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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初审| 天坛

前言

说起国民党高级将领里的地下工作者，有两个人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个叫郭汝瑰，在国防部作战厅长的位置上干了十八年，平安无事;另一个叫吴石，到台湾才十个月，就被抓了枪毙了。

两个人职位相当，做的事情差不多，怎么结局会差这么远？郭汝瑰后来说了一句话，一针见血：吴石败就败在侥幸心理上。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日本第一名的高材生，怎么走上了这条路

吴石这个人不简单。

保定军校出来的，后来又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在那边拿了个第一名毕业。

这在当时可不得了，日本陆军大学是出名的难考难毕业，中国留学生能在里面拿第一，足见脑子好使。

抗日战争打响后，蒋介石身边需要懂军事的人出谋划策，吴石就成了军事顾问。

按说这样的人，在国民党系统里前途光明，可吴石心里想的不一样。

194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开始为共产党工作。

具体怎么联系上的，资料里说得不太清楚，但能确定的是，从那一年起，吴石就有了另一个身份。

这种双重身份的日子，心理压力大得很，走错一步就是死路一条。

1949年8月，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吴石跟着败退到台湾。

到了台湾后，他的职位还不低，当上了所谓"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个位置接触到的都是核心机密，台湾的防务部署，战略规划，他都能看到。

对共产党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送出去，毛主席说要记大功

到台湾没多久，大概是1949年10月前后，吴石就干了一件大事。

他把台湾战区的战略防御图弄了出来，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情报。

这份防御图有多重要？说白了，就是台湾守军的全部家底，哪里有多少兵，怎么布防，一目了然。

这些材料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大陆。

毛主席看到后，专门指示要给吴石记大功。

在那个年代，能让毛主席点名表扬的情报工作，分量可想而知。

吴石的代号叫"密使一号"，这个"一号"不是随便给的，说明他的价值有多高。

可正是这次成功，埋下了后面失败的种子。

送情报需要接头人，需要联络，这一来一往，就把原本该保密的关系网给扯开了。

蔡孝乾被抓两次，第二次就撑不住了

台湾这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个负责人，叫蔡孝乾，职务是台湾工委书记。

1950年1月，蔡孝乾第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抓了。

这人也算机灵，居然从看守那儿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按说应该立刻通知所有相关人员隐蔽，断掉一切联系。

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吴石没有立刻躲起来，他觉得自己够小心，只要再谨慎一点就没事。

这就是郭汝瑰后来说的侥幸心理。

地下工作这行，容不得半点侥幸，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得当最坏的情况来处理。

到了3月份，蔡孝乾第二次被抓。

这回他没能逃掉，更要命的是，他扛不住了，开始交代。

特务那套审讯手段，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

蔡孝乾把知道的人和事都说了出来，这里面就包括吴石的情况。

三次见面，把两条线拧成了死结

地下工作有个铁律，叫单线联系。

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能跟一个上线联系，你不知道其他人是谁，其他人也不知道你。

这样即便一个人出事，也不会牵连到整个网络。

郭汝瑰守这个规矩守得死死的，十八年只跟一个人联系，叫任廉儒。

吴石呢？他犯了个大错。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有个叫朱枫的人从大陆来台湾接收情报。

