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到世界500强企业，多数人会想到那些营收亮眼、利润丰厚的行业巨头。

可中国邮政是个例外，它既能在1997年创下179亿的巨额亏损（要知道，当时一线城市GDP也才千亿左右），也能在2020年实现600亿净利润，超过京东与阿里的利润总和。

更特别的是，这家被称作“最牛快递公司”的企业，身上总带着一种“反商业”的特质：别人嫌亏本的偏远地区业务，它咬牙坚持；别人追求短期盈利，它却花几十年铺就一张覆盖全国的网点网。

很多人对中国邮政的印象，还停留在贴邮票寄信的年代。

对80后、70后来说，一张几分钱的邮票，曾是连接远方亲人的唯一纽带。可很少有人知道，维系这份“情感传递”的成本有多高，在川藏高原的雪线邮路上，邮递员要冒着生命危险翻越终年积雪的雀儿山。

这种“明知亏本仍要做”的坚持，恰恰是中国邮政最独特的底色。

“国民责任”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条全长604公里的雪线邮路，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雀儿山段更是以“川藏第一高、第一险”闻名，冬天积雪能没过车轮，夏天泥石流频发，路面最窄处仅容一辆车通行。

邮递员其美多吉在这条路上跑了几十年，每一趟都是与死神的较量：车陷进雪坑是常事，零下几十度的低温里，他要靠双手铲雪开路；遇到塌方，只能背着邮包徒步翻山。他驾驶的邮运车，累计行驶里程达4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2圈。

对生活在这条邮路沿线的人来说，中国邮政不是普通的快递公司，而是与外界连接的“生命线”。

那里的牧民要给远方的孩子寄学费，老人要给城里的子女寄家乡的特产，学生要收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些需求，没有一家商业快递公司愿意承接。

算算成本就知道：跑一趟雪线邮路，油费、过路费、人力成本加起来，可能比全年收到的快递费还高，妥妥的“赔本买卖”。可中国邮政偏就把这事扛了下来，而且一扛就是几十年。

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更能说明这份坚持的重量：1996年，四川省邮寄每封信件的平均成本是2.13元，1997年即便成本降到1.1元，可当时一张邮票最贵也才几毛钱。

也就是说，每寄一封信，中国邮政都在亏本。放眼全球，邮政行业似乎都难逃“亏损魔咒”：意大利、德国邮政常年入不敷出，美国邮政从2007年开始连续14年亏损。

但不同的是面对亏损，各国的选择截然不同。

美国邮政的应对方式是“资本化”，但凡觉得亏本的业务，就推向市场让私人企业接手，本质上是把“不赚钱但必要”的社会责任抛给了市场。

而中国选择的是“托底式扶持”：1998年，国家专门为邮政出台“8531补贴计划”，1999年到2003年，每年分别补贴80亿、50亿、30亿、10亿。

这四年补贴不是“无底洞式输血”，而是给了邮政一个缓冲期，让它有时间铺设网点、完善物流网络，为后续的转型打基础。

这种“既要承担责任，又要谋发展”的思路，恰恰为中国邮政后来的逆袭埋下了伏笔。

从“寄信”到“存钱”

很多人不知道，中国邮政的转型，其实是从“寄钱”开始的。早年间，银行网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偏远农村地区几乎是“金融空白区”。

农民想给在外打工的孩子寄钱，要翻山越岭去县城的银行，既麻烦又不安全。而中国邮政的网点早已深入乡镇，甚至偏远山村，于是“寄钱”成了它的附加业务。

慢慢的，大家发现“既然能寄钱，为啥不能存钱？”

当时农村居民大多习惯把现金藏在抽屉或床底，既不安全又没利息。

1986年，邮政恢复储蓄业务后，一下子成了乡镇居民的“定心丸”。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小偷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偷邮递员的自行车”。不是小偷良心发现。

