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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置于美国占领之下的日本，虽然根据新宪法有了结社自由的保障，但实际上美国占领当局具有超宪法的权力，压力团体虽然逐步成立或恢复，但是仍没有发挥制约政治的作用。

50年代以后，随着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日本从法律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长期被禁止的压力团体开始活跃起来。

1、日本四大经济团体

日本的压力团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日本的政党，除共产党和公明党以外，单靠党费和事业费（党报、党刊收入）远不能满足选举费用和日常费用的支出，因此，政党必须依靠压力团体提供政治捐款，并维护和扩大选举地盘；

②日本的决策机构，虽然基本上控制在自民党政权之下，但由于党内派阀林立、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突出，所以压力团体在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展开活动时，必须同时对内阁、阁僚、各省厅、政党、派阀等多方面施加压力，把各个关节打通之后方可奏效；

③在日本，官僚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很大，特别是在分配补助金和许可证方面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压力团体必须抓紧对各省官僚做工作。同时，对自民党的派阀也不能放松活动，因为在日本，一个派阀的影响要比单个议员的影响大得多。

日本的团体多如牛毛，而且，人们对团体的含义、范围等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团体数量的统计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团体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而给政治施加一定的“压力”，所以有的日本政治学者把这些团体都称之为“压力团体”。

并把它划分为经济、农业、福利、工会、教育、专家等8种类型，也有人将其简化为4种类型，即经济团体、职能利益团体（包括农业、教育、专家等团体)、和平团体（福利和市民团体等）及工会团体。

日本的经济团体，包括行业团体和联合团体，主要分为以大企业为成员的团体和以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成员的团体。

在经营者团体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简称“日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和“经济同友会”（简称“同友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四团体”。

“经团联”是全国性的综合经济团体，成立于1946年8月16日，其前身是1945年9月成立的“经济联合委员会”。最初由大企业经济团体和中小企业经济团体联合组成。1952年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日商”退出经团联，经团联遂成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财界团体，现有团体会员110个和有代表性的企业830家，另外还有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

经团联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均为各大财团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产业团体和企业组织。作为财界的核心团体，经团联的主要任务是“凝集经济界的总意志、动员经济界的总智慧，左右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贯彻经济界的总要求”。

经团联设有会长会议（由会长、副会长参加）、常任理事会和评议员会（由财界元老组成），此外还设有30多个常设委员会和调查会，就财政金融、产业技术、经济合作、国际交流、农业、防卫、行政改革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所有问题，向国会、政府等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具有极大的影响，所以经团联会长有“财界总理”之称。

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是日本历史最久的全国性经济团体。早在1878年，它的前身“商法会议所”就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商”一度加入“经团联”。后来，为追求“日商”的独立性以及不满“经团联”的内外政策，遂独立出来，自成一家。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商”虽仍有自己的活动领域，但同经团联的利益又逐渐趋于一致。

日本商工会议所，是全国各地商工会议所的联合组织，成员大都是中小企业，各市町村的商工会议所为其团体会员，自称“以振兴地方工商业和促进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要目的”。目前，“日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有478个，会员总数约百万人。受其关照的企业达500万家之多，是地区集团型团体。

“日商”自称是中小企业的代言人，向政府提出的法案大多代表中小企业的利益，例如日商提出的《中小企业事业领域调查法》就是为防止大企业向中小企业经营范围渗透、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的法案。

但日商也并非是单纯的中小企业团体，而是“包括中小企业”的全国性组织，这是和以大企业为主体的其他经济三团体所不同的最大特点。同时，日商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由大企业的首脑来出任，例如藤山爱一郎、原“新日铁”董事长永野重雄、日本大型综合商社伊藤忠商社董事长濑川龙三等都曾先后担任过“日商”的最高领导职务。

