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石兴邦回忆13：“人面鱼纹”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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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完全没有料到半坡会发掘出这么大的、并且相当完整的先民村落遗址。

尽管我此前已经肯定地知道这个地方有先民居住的遗迹，开初还在那个断崖上亲自用镐头敲出来一块明显是经过人手打磨过的陶片，但当时我思想还是有些保守。

因为那物件究竟是古人生活中使用的工具，还是当地人无意打磨的丢弃物，当时，我对这些都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我肯定这里的地层里绝对是有好东西的。

发掘的主体东西初现，距离地面大概有一尺多不到二尺，就呈现出一座完完整整的圆房子。

要知道，这些房子已经倒了六七千年了。

接着，在北边的一个土梁上发掘出那间房子被整理出来，整个房子好像前不久才塌在那儿，上边的泥巴也没有被人为破坏，活像被人随地推倒后陈放着的，更是让人震撼。

那时候，古人造的房子是用木棍做骨架、拿泥巴糊的“木笆”墙，倒是蛮结实的。

我觉得这真是个人类的奇迹，也是我们考古者的好运气。

这片废弃的古老村庄，好像一直在那儿静候着我们来造访。

那个屋顶是圆圆的一个盖。

空间大概有一百六十多平方米，是一座完完整整的房子。

当时大家都很兴奋。

后来还发掘到很多，完全是一层层摞着的。

那时的人，一般是房子倒掉后在原址上继续修盖新房子的。

我们按照规定将遗址一块块分开，有时候是一个方块块，有时候挖一个条条，然后一个一个分开挖。

这个遗址有很多层，我们就一层层进行挖掘。

当时，我们对遗址的每个细节都要发掘，认真观察、记录，一步一个脚印，真是眼到、腿到、手到、口到。

每周还得给中科院考古所写一个周报。

说实在话，我们发掘的这个遗址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人类学史全新的资料。

开初，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罐罐，大家都非常好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打开一看，竟然是谷子。

这些远古的庄稼籽粒和现在能碾出小米的谷子(糜子)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米瓤了，只剩下外壳，壳里面都是空的，见点微风，马上就能飘舞起来。

清理墓葬时，我们挖到了两三个陶罐，后来再挖还有很多。

陶罐上面都盖着完整的“人面鱼纹”盆。

大家都很高兴，都来观看。

这是一个瓮棺群，里面放着小孩的尸体，上面盖一个盖子。

有意思的是盆子底上都有一个眼。

当时，我就想，在远古时代，古人们已经认为人死后会有“灵魂”的了，这是不是古人为了让死去小孩的“灵魂”出来留的孔洞？

按照他们的思想，孩子的灵魂能出来，就可以和母亲在一起了。

而且这个村落的小孩墓葬都紧挨着母亲居住的房子，让我更能体会古人的感情。

母亲便于照顾自己死去的孩子，也不希望孩子的墓地离她太远，以免受到野兽伤害。

过去，我们村庄里面小孩子在月子里死了，大人就随便裹个席片子把他扔掉了。

按照迷信说法，这么小的生命还不能算是“人”，过于敬事地处理这些小尸体，这些“小鬼”会作害人畜的。

所以，小孩死去根本不会去精心掩埋，一般都是喂狼喂狗了。

但是，古人那个时候怎么这么精心地要保护好孩子？

而且，用他们的“图腾神”保护已经死去的孩子？

我当时天天在现场，打开瓮棺的那天，我仔细揭开一个陶罐盖子，发现盖子背面绘着一个很完整的鱼，贴切地说是一只完整的“人面鱼”。

几个鱼的图案，巧妙地头尾相接起来，却只有一个人样面孔，那样子，就和几个“鱼”戴着一个人的帽子一样。

把这个清理完，然后我才一个一个揭盖。

盖子里面没浸土，那些图案就跟新绘上去的一样，非常鲜艳。

那么，这些盖在瓮棺上的“人面鱼纹”图案，它又给今人叙说着什么意思呢？

一个八角鱼，中间是一个人面，有的鱼纹已经往图案化走了，“鱼”已经不是很写实了，而且已经出现了抽象化线条。

还有一种鱼纹像两个三角对着，其实就是两个鱼头对着。

它就是一个族徽，像现代人的徽章一样。

半坡的这么一个地域，周边有许多河流，可能他们就是以鱼为图腾的一个氏族，是一支敬畏供奉“鱼” 的先民部落。

还有，他们使用的尖底瓶。

无论陶质细腻程度，还是外形美观精细程度，一直到入水自动倒伏灌水的物理原理利用，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惊叹不已……

