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廉政思想

朱广志

包拯是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千百年来以其清正廉洁著称于中国历史之中。他之所以能够以其清正廉洁著称于世，与其独特的廉政思想密切相关。

清正廉洁。康定元年，包拯到端州走马上任。端州有一种全国著名的特产——端砚。端砚作为“文房四宝”之最，从唐代起就负有盛名，成为供朝廷享用的贡品。历任知府都会在进贡数量的基础上额外征收大量砚台，用于中饱私囊或巴结权贵。包拯到任之后，到处张贴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只向州衙交纳进贡的端砚，端州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如数收取，不许额外多加一砚。当包拯从端州知府离任时，当地百姓精制一方精巧的端砚，赠与他作纪念，但他婉言谢绝。包拯的这一行为不仅打击了官场上奢侈浮华的风气，更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包拯的“不持一砚归”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公正执法。在泸州当知州时，包拯的亲戚非常高兴，想借着他的威风徇私枉法，其中就有他的堂舅舅，包拯对此毫不姑息。他亲自开庭审讯他的堂舅舅，并杖责数十大板，“自是亲旧皆屏息”，其亲朋好友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为非作歹了。在任职开封府之初，当时有所谓的牌司制度，即“凡诉讼者不得直入衙内，府吏守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为了防止门牌司收转状纸时向告状人索贿受贿，包拯上任即改革此项制度，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允许告状人直接上庭递交状纸，实现了官民无复隔阂，解决了百姓见官难、花费多的问题。一时间，开封府地界沉冤昭雪，善恶明辨，人们都说开封有个“包青天”。

勤于职务。“在其位，谋其政”，不可懒政、怠政。这一点包拯做得尤为出色。因为他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为官的目的，就是有所作为，于国有益，于民有利。正因如此，他不会人云亦云地照搬旧制，也不会随波逐流地落入俗套。而是励精图治，想法革除弊制，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包拯一生向皇帝上报了一百八十多篇奏章，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边防等多方面。他始终认为，为官者只有勤于职务，才能造福于民。

严惩腐败。北宋年间，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包拯深知腐败对国家、百姓的危害，在其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打击腐败现象，致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任监察御史、知谏院等期间，包拯多次上疏严劾贪官酷吏。他先后上疏弹劾张若谷、王逵、张尧佐、张方平、郭承祐、宋庠、李淑、刘兼济、宋祁等人，希望对这些毫无廉洁操守的贪官污吏予以降黜。特别是他那三口铡刀 ——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仿佛是正义的化身。尤其是虎头铡，专铡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每当虎头铡落下，贪官污吏无不胆寒。在他的严厉打击下，官场风气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言传身教。包拯对自己的属下和亲人管束更严。《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虽贵，衣服器用如布衣时”。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立了一条最严厉的家训，并嘱咐儿子请工匠把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晓喻后代子孙。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自己做人为官方面堪称表率，为子孙后代做了很好的榜样。他本人就是《包拯家训》的最好的践行者。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拯廉政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廉”文化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