2、“日经联”的作用

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成立于1948年4月12日。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工人运动迅速高涨。1947年以后，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变，日本工人运动受到压制。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开始活跃，欲求建立一个与工会组织相制约的全国性组织。于是，一一批少壮派企业家于1947年5月成立一个名叫“经营者团体联合会”（经营联合）的全国性组织，目的是“与各地的经营者协会取得密切联系”，1948年4月12日，改名为“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

“日经联”是从经营者立场处理劳工问题的全国性组织，声称“企业经营者要采取断然措施行使经营权，并建立企业经营者的自主体制”。由此可见它是一个维护企业主利益的团体，被称作财界的劳务对策本部，其目的是“以总资本对付总劳动”，日本的劳资政策和劳资立法大多是在它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

“日经联”的成员包括地方企业主团体（以都道府县为单位）和行业企业主团体（如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日本纺织协会等）。其中地方企业主团体52家，行业企业主团体53家，下属会员公司总数为2.88万余家(1980年)。在这些企业、公司工作的职工约占日本雇佣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日经联”拟定的劳工政策对日本的劳资关系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日本工会每年一度的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春季斗争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

日经联作为经营者方面的代表，与作为工人方面代表的各工会组织在立场上处于对峙关系。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劳资关系方面，日经联一般采取“软处理”办法，1979年又专门成立了劳动问题研究会。使得近年来日本的劳资纠纷一般都可通过正常协商的方式解决。

经济同友会与上述三个团体不同。它是由财界头面人物以个人身份组成的团体，专门负责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被称作“财界参谋部”。战后初期，很多经济界人士被解除公职，工人运动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界处于混乱状态。

一批中青年企业家，“为了日本经济的进步与稳定，并谋求相互启发”，于1946年4月联合创立了“经济同友会”，并在1947年发表了“企业民主化路线”，提出“修正资本主义”的理论。

同友会是战后日本率先成立的经济团体，在财界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很大，战后财界团体的活动，有“始于斯、终于斯”之说。

也有人认为，“经团联”和“日经联”均脱胎于同友会。而同友会，则标榜自己是“站在‘总资本’的立场”上，参与解决劳工问题，以重建日本经济。换句话说，就是不单纯维护资本家利益，而是从全局出发，站在整个国民经济立场考虑问题。

除上述经济四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产业问题研究会”（简称“产研”)。“产研”成立于1966年，是由经济同友会负责人木川田一隆发起的非正式私人团体，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企业之间的内部矛盾，“实现财界一体化”。初建时只有几个人，后来财界实力人物陆续加入。

经济四团体和日本六大企业集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银行)的首脑人物几乎都囊括进去，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涉及海外资源开发、产业调整、公害对策等重要问题。不仅经济四团体向政府和自民党提出的方针政策一般要经过“产研”的研究讨论，就是政府的经济计划也大多由“产研”成员主持制定，因此可以说，“产研”是财界最高的政策制定机构，有“财界总司令部”之称，它是财界对政府和自民党施加政治影响的核心。

3、如何影响政治？

任何一个压力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都必须对决策过程保持有效的影响力，而保持这种影响力的手段，一是金钱，二是选票，三是亲自参与政策的制定。以经济四团体为首的财界利益团体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

首先，经济团体的最大优势表现在政治资金的规模以及资金的来源上。

没有一个利益集团在政治捐款方面能与企业集团相比，而且企业集团的这些资金并不像其他利益集团那样来自个人收入，而是由企业统一支付。

其次，经济团体对日本政治施加影响的另一个手段是选票。

本来，财界聚集选票的能力并不强，因为选票是按人头计算的，而企业主终究是少数。在这一点上，同以劳工组织或宗教团体为后盾的在野党相比居于劣势，正因为如此，自民党得票率呈递减倾向。为弥补这一缺陷，近年来财界采取了“企业总动员选举”的强制方式，也就是将某些企业或企业集团划分给特定候选人，这些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负责人承担一定的选票数额，如果完不成预定的数额，其负责人将受到惩罚。