这个村落出现的东西，完全可以写一部书。

粮食种植、打猎捕鱼、房子搭盖、工具使用、文化出现、信仰图腾等等，他们当时甚至有了祭祀的地方——一个石质的祭祀柱，四周用小巧的陶盆排列整齐地盛放着祭祀品。

还有一点，人们也不能忽视。

当时的半坡人已经非常地“爱美” 了，已经出现了一些原始的小装饰。

我们现代人总是对古人估计得有点低，对他们以前的生活形态设想得不够大胆。

我曾经给许多人说，半坡人那时穿得并不比我们差，他们都笑了。

事实上，他们那时不但已经穿衣裳了，还穿花布衣裳！

他们会织布，而且织的布用的原料是很细的麻丝。

用天然麻布做衣服，并不只是现代人的奢侈，半坡人那时都穿着这样的料子。

当然，他们绝对也能染布，染的色彩还不局限一种，黄的、黑的、白的、红的，他们都能染。

为啥？涂抹在陶器上那么多颜料的制作，他们已经掌握了。

再看那些缝衣服的骨针，并不比现在机器做的质量差，他们的裁缝手艺肯定也很精湛。

这些原封未动的生活场景，活生生地展现了居住在浐灞河边的聚落先民，当时是靠种植和捕鱼为生，而且生活资料很丰足。

最后才发现的那些鱼钩、鱼镖、石镰、石锄，以至于击打动物和河鱼的圆形石球，都使这些猜想得到一一印证。

再后来，他们磨制涂抹陶器颜料的朱色矿石、“石砚”都出来了。

还有那些陶片上刻出的奇怪符号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这里的先民已经努力地创造自己的记事“文字”了。

我是一个书法习练者，看见人类六七千年的砚台和这些歪歪扭扭的“文字”符号，心里就觉得，他们似乎依然还生活在我们身边， 这个村庄的茅舍似乎还冒着做饭的柴烟。

可以肯定地说，半坡是一处典型的中晚期仰韶文化聚落遗址， 丰富的文化遗存生动地展示了六千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半坡先民们的生活、生产情形。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一生还会不会有缘看到比这个村庄更为古老的村庄呢？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

一个年轻人，仅仅积累过几年的田野实践，就让我运气这么好，能和自己的先祖们做这么多对话。

这也是在日后六十多年间鼓舞我努力做好考古事业的精神支柱。

2

半坡遗址的发现，对我们现代社会应当是个极大的提醒。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周边的地下探测和地面建筑，都应当是引起各界重视的事情。

半坡这块土梁梁上既然能保留这么一块完整的古民居遗址，就近地域肯定有相同的地理、人文条件，也就有存在同类遗址的可能。

可是，当时人都忙着盖工厂，谁都没有重视地下这些个村落。

结果，一九五五年春，当地市政上组织人在半坡遗址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半坡聚落区的墓葬区”取土，修建浐河桥东岸至国棉三厂约一公里长的那条路。

在当时，这个工程范围算是相当大了，取土高程达一点五二米，动用的土方量也相当大。

那时候，我还在西安整理半坡遗址发掘报告，事先并不知道当地在半坡遗址周围修路取土的事情。

当时陕西地方组织的发掘队， 也没有精力在遗址周边做出大范围的勘探。

再说，当时的城市建设的探测和批准也都不很规范。

记得是五月初，听人报告说在“半坡遗址”附近起土挖出来一批尖底瓶。

我闻讯赶到后，吃了一大惊。

挖掘的土方中确实有零星的陶器和残断人骨，地上也散落着陶片和大块的骨骼，一眼便可看出确属“半坡聚落”同时代的墓葬区。

于是我当即向取土工地负责人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后，让人紧急停工，要求他们改在另一处取土。

我也停止了手头室内的整理工作，带了几个熟练技工赶赴工地，进行那些墓葬的清理。

当时国家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西安研究室”(不是陕西的考古所) 是王伯洪同志负责，夏鼐所长在北京还兼着这个室主任。

