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是穆斯林，的原因和理由

不要扯什么回回，或回族，不严谨的提法。严谨的听法应该是郑和是穆斯林，或者说郑和的穆斯林背景。

说郑和是穆斯林，目的是强调郑和的航海技术来源于阿拉伯人。在郑和之前，世界上最优秀的航海民族，是阿拉伯人。海上丝绸之路跑的都是阿拉伯人，汉人没有远洋航行技术。欧洲人也没有，欧洲人只有地中海的近岸航行技术。哥伦布的航海技术也是来源于阿拉伯人。因为当时西班牙刚从阿拉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同时继承了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技术。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中有两段明显的“纬度航行”。就是沿着同一纬度一直向东或向西航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需要向西一直航线。《go west》不是那么简单的。由于洋流和风向的变化，光靠指南针，是无法保证同一纬度的。要保持同一维度，需要“牵星术”。需要有阿拉伯人从托勒密那里继承来的星图数据，需要知道地球是圆的，才能有维度概念。这些技术欧洲和中国都没有，只有阿拉伯穆斯林有。

说正好是穆斯林的依据是，他在云南“被俘”的经历。当时汉人刚从蒙古人手中夺得云南，能“被俘”的肯定不是普通汉人，家里肯定是在元朝当官儿的，很大可能是色目人。郑和的年龄当时还小，应该是没有超过车轮高的儿童，所以才没被杀掉，而是被阉割后住进王府当了太监。

郑和下西洋的技术班底，肯定是懂航海技术的穆斯林。郑和是在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归途中突然病逝了，享年62岁。郑口的技术班底也都老了，中国的远洋航行技术也就失传了。记住重要的一点，郑和的航海资料并不是清朝人销毁的，而是——被明朝人自己销毁的。

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航海时代

郑和下西洋的航路并没有超出之前，中世纪阿拉伯人的活动范围。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共谋淡化了中世纪阿拉伯人海上霸主的成就。

中世纪的海上霸主

不多说了。附上我20多年前一部未能出版的书稿的内容吧：

六，郑和下西洋与穆斯林

　　不仅葡萄牙新航线的开辟、西班牙人的发现新大陆与伊斯兰文明有着密切关系，就连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也同样如此。郑和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也绝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人，回族。据近年来对《郑氏家谱》、《赛典赤家谱》的考证，专家们认为，郑和是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元吏·赛典赤赡思丁传》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尔，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据精通阿拉伯文的专家训释：赛典赤义为“尊贵的圣裔”，赡思丁义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义为“长寿”，别庵伯儿义为领袖，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美国《百科全书·郑和条》说：“郑和家自称为一名早期蒙古的云南统辖的后代，并系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马姓来源于中文对穆罕默德的音译。”是言之有理的。在赛典赤的后裔中，马氏并不显眼。明军攻入云南后，郑和被俘，送入燕王府为太监，因参加“靖难之役”有功，被明成祖擢为内官监太监，并把马姓改为郑姓，别名三宝（三保），也称三宝太监。

　　西洋，是指加里曼丹（婆罗洲）以西海域，正如《明吏·婆罗传》所说：“婆罗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它的范围包括南中国海西部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

　　印尼的伊斯兰学者哈姆加在《郑和》一文中指出：“印尼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甲）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是郑和船队屯储物资、维修船只、侯风待航的停泊基地。郑和每次远航都到过满剌加。据《马来纪年》记载，明朝曾把公主嫁给满刺加苏丹。至今此地仍有三保山、三保井、三保祠、三保亭等古迹。苏门答剌（印尼苏门答腊）则是郑和船队的转运中心，是从东南亚往南亚的前进基地。郑和在这些他每次航行必经的海上咽喉要道传播伊斯兰教，说明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郑和下西洋不仅留下了文字记录，而且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描述，绘制了航海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载于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有地图二十幅。首起南京龙江宝船厂，出长江口，向南沿江、浙、闽、粤沿海，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慢八撒（今蒙巴萨）、西亚的阿丹（今亚丁）、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据专家们的研究，航海图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绘制的，以明初的航海实践和历代海道图籍为依据，吸收域外（主要是阿拉伯）海道图的某些方面，综合而成。它对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都作了可靠记录，是中国第一部航海地图。航海图中显示，其中明显使用了纬度航行的技术。

　　早期阿拉伯人横渡热带海洋时，依靠夜空中的群星指引航行。今天，阿拉伯航海者仍然常常依靠众星而非罗盘来确定方向。当时，阿拉伯人并无测量经度的办法，但由于从事贸易的海岸线(东非、印度和东南亚)。大致上南北走向，他们通常无须知道向东或西航行了多远。他们需要兼且具备的是测量纬度的工具，以便确定前往某一港口时应该沿海岸向南或向北航行。至于如何辨认跟前是哪一处海岸倒算容易，因为他们是航海能手，早已熟悉贸易路线一带海岸的大概形貌。

