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第一天，毛泽东的专车和司机深夜失踪，后来怎么样了？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曾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我们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

3月25日，载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在戒备森严的道路上平安地驶进了颐和园。这划时代的一天已被写进了历史，这一天的前后发生的许多故事却鲜为人知…

早在平津战役结束前，党中央就责令中央社会部举办训练班，专门训练保卫工作干部。

当时中央社会部把从部队抽调上来的干部进行培训，统一思想，学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学习保卫工作业务，熟悉城市情况，进行纪律教育。

同时还训练了一批带侦察性质的便衣警卫人员，专为党中央迁入北平后做警卫。

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团和石家庄步兵学校调来的连级干部，为了使这些干部事先了解北平的情况，社会部专门编写了《北平概况》的小册子，草拟了各种有关的条例。

刘少奇亲自给干部们讲课，强调“北平的治安工作确是中外观瞻所系”，要求大家“政策搞熟，工作搞好，秩序不乱”。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非常之快，训练班没结束，上级就命令大家打好背包立即出发。这些同志个个心情都非常激动，盼望多少年了，胜利就要到来了，谁不高兴呢？队伍经常连夜行军，这支队伍越走人越多，不断有新同志补充进来。到达良乡后，又开始有计划地学习。

当时，北平市委的领导班子已经组成，彭真为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长，刘仁为组织部长，谭政文为公安局长。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以盛大的仪式正式进驻这座古都。紧接着，在2月5日，按照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部署，一组社会部骨干人员在王范的率领下，悄然抵达北平，开始为中央机关北迁铺平道路。

作为东北社会工作部的负责人，王范清楚地认识到这项使命的分量。

在解放之前，北平曾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核心据点，社会环境错综复杂。清末的遗老、失势的军阀、隐匿的汉奸、潜藏的特工，再加上那些封建头目、惯犯、盗贼以及地痞流氓，全都聚集在这座繁华都市。

更何况北平的解放是通过“围城促和”方式实现的，这让后续的斗争变得格外棘手和多变。

和平解放伊始，北平的社会秩序极度紊乱，尤其在治安领域，表现为所谓的“五多”问题：特务分子众多、溃散的士兵和游勇成群、抢劫犯层出不穷、小偷小摸泛滥、倒卖银元的投机者蜂拥而至。据估算，国民党特务及境外间谍在北平的总人数约有7800名。

溃散士兵和游勇的数量更是触目惊心——超过5万名国民党败兵，加上从东北逃窜而来的零散武装，他们充斥街巷，混迹于百姓之中，许多人藏身于旅社、会馆甚至青楼，伺机抢掠、偷盗或从事破坏活动。

然而，这些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往往一览无余。首先，他们匆忙换上的便服总显得不伦不类——要么肥大松垮，要么紧巴巴的，要么长短不称，整体看起来歪歪扭扭；其次，即便裹着平民衣裳，他们的步态仍透着军人的板正劲头，一声令下便本能地挺胸立正；再者，他们大多回避与解放军检查人员的目光接触，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他们额头正中那道明显的白痕——这是多年佩戴军帽压出的痕迹，随便几句盘问，他们的马脚就露出来了。

另外，一些老练的盗匪和惯偷，也在解放军围城期间被国民党从监狱中释放，这直接导致北平刚解放时盗抢案件急剧上升。

城市交通方面同样乱成一锅粥。有些市民和人力车夫不再服从原交通警察的调度，他们冲着那些暂留的旧警嚷嚷：“新社会来了，还想指挥我们？”结果，人群横冲直撞，交通事故频发。

种种隐患随时可能危及中央领导的安全，而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既精通城市运作的寥寥无几，熟悉北平本地情形的就更少了；那些有保卫经验的干部本就不多，同时还懂城市治理政策的，更是凤毛麟角。

大部分保卫人员是从前线野战部队抽调而来，他们长期在乡野间驰骋，从未亲眼见过现代都市的模样——电灯、电话、地毯、沙发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有些同志甚至对转入保卫岗位心存抵触，宁愿留在部队继续冲锋陷阵。

抵达北平近郊后，这些保卫干部在长辛店和海淀周边展开最后的筹备。除了加强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他们还派人接管郊区警务分所，作为一种实战演练，同时与城内同志建立联络，精准掌握内部动态。

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决定暂缓入城，转而在香山驻扎。

保卫队伍迅速启动社会情况的实地勘察，并陆续向中央社会部提交了《北平西郊情况简报》、《香山地区考察》、《颐和园事务汇报》、《海淀区域动态》和《青龙桥周边调查》等材料。

勘察过程中，他们很快察觉到国民党中统特务在青龙桥附近活动频繁：有同志在任务中遭暗枪袭击身亡或受伤，有人试图在水井中下毒；至于涂写反动口号、散布敌对传单、张贴恶意漫画、在民众间编造“国民党五月卷土重来”之类谣言，制造恐慌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