按规矩，朱枫应该跟中间人接头，拿了东西就走，绝不直接见吴石本人。

可吴石跟朱枫见了面，不是一次，是三次。

这三次见面，相当于把原本应该分开的两条线索拧在了一起。

本来朱枫出事，不会直接牵扯到吴石;吴石出事，朱枫也能全身而退。

现在好了，两个人绑在一块，一个倒了，另一个也跑不掉。

更糟糕的是，吴石还亲手给朱枫办了一张"国防部特别通行证"。

他在上面填了字，盖了章。

这张证件成了日后的铁证，上面有吴石的笔迹，有他办公室的印章，想赖都赖不掉。

1950年3月1日深夜，一切都晚了

蔡孝乾交代完后，国民党特务立刻行动。

3月1日深夜，吴石家的门被敲开了。

来的人不是普通警察，是保密局的特务。

吴石知道，完了。

被捕后的审讯过程，资料里记载得不多。

可以想象那些日子有多难熬。

吴石倒是硬气，该说的不说，该认的不认。

可证据摆在那儿，那张通行证，那些笔迹，都指向他。

跟吴石一起被抓的，还有他的副官聂曦，还有朱枫。

几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国民党方面审讯了三个月，最终定了死罪。

6月10日这天，台北马场町的刑场上，吴石和另外三个人被枪决。

一个日本陆军大学的第一名，一个国民党中将，一个手握核心机密的高级将领，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

他从1947年开始工作，到1950年牺牲，满打满算也就三年多时间。

在台湾的这十个月，成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郭汝瑰是怎么做的，对比太明显

说回郭汝瑰。

这个人的谨慎程度，到了让人觉得有点神经质的地步。

他只认一个上线，任廉儒。

两个人接头的时候，从来不在固定地点，每次都换地方。

见面也不能频繁，有时候隔好几个月。

有一次，郭汝瑰觉得周围气氛不对，可能有人盯上了。

他立刻采取行动，跟任廉儒断了联系，整整半年没见面。

这半年里，什么情报都不传，宁可浪费时间，也不冒险。

等风声过去，确认安全了，才慢慢恢复联系。

郭汝瑰家里布置得很简陋，不显山不露水。

他还写日记，日记里全是骂共产党的话，假装自己是铁杆国民党员。

这些都是伪装，做给可能来搜查的人看的。

十八年时间，他愣是一点破绽都没露。

对比吴石，差别在哪？就是那点侥幸心理。

吴石觉得自己够聪明，够谨慎，稍微灵活一点没关系。

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这种灵活就是致命的。

敌人不傻，特务训练有素，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被抓住。

三条血的教训，后来人必须记住

吴石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失败给隐蔽战线留下了三条铁规矩，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条，不留笔迹。

吴石那张通行证上的字，成了定罪的关键证据。

做地下工作，能不动笔就不动笔，必须动笔的，也要想办法处理掉字迹。

现在技术发达了，当年更简单粗暴，笔迹鉴定一对比，立刻露馅。

第二条，不横向联络。

朱枫和吴石本来不该见面，两条线应该保持独立。

一旦横向联系起来，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全倒。

单线联系看起来效率低，可安全性高得多。

第三条，不抱任何侥幸。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蔡孝乾第一次逃脱后，吴石应该立刻隐蔽，切断所有联系，哪怕情报再重要也不传了。

可他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再小心点就行，结果等来的是特务的敲门声。

地下工作的环境，不允许有任何侥幸。

今天觉得没事，明天可能就出大事。

今天自以为安全，明天可能就被人盯上了。

郭汝瑰能活下来，靠的就是把每一次接头都当成最后一次，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

吴石的悲剧，说到底就是对环境的严峻性估计不足。

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太相信运气，结果栽在了这上面。

那个年代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盯梢、监听、策反，手段多得很。

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侥幸可言，只有生死之别。

从1947年到1950年，吴石工作了三年多。

这三年里，他传出了很多重要情报，为解放战争和统一大业立下了功劳。

可他的生命定格在了1950年6月10日，定格在了台北马场町的刑场上。

一个中将，一个高级将领，最后的归宿是刑场，这本身就说明了地下工作的残酷。

结语

吴石和郭汝瑰两个人的故事，一个牺牲一个幸存，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态度。

不是说吴石不够勇敢，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这份勇气没得说。

问题出在方法上，出在那点不该有的侥幸上。

地下战线上，谨慎不是胆小，而是必须的职业素养。

吴石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后来的人一定要记住，在那种环境下，多一分谨慎，就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

信息来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隐蔽战线史料选编》

台湾"国史馆"：《吴石案卷宗档案》(1950年)

郭汝瑰回忆录：《我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