个性、信号失真的弊端就日益凸显，它存在的合理性也必然受到挑战。

三

今天，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追溯起来，文凭主义脱不了干系。它用学历文凭这个简单、粗暴、可量化的外部标准，替代了对人复杂、多维、内在价值的全面评价。

人们推崇的“分数至上”“不能输在起跑线”“一考定终身”等观念，都是文凭主义所致。一个人青春最宝贵的探索期被压缩成一场漫长的“预备役”，全部生活都为了一纸文凭服务。真实的生活体验、社会交往、情感发展被严重挤压，导致许多年轻人在心理和社会性上晚熟。学生的学习沦为对标准答案和答题技巧的训练，严重削弱了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漫长的受教育年限，学习也非常低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人类的心智资源，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在文凭主义观念的主导下，教育可以说是堕落的。

尼尔·波兹曼在《教育何用》这本书里，批判了美国教育对技术手段的盲目崇拜，“工具理性”泛滥，认为教育工作者过度沉迷于电脑、网络教学、标准化测试等技术工具，忽视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让学校从“关注人的地方”异化成“关押人的地方”，教育过程被简化为可量化、可管理的技术操作，丧失了对人本身价值的关怀。

波兹曼虽然批判的是技术主义，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于文凭主义异曲同工的问题。他特别指出现代教育用“伪神”般的叙事，导致教育失去了凝聚公众、传承文明的神圣性。用经济效用叙事，将教育简化为职业培训和经济增长的工具；用消费主义叙事，鼓励学生成为被动消费者，而非积极的公民；用技术崇拜叙事，相信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忽视伦理和人文思考；用分离主义叙事，强调文化差异与身份政治，导致社会共识破裂和精神空虚。

关于教育的这种异化，尼采在1782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发表的5次演讲（后来被集结为《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也做过预言。他认为教育不再是为了精神的教化，而是沦为“谋生的手段”和“对付生计的机构”，教育本来是培养“高贵的、有创造力的人格”，却降格为生产“工作野兽”“赚钱的生物”和“可信赖”的公民，教育机构却表现出“教育的遗忘”。

文凭主义还制造了“优绩主义”，带来社会的阶层割裂。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对现代社会奉为圭臬的“优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那些取得名校文凭的人，被称为“成功者”，他们将自己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自身努力，忽视了机会、运气、家庭与社会结构等外部因素，滋生了道德上的傲慢，成为我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所谓的“成功者”“精英”，对底层社会缺乏同情，相互理解与共同责任感被削弱，他们与大众之间划出深深的鸿沟，还让所谓的“失败者”背负“不够努力”的污名，产生屈辱与怨恨。

四

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现代科技必然会带来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的变革，互联网、慕课、开源社区、视频教程让最前沿的知识触手可及，知识的稀缺性逐步消失，学校教育对知识传播的垄断地位丧失，文凭不再有“稀缺品”属性，特别是很多岗位与其对学历文凭提出要求不如用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矛盾加剧，学历文凭的边际效益大幅下降，文凭主义的根基开始动摇。

人工智能让未来变得高度不确定，技术迭代、行业颠覆、经济波动，让“稳定工作”成为奢侈品，文凭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人生“通行证”，人们也要重新定义“成功”。当学生和家长发现，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和金钱换来的文凭，并不能为孩子购买一个确定的未来，投资的风险显著增加，人们会产生“不划算”的感觉而开始变得理性。如果人们不再把学历文凭作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获取的目标，便开始“精打细算”做出更多元的选择，社会也会建立起对一个人能力的“混合认证体系”。

在《一席》上看到同济大学副教授余明锋的演讲，他讲到，学历文凭与职业深度绑定的观念正在动摇。世界最大的招聘搜索引擎的数据显示，从2018年起，招聘机构要求“大学学历”作为硬性指标的岗位数量在稳步下滑。

数据来源：Indeed

美国硅谷的数据分析龙头Palantir推出了一项计划，直接从高中招募毕业生，并提供全职工作机会，而且他们将这项计划称为“精英奖学金计划（Meritocracy Fellowship）”。他们公司的CEO表示“现有的美国大学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已不再可靠，也并非必需。”

英国自然杂志《Nature》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下降。美国大学生虽然在前两年有缓慢增长，但整体增长也远低于预期。

也许这些也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些信息判断未来人们对学历文凭的态度和观念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也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当学历文凭主义开始动摇，我们的大学教育该何去何从。

作者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校长

编辑：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