　　阿拉伯人测量纬度的工具是一种名为“卡玛尔”的六分仪。这种工具非常简单，只是块长方形木片连上一根打结的绳子，绳上每一个结代表一个已知港口的纬度。使用时，航海者用门齿咬着适当的绳结，将木片伸到前方适当距离，以判断他与目的地的相对位置。他只要将卡玛尔的底边放到与水平线相齐的位置，然后瞄准北极星。人在不同纬度观察，北极星位于水平线上的高度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在北极看它正好在头顶上，在赤道则是刚露出水平线。因此向某一港口航行时，北极星的位置高于卡玛尔顶部，阿拉伯航海者就知道船已偏北；如果低于卡玛尔顶部船便偏南；与卡玛尔顶部齐平则船在目的地的同一纬度。

　　中国靠指南针和地貌、水深等航海，属于地文航行；阿拉伯人靠观测星星进行航行属于天文航行。中国早期没有“地球”的概念，更没有纬度的概念，所以不可能独自发展出精确的天文航行技术。西汉时代的著作《淮南子》，以及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只有观星“定方向”的记载。晋代法显和尚自印度回中国，在《佛国记》中写下当时情形：“大海弥漫，无边无际，不知东西，只有观看太阳、月亮和星辰而进。”这是天文航行经印度传入中国的一个佐证。到北宋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广泛与阿拉伯人接触后，中国的航海就是观测天象与看指南针结合了。

元、明以后，中国的天文航海技术，发展至能观测星的仰角以定地理纬度。当时所用的方法叫牵星术。在海航中使用牵星术观测，要备牵星板。牵星板一共12块，精工制成，成正方形。最大一块每边长24厘米，依次每块小2厘米，最小的每边长2厘米。另外备一象牙小方块，四面缺刻，缺刻四边长度为最小牵星板边长的1／4、1／2、3／4和1／8：假如要观察北极星，可用左手执木板一端中部，手臂伸直，眼望天空，木板上边缘为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以测出所在地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至于高度的高低不同，便以12块木板及象牙缺刻加以替换调整。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即可计算所在地的地理纬度。由此可见，中国的“牵星板”是借鉴了阿拉伯人的“卡玛尔”六分仪，并加以改进的。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即有关于牵星术的记载，而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也“往返牵星为记”，只是方法已较进步，还知道以方位星的方角位和地平高度，决定夜航时的位置，同时更讲究天象出现的时间，以求观测准确。中国古代在地文航海技术方面也颇有成就，例如发明和创造了航海罗盘、计程仪和测深仪等航行仪器，并且很早就懂使用针图和海图。所谓针图，就是指南针指引航向的纪录，航程中测得的水深等地文数字，都列入针图。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持续达二十八年之久。其中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有六次，分别是：永乐三年（1405）、五年（1407）、六年（1408）、十年（1412）、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某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27550人，分乘61艘船，由南京起航，经刘家港、福建长乐出发，于宣德八年(1433年)驰返刘家港。由于操劳过度，在从东非返航到印度古里时，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郑和下西洋与明初刺桐港突然衰败，是在同一时期。刺桐（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一个繁荣的国际大港，宋元时期，大批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贾，居住在泉州。他们不仅生活富足安定，而且还有人在泉州府担任了职务显赫的官员。刺桐港的衰败是在明朝灭元时期。明朝起源于中国南方，是元朝最后征服的地区，是地位最低下的“南人”，而刺桐那些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贾，则是在元朝受重用“色目人”，于是，明军打进泉州城时把很多异族都当成“鞑子”杀了。泉州城里的外籍商贾或被抄斩，或外逃山区，隐姓埋名。藩国商船闻风丧胆，根本不敢前来贸易，商港沦为渔港，由于无船可靠，许多码头索性关门，一片冷寂。刺桐港这一衰落就再也没有复兴。“海禁”的解除而复兴。从康熙执政列乾隆盛世，解除“海禁”、恢复漕运、海运等措施，也都未能唤回刺桐港的复兴。
　　有学者指出，刺桐港的衰落，恰好是广州黄埔港的崛起，是黄埔港取代了刺桐港，成为南方大港。鸦片战争后，上海港又超过了广州港，成为中国的大港。还有人认为，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极度繁荣，刺激了当地造船业的发展，造船业的兴起又自然造成森林采伐。晋江沿岸的植被遭受破坏，致使后渚港淤泥沉积。刺桐港的兴起，同样带动起晋江上游的农耕业的发展，安溪自宋代就开始开山造田，森林被砍伐之后，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制瓷业的发展，掘开表土，堆积矿土，贮备制造瓷器的材料，也造成水土流失，致使港口淤塞。当年以泉州为中心的由3个湾11个支港组成的刺桐港，终因淤泥沉积而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总之，除了永乐年间郑和率领舰队下西洋时，几度在泉州祭神祈风之外，刺桐港就再没出现过浩浩荡荡的船队。郑和下西洋，很可能就是为了恢复因刺桐港衰败而中断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的突然停止，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猜测。近年来更是有很多人借此宣扬欧洲的“海洋文明”，嘲弄中国的“内陆文明”。如果知道着一段世界航海历史上的伊斯兰文明背景，这一切就显得很无聊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特别是后几次），很可能就是就是简单的恢复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并将其纳入官方贸易的“正轨”。毕竟当时北方的丝绸之路已经阻断。《郑和航海图》在郑和的倒数第二次航行中绘制，也许同样不是偶然的。也许郑和已经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希望能将资料和技术留给后人。下西洋的突然终止，同样很可能是因为郑和在最后一次航行中的突然病逝，和伴随而来的人才和远洋航海技术的丧失。