这种选举方式之所以能得以推行并取得一定效果，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随着生活的提高，大多数工人的阶级归属感逐渐淡薄；而“中流意识”有所增强，特别是那些白领工人，甚至丧失了原来意义上的工人意识。加之企业主采取诸多劳资协调的措施，使工人们感受到企业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甘于听从上司的命令和委托。

相反，劳工组织对工人的影响却相对下降。加上日本人本来就具有浓厚的集团意识，因此，这种选举方式在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中尚能奏效；二是日本企业有比较健全而齐备的组织，在组织政治活动方面有“一杆子插到底”的条件。

普通公民只有在他们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前提下，才能组织政治活动。企业集团则无须付出这种代价，他们不必组织专门的政治活动班子，只利用现成的企业人员就可组织竞选活动。田中角荣以土建行业为基地，动员该行业人员大搞“企业总动员选举”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经济团体影响日本政治的第三个手段是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由他们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市场上发挥着多种职能，例如建筑住宅、建设工厂提供就业、加工食品、运输人员和货物、发展对外贸易与投资等，如果企业不能正常发挥这些职能，社会将发生混乱，政府也将随之倒台。

因此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历来对企业的行为一直非常关注，政府虽不一定给它们提供所要求的一切，但必须向它们提供足以获利的各种条件，例如实行财政补贴、提供贷款、降低税收、保护市场和防止罢工等。但这样一来，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就被置于企业的特别控制之下，使一些企业负责人拥有审议和参与制定政策的特殊权力。

日本经济团体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主要有两个：

一是经济团体内设立若干政策研究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对话并参与政策的制定；二是财界首脑直接参加政府的各种政策咨询机构。经济四团体和“产研”内都设有专事政策研究的许多委员会和调查部等。仅“经团联”就有40多个委员会、对策委员会、恳谈会、特别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日经联”内也有十多个特别委员会。

“产研”设有海外资源开发、产业调整、公害对策等机构。这些政策研究机构同政府的有关省厅与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专门部会联系密切，通常是主管省厅的局长或处长应邀到这些政策研究机构参加“恳谈会”，对政府的立案加以说明，以取得财界的认可和支持。

在经济团体中，对政府决策影响力最大的是“产研”。产研虽然只有二十几名核心成员，但他们都是经济四团体的首脑和各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说话算数的实权人物。“产研”的宗旨是，“不仅限于经济问题，对长期政治目标的设定也要加以探讨”。不仅是代表经济四团体向政府“提申请、打报告”，而是在认准目标之后便立即“付诸实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实践集团”。

由此可见其“气魄”之大。事实也正是如此。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增强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计划对一些大企业实行合并。1966年“产研”成立伊始，就着手制定了八幡制铁公司和富士制铁公司合并的方案，随后通产省予以积极支持，于是，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于1970年3月诞生。

财界派代表参加政府的各种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等政策咨询机构，是财界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另一条主要渠道。目前在日本依照法律而设的审议会有300多个，如决定政府经济政策最高方针的“经济审议会”，决定产业政策的“产业结构审议会”，审议政府财政基本方针、决定预算计划的“财政制度审议会”，讨论资本自由化的“外资审议会”，决定税收制度的“税制调查会”以及“外务人事审议会”、“中小企业安定审议会”、“中央教育审议会”等。

这些审议会都是日本政府省厅中重要的政策咨询机构，其成员大都是不同产业集团推荐的，而且多由财界要人担任审议会会长。例如“经团联”已故名誉会长土光敏夫曾是“产业结构审议会”会长，“日经联”代表常任理事樱田武是“财政制度审议会”会长，“经团联”副会长岩佐凯实是“外资审议会”会长等。

有的财界头面人物往往同时兼任几个审议会委员，例如日本商工会议新会长永野重雄兼任8个审议会委员，日本贸易会会长水上达三兼任6个审议会委员，东京煤气公司总经理安西浩兼任5个审议会委员。财界就是通过参加并操纵这些审议会，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实现财界利益要求的。