我当即给夏鼐先生写了一封信，建议继续半坡遗址“后续发掘”。

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那个时候做这方面的工作很难。

一方面，得配合地方基建工程，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将来临的“大跃进”服务。

一方面要进行学术研究，保护好地下文物，所里遭遇到的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记得夏先生当时给“西安研究室”的回信很严厉，原文是:“半坡遗址墓葬区遭到破坏，很可惜，要赶快派人进行配合发掘。当然可以叫石兴邦同志继续发掘半坡的工作。”

王伯洪同志接信后立刻通知我负责这项工作。

我接到通知后，当即停止了资料整理，带上杨建芳、金学山、余万民、牛永禄等同志赶到工地，正式开始发掘。

不长时间，我们就将残留的一百多座墓葬清理出来，并全部保留下来。

负责筑路的领工看到我们对一小片陶片都那么珍惜，想到他们铲土闹碎的那些坛坛罐罐，只能望着我们连连叹息。

当时，施工破坏了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墓葬区，还有在聚落北部的居民区，至少将一座双连灶的大房子推掉了。

我第一次到现场已经看到大量的遗迹暴露在外面，一间大房子中的双连灶、两个火烧的圆圈依然清晰可见……

在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眼里，当时的那个惨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都很难过。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得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说法。

在半坡发掘中，工地曾经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张云鹏怒回考古所”，另一个是“石兴邦沣东挖周墓”。

为啥要讲这两个事情，因为那时工地上的两个得力人物，一个是张云鹏，被我这个队长“骂”得撂挑子不干了，跑回北京去了。

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负责人，还跑去帮陕西地方闹那个“分外”的挖周墓，最终导致了工地出现俞伟超切掉一个大房子的事故！

这两件事，确实都跟我考虑不周、粗心大意有关，我应当负领导责任。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根本就没有一碗能端平的水。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一天，张云鹏负责的坑那时有点迹象，他要打掉继续下挖，我坚决挡了。

结果，他一生气回了北京。

这个人平时自尊心特强，脾气不好，人绝对是个好人，工作也细心，做图和实地操作都很专业细致，很受那些大学生尊敬。

这类性子倔的人，工作能力也强。

不愿意受人说的人，说明他做得就是比一般人漂亮。

至于学术上的看法，有时也可以讨论，在这个方面他倒不是很固执。

问题是当时在工地上，当着那么多实习生的面，我毫不留情否定了他的做法，这应当算是我“领导艺术”不好，应当回来后两人私下谈谈，可能就没啥大事。

那时我也很年轻，没沉住气，结果，两个火爆脾气人碰到了一起，闹得阵前折将，确实算是我的过错。

至于我为啥要跑到沣东挖那个西周墓，现在说说自己当时的那点冤枉也无妨。

十月份，沣东普渡村出了一座西周墓。

当时陕西省上的茹士安和何汉南在那儿搞，北京所里来电话让我去协助一下，说这个墓很重要，省得地方同志经验不足闹出啥闪失。

我这边工作本来忙得团团转，人都恨不能生出三只手来，当时我应当给夏所长把这边情况汇报一下，再婉言回绝一下陕西那边。

但是，那边真的没人，我们经常在一块协作，情况也都清楚。

反过来说，无论地方的工地活儿还是中科院考古所的任务，都是考古业务分内的事情，闹出闪失都是巨大的损失。

于是呢，我也不好给所里叫那个苦。

结果，我离开工地那一周时间，这边就出了个切房子事故！

到年底的汇报会，回到所里我和张云鹏就被一群人骂惨了。

张云鹏的错误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言辞还较轻。

针对我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批评了。

记得陈梦家先生在会上义愤填膺地说: “半坡这么重要，让石兴邦破坏了，本人应当登报向全国人民道歉！”

列席会议的《考古》编辑部有个年轻同志，干脆说我是破坏文物的民族“罪人”。

我当时被闹得想不开，不知道他们这些说法都是啥意思。

夏鼐所长是我的导师，两人平时也关系密切，他当然不好说啥。

尹达这时却站出来，批评了我俩，其实更多的还是肯定和保护。

针对我的问题，他说的大意是，作为负责人，丢下主要抓次要，有失职行为，应当接受批评。

最后，才总结说:“我觉得今年田野发掘这边没问题，工作实在，报告也做得很翔实细致，石兴邦的工作成果可以肯定。”

听了老先生这句话，当时我都哭了。

当时，那真是既内疚又悔恨，还很感动，当然也有些委屈。

现在想来，他们那些过激批评，也不是针对我个人，完全可以看出“半坡”当时那个影响在专家们眼里的地位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