　　如果知道西班牙、葡萄牙最终衰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有人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了。何况郑和还不是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野蛮地掠夺黄金、白银、贩卖奴隶。即便明朝继续进行下西洋的贸易，也未必不会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最终衰落。而且郑和下西洋官方活动的停止，却促进了中国民间对南洋的开发活动。明代中后期，中国商人到东南亚经商十分活跃，尤其是东南沿海福建一带，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

　　中国当时先进的造船技术远远超过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对航海技术的贡献同样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理论，无法孕育出远洋航行的理论。古代欧洲人的地中海内还航行，和大西洋的近岸航行，与远洋航行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并不是什么先进“海洋文明”的代表。今天中国人盲目的“自大”与“自卑”都是绝对不可取的。关键是要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了解真正的差距所在，才能真正地发展进步。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郑和下西洋与明初刺桐港突然衰败，是在同一时期。刺桐（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一个繁荣的国际大港，宋元时期，大批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贾，居住在泉州。他们不仅生活富足安定，而且还有人在泉州府担任了职务显赫的官员。刺桐港的衰败是在明朝灭元时期。明朝起源于中国南方，是元朝最后征服的地区，是地位最低下的“南人”，而刺桐那些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贾，则是在元朝受重用“色目人”，于是，明军打进泉州城时把很多异族都当成“鞑子”杀了。泉州城里的外籍商贾或被抄斩，或外逃山区，隐姓埋名。藩国商船闻风丧胆，根本不敢前来贸易，商港沦为渔港，由于无船可靠，许多码头索性关门，一片冷寂。刺桐港这一衰落就再也没有复兴。“海禁”的解除而复兴。从康熙执政列乾隆盛世，解除“海禁”、恢复漕运、海运等措施，也都未能唤回刺桐港的复兴。

　　有学者指出，刺桐港的衰落，恰好是广州黄埔港的崛起，是黄埔港取代了刺桐港，成为南方大港。鸦片战争后，上海港又超过了广州港，成为中国的大港。还有人认为，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极度繁荣，刺激了当地造船业的发展，造船业的兴起又自然造成森林采伐。晋江沿岸的植被遭受破坏，致使后渚港淤泥沉积。刺桐港的兴起，同样带动起晋江上游的农耕业的发展，安溪自宋代就开始开山造田，森林被砍伐之后，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制瓷业的发展，掘开表土，堆积矿土，贮备制造瓷器的材料，也造成水土流失，致使港口淤塞。当年以泉州为中心的由3个湾11个支港组成的刺桐港，终因淤泥沉积而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总之，除了永乐年间郑和率领舰队下西洋时，几度在泉州祭神祈风之外，刺桐港就再没出现过浩浩荡荡的船队。郑和下西洋，很可能就是为了恢复因刺桐港衰败而中断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的突然停止，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猜测。近年来更是有很多人借此宣扬欧洲的“海洋文明”，嘲弄中国的“内陆文明”。如果知道着一段世界航海历史上的伊斯兰文明背景，这一切就显得很无聊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特别是后几次），很可能就是就是简单的恢复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并将其纳入官方贸易的“正轨”。毕竟当时北方的丝绸之路已经阻断。《郑和航海图》在郑和的倒数第二次航行中绘制，也许同样不是偶然的。也许郑和已经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希望能将资料和技术留给后人。下西洋的突然终止，同样很可能是因为郑和在最后一次航行中的突然病逝，和伴随而来的人才和远洋航海技术的丧失。

　　如果知道西班牙、葡萄牙最终衰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有人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了。何况郑和还不是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野蛮地掠夺黄金、白银、贩卖奴隶。即便明朝继续进行下西洋的贸易，也未必不会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最终衰落。而且郑和下西洋官方活动的停止，却促进了中国民间对南洋的开发活动。明代中后期，中国商人到东南亚经商十分活跃，尤其是东南沿海福建一带，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
　　中国当时先进的造船技术远远超过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对航海技术的贡献同样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理论，无法孕育出远洋航行的理论。古代欧洲人的地中海内还航行，和大西洋的近岸航行，与远洋航行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并不是什么先进“海洋文明”的代表。今天中国人盲目的“自大”与“自卑”都是绝对不可取的。关键是要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了解真正的差距所在，才能真正地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