而是邮包里的信件、钱款一旦丢失或损坏，会构成“国家邮电通信罪”，量刑比普通盗窃重得多。这种“安全性”，让邮政储蓄很快在农村站稳了脚跟。

最初邮政储蓄的模式很简单：把吸收的存款全部上缴给当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按比例给点手续费，相当于邮政只是个“存钱中介”。但1990年的一个小改变，彻底改写了它的盈利逻辑——人民银行不再支付手续费，而是改为支付利息。

这看似微小的调整，本质上让邮政从“中介”变成了“类金融机构”：它可以通过“吸收存款支付利息，发放贷款收取利息”赚取利差，还能拓展转账、汇款、保险等金融服务。这便是邮储银行的雏形。

很少有人意识到，快递业务的“亏本投入”，其实是在为金融业务铺路。正是因为邮政几十年如一日地铺设网点，哪怕偏远山村只有几户人家也要设点，才让它拥有了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下沉优势”。

2006年的一份农村金融研究报告显示，当时66.9%的农户有过借贷需求，其中超过一半只能通过民间借贷、高利贷等非正规渠道解决。

而邮储银行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用像其他银行那样重新铺网点，直接利用现有的邮政网点就能开展业务，既降低了成本，又能精准触达农村用户。

到2016年，邮储银行的网点数量突破4万个，覆盖了全国所有城市和98.9%的县城。

这种“网点密度”，让它在金融领域快速崛起：资产总额、存款总额跻身全国商业银行前列，贷款总额排名第七。

2019年，仅邮储银行就为中国邮政贡献了600多亿净利润，中银保险也贡献了160亿——此时再看邮政的快递业务，即便仍有亏损，也早已被金融业务的盈利覆盖。这种“以公益业务筑底，以金融业务造血”的模式，堪称企业转型的经典案例。

比赚钱更重要的“属性”

有人会问：既然快递业务一直亏损，中国邮政为啥不干脆砍掉，专心做赚钱的金融业务？答案其实藏在“国民属性”这四个字里。

在商业快递公司眼里，快递是“生意”，哪里有利润就去哪里，哪里亏本就避开。

比如偏远山区、高原牧区，单票快递的运输成本可能是城市的十几倍，自然没人愿意去。

但对中国邮政来说，快递是“责任”，不管是西藏那曲的牧民需要的药品，还是新疆喀什的农民要寄的葡萄干，哪怕只有一件，也要送到。这种“无死角覆盖”，是商业快递公司无法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有些东西只能由邮政来送。

比如大学录取通知书，必须通过邮政EMS寄送，因为它的安全性、公信力是其他快递无法比拟的，每一封通知书都有全程跟踪记录，不会出现丢失、损坏的情况。

再比如法律文书、社保卡、身份证等重要证件，也大多指定邮政寄送，这背后是国家对邮政“公信力”的认可。

还有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在偏远农村，邮政网点不仅寄快递，还帮老人代缴水电费、代买火车票；在山区，邮递员会顺便帮村民带些生活用品；疫情期间，很多地方的邮政网点成了“物资中转站”，帮农民把滞销的农产品寄往全国各地。

这些“不赚钱”的小事，恰恰是中国邮政作为“国民企业”的底色。

结语

其实，中国邮政的故事，本质上是“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它不像互联网企业那样追求“爆发式增长”，也不像商业快递那样紧盯“短期利润”，而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慢慢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民生网”。

这张网里，有雪线邮路上的坚守，有乡镇网点的便利，也有金融服务的下沉。

它的盈利不是靠“赚快钱”，而是靠“长期主义”：先把该承担的责任扛起来，再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转型的机会。

如今再看中国邮政，它早已不是那个“只寄信的老企业”，而是集快递、金融、电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但无论怎么变，它身上那种“亏本也要做”的责任感，始终没变。

毕竟有些企业的价值，不能只靠利润来衡量——它连接的是远方的亲情，保障的是民生的需求，守护的是那些商业不愿触及的“角落”。

这，或许就是中国邮政最“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