4、利益诉求

经济团体内部包括各类产业集团、商业贸易和金融集团等，所以其具体利益要求也是千差万别的。

如果把它们的利益要求稍作归纳，大体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要求政府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其中突出的一件是工业据点开发问题。

进入6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随即掀起经济建设高潮。1962年内阁通过“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在此前后，又制定了“低开发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和“工业整备特别地区整备促进法”，制定这些法律，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防止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缩小地区差别，开发新的产业城市，并把重工业逐步迁至太平洋沿岸一带。

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和城市结构的调整，是在中央政府政策上、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企业界和被列为开发地区的地方自治体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各大企业纷纷组成各种类型的开发集团，开展了一场争夺地盘的热战。

1959年8月成立的京叶（东京、千叶县）地区经济协议会，是由80名大企业负责人组成的日本最大的开发团体。到1964年，该集团就有246家工厂迁往沿海地区，394家工厂迁往内陆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引诱工厂迁入，在电力、用水、港口、工厂用地和税收等方面都提供方便。

但是，迁入大企业和地方行政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例如，随着迁入企业的迅速增加，工业用水严重不足。为解决工业用水问题，京叶地区经济协议会决定在利根川上游修一水库，并且要求政府中止当地的一项大型农田开垦计划。但是，农林官僚出身的县知事对修水库态度消极。于是，一向大力支持大企业开发集团的通产省严厉批评了县知事。不久，在大企业和当地自民党主流派的干预下，该知事在选举中落选，换上了积极支持大企业迁入的新知事。新知事上任后，在工业用水、沿海铁路、企业用公路和港口等方面都为迁入大企业大开绿灯。

第二，补助金、许可证和贷款。

如果说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利益团体获取利益的重心放在宏观性和长期效益性方面，那么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团体则多着眼于补助金、许可证和贷款等更为具体的利益方面。

政府为了实现其某项政策，要给地方团体、民间法人和个人以用于特定目的的财政补助，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政府用于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补助金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中央各省厅负责掌握和分配几十种乃至数百种的补助金，而各利益团体如何获取更多的补助金也便成为其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一般说来，经济团体的上级机关通产省所管的补助金并不多，不及农林省系统补助金的十分之一（1982年)，这笔款大部分用于大企业的技术开发和资本积累，小部分用于补助中小企业，所以补助金在经济团体中发挥的“集票效果”远不如在农业团体中大。

但是，颁发和领取许可证成为政府和经济团体之间进行权钱交易的一项重要内容，换言之，有些企业向政府和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获取赖以从事企业活动的许可证。

政府部门拥有许可证颁发权最多的是运输省，通产省和农林水产省。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可证远比补助金的威力更强大。因为补助金弄到手只是赚到一笔钱，而假如弄不到许可证，企业便无从开展活动。对政府来说，许可证颁发权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与补助金和许可证相比，争取政府贷款对企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样，对政府来说，贷款权是培养选举地盘的最重要手段。

例如，1973年，通产省为商工会议所系统开设一个“改善小企业经营资金贷款制度”，其中的政治背景是，在此之前，大城市的小企业大批加入反体制的“民主商工会”，致使1972年大选中，自民党在大城市的选票大幅度减少。日本商工会议所为帮助自民党扩大大城市中的选举地盘，特向当时担任田中内阁通产相的中曾根康弘建议设立面向小企业的“一兆日元经营改善资金制度”。这一献策正中中曾根下怀，当即拍板定案。贷款规模第一年(1973年)300亿日元，第二年1200亿日元，第三年2400亿日元。

1977年，又对职工20名以内的小商店和服务业设立一项贷款制度。与此同时，政府特设“经营指导员”，以提供补助金和贷款为名，详细了解小商店、小企业的情况，到选举时，这些人分片包干到这些企业去拉选票。所以，大城市中的中小工商业者，支持自民党的比率一直偏高。

上述情况表明，经济团体对政府决策过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日本利益团体中的最大受益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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