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猗之富”的时代价值与当代意义

卫立业

“陶猗之富”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典故，也是对富人的一种泛称。源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关于陶朱公范蠡和猗顿的记载。清·西昌人程登吉在其所著《幼学琼林·卷三贫富》中亦曰：“资财敌王公之富，陶朱猗顿。”其核心内容当然与两位著名商人有关。这一典故，不仅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商业智慧，也对后世的经济思想、商业伦理、商业精神和社会价值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陶猗之富”源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范蠡和猗顿的记载。

“陶猗之富”的时代背景

陶朱公即春秋末期的越国名臣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急流勇退，弃官经商，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智慧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以“三致千金，能聚能散”（即三次积累巨额财富，后又散财济贫）而闻名天下，被后人尊为“商圣”。他的经营理念强调“积著之理”（根据市场供求调正策略）和“务完物，无息币”（重视商品质量，重视财富增长），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反周期经营思想”，提倡“人弃我取，人弃我与”的商业策略，善于利用时节、气候、民情等因素进行商业活动。 猗顿，原本是鲁国的贫困书生，向陶朱请教致富方法后，按照陶朱公的建议，在西河地区（今山西临猗一带）从事畜牧业、农业、林业，逐渐积累了财富。后来，他利用运城盐池的资源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并将盐运到西域换取珠宝，进一步扩大了财富。成为与范蠡齐名的富豪，史称“富比王侯”。两人虽处不同时代，但均以商业致富闻名，后世常以“陶猗”并称，代指善于经营、积累财富，是古代商人的典范。

②“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

“陶猗之富”的时代价值

陶猗的致富经历展示了商业活动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思想的启蒙。范蠡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和“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体现了逆向投资思维，强调预见市场波动并提前布局，与现代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不谋而合。猗顿的农、林、牧结合模式，展示了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通过产业链延伸（畜牧——加工——贸易），提升附加值，类似现代企业的垂直整合战略。

二是商业伦理的奠基。范蠡主张“务完物，无息币”（商业质量至上，不囤积居奇），猗顿亦以信誉闻名。这种重信守诺的理念，成为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核心。两人致富后，均散财济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为后世商人树立了“义利合一”的典范。

三是社会价值的启示。在“重农仰商”的古代社会，陶朱公和猗顿通过商业成功，突破了身份限制，证明经济活力对“阶层固化”的限制，推动了社会人才的流动性。猗顿开发河东盐池，范蠡活跃于陶地（今山东定陶），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繁荣，成为早期区域经济发展典型案例。

四是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借鉴。范蠡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强调风险预判和储备意识，与现代企业危机管理相通。猗顿的农、林、牧循环模式暗含生态经济思想，对今天的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有启发意义。

③“富比王侯”的猗顿（郭景胜剪纸）

“陶猗之富”的当代意义

“陶猗之富”不仅是古代商业成功的标志，财富的象征，更是一套融合创业精神、经济智慧、伦理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完整体系，是精神、智慧、仁爱、道德的完美体现。他们的事迹对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传承，无疑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1、从企业精神的形成来看，陶朱公范蠡和猗顿的创新意识、奋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可视为中国企业家奋斗精神的早期雏形。例如，现代企业家在资本运作中可借鉴范蠡的“动态平衡”思维，或在公益事业中效仿其散财之道。猗顿的“为国立功，为民立德，以己立言”的济世情怀，更应成为现代企业家学习的榜样。

2、从企业的管理模式上看，陶朱公范蠡和猗顿当年在经商中所奉行的“以义制利”、“义利相济”、“利而无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诚信理念和商业伦理，是对当前资本化思潮的中国回应，为资本赋予了应有的良心和道义。特别是猗顿在规模养殖中模索出的一套“送畜饲用，子利取半”管理发展畜牧群的好办法，创立了“人身股”的雏形，是对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最大贡献。目前农村很多养殖企业，它们完全借鉴猗顿的经验，采取“公司出资、农户饲养、劳资合伙、五五分享”的方式，使饲养业蒸蒸日上，有力地带动了农村的产业振兴和村民的共同富裕。近年来，在我国的许多知名企业中，股权设计、股权激励等，已成为激发企业活力，提升技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如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99%,任正非1%),方太的“全会员持股制”等等，均彻底改变了过去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资本性质、使企业与员工由雇佣关系变成了合伙关系，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用任正非的话来讲，就是让人力资源的价值永远高于财务价值（资本价值），说白了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由资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这是猗顿对现代企业发展的贡献，更是猗顿人本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活化！

④临猗县“猗顿文化馆”展出大厅。

3、从商业全球化的背景来看，在西方商业理论主导的今天，“陶猗之富”彰显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独特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中国企业正大规模走向世界，为实现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但霸权主义也在利用关税、制裁和控制海运港口等办法，同我们打贸易战，不断打压我们，妄图限制我国的发展。因此，将“陶猗之富”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实践更显必要和迫切。范蠡说：“谋利者当如竹，可随风俯仰，不可折脊求存。”范蠡还说：“跪着挣的钱，最后都会变成刺向你的刀”。在当前国际贸易激烈冲突的严峻形势下，商业可以没有国界，但商人一定有祖国。只有守住国家利益这个底线，按范蠡所倡导的“竹子哲学”行事，才是新时代企业家应有的为商之道和求存之路。前不久，香港富商李嘉诚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旗下的43个遍布全球的港口业务卖给了美国的贝莱德财团。它们遍布23个国家，其中就包括掐住全球贸易命脉的巴拿马运河两侧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港，这明显是一起有损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的卖国交易，因此，有人为李嘉诚填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悟世寄怀》，我认为很好。现附于后，供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和当代企业家们深思：“豪富冠香港，资积数千盈。纵多财帛难带，终卧土中茔。应晓家国为重，秉持赤诚情衷，大义著芳声。磊落立尘世，青史记英明。莫贪利，轻抛售，守坚贞。欲求千古垂誉，德善总先行。且弃营营私欲，怀拥拳拳丹志，浩气贯长星。身与山河在，心共海天明。”

作者系山西省临猗县政协原副主席、县委统战部原部长。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临猗文化研究中心和县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关汉卿戏曲文化研究会会长，县关心下一代名誉主任。编著出版有《商祖猗顿》、诗佛《王维》、《从临猗走出的戏曲大师关汉卿》（与人合著）、《傅作义将军》、《姬鹏飞传奇》和《古郇集韵》、《古临猗典故成语集锦》（与人合著）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