刚到长辛店时，当地居民受国民党毒害宣传的影响，一见到军装就慌忙躲闪，有的甚至在自家门前悬挂红布条，婉拒干部入内（红布条本是当地习俗，表示家中产妇分娩，外人不得打扰）。

还有人把我们的干部错当成旧式军警，见到面就点头哈腰，端茶倒水递烟。

面对这些，干部们选择不给民众添麻烦，大家宁可蜗居在没有暖炕的空屋里过夜，同时通过宣传和行动来转变印象。他们统一给钱补偿用掉的柴火，损坏家具立即赔付，还主动帮百姓担水清扫院落，渐渐地，赢得了民间的信赖和支持。

为确保中央首长万无一失，上级下令：务必彻底排查海淀、香山周边的敌特势力，该逮捕的果断抓捕。保卫干部们当即展开侦查和围剿行动。

那时，这些特务还仗着旧日余威，胆大妄为，白天公然出没作案，入夜方才龟缩藏身。因此，锁定他们的过程相对顺利。

白天，他们仔细收集情报，勘测地势——住处门窗布局、备用出口——并牢记住嫌疑人的外貌特征。一切就位后，待夜幕降临，便实施“封门端窝”的突击，几乎次次得手，从未落空。

有时一晚出动数次擒敌，干部战士们斗志昂扬。这些往日里在百姓头上耀武扬威的特务，如今一个个乖乖就范，见到我们就像耗子碰上猫，只剩战栗不止。

经过这一轮紧张的“清剿特务、肃清反动”行动，终于为中央机关顺利进驻北平扫清了障碍。

党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地点定在香山后，香山一带就全部由中央警备团控制了。甚至连颐和园和海淀镇也在警戒范围之内。

当时香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和香山寺已经十分破旧，只有几排平房。中央工作队进驻香山后，马上对双清别墅进行修理。党中央办公地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

当地老百姓戏称“劳大”为“老大”一准保是“八路”的大头儿，不然戒备得那么严？

为做好党中央迁平当天（即3月25日）的警卫工作，3月21日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联席会，会议由工作队队长王范主持，北平市公安局郊五、郊六分局长也参加了联席会。会上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分工，决定由郊五、郊六分局队为主，协同中央办公厅和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二O七师（师长是吴烈，当时驻防西郊），联合建立西直门、海淀、青龙桥三个检查站，3月23日建站完毕，24日发证件。证件是中央社会部印发的。

然后勘察地形，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为复杂的零散居民进行调查了解。根据李克农部长的指示，中央警卫团抽出一个连，北平纠察总队抽出一个中队，加强香山、玉泉山及西直门之间的武装警卫。

海淀警戒区，南起农林部北至燕京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包括海淀街。

海淀街过去可谓是西郊的“政治中心”，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组织还没有查出来，海淀一带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对此，社会部的同志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3月24日晚，社会部干部马少康负责把社会部直属队分成公开便衣、秘密便衣和检查员三种形式，布置在公路沿途。同时，由二O七师抽出一部分人做武装纠察工作。在重点路口、要害部位监视可疑分子的行动。

公安局布置所有地下关系对特务嫌疑分子和坏人进行监视。纠察队在海淀街协助部队维持秩序，对闲杂人员和摊贩进行公开管理。

从西直门到香山一带，郊五分局和郊六分局的警察大部分是旧警留用人员，当时我们对旧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都实行了军管，对留用人员一一进行了审查，对交通警也都进行了审查，大部分都还可以用，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交通警察。

根据当时便衣队政委焦万友的回忆，那时虽说是“便衣”，可是外人一看就知道是便衣，不但不像，而且还闹出不少笑话。

颐和园东宫门外有条西苑街，我们的便衣报告说发现了一处电台。这件事非同小可，大家一听都觉得事情很严重。

领导就问报告情况的人：“是你亲眼看到的，还是听说的？”那个同志十分肯定地说：“是我亲眼看见的。”

于是几个同志带着枪就去那家搜查，搜了半天什么都没搜到，就看见一台老式收音机。于是，搜查的同志马上向那个人家道歉。

原来我们的同志把收音机认作电台了。这类的事还有很多，如听群众说有地方发现了地雷，于是就派了工兵去挖，挖了半天却只挖出两把刺刀。

我们的便衣化装也不行，这些同志都是脱下军装换便衣，但穿惯了军装不习惯穿便衣，甚至有的同志从来就没穿过长衫，更没戴过礼帽，不知道怎么穿，怎么戴。

即使穿戴上了，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合他的身份，有点不伦不类：眼神，做派，走路的姿势都像个军人。更成问题的是上头戴礼帽，脚下穿的全是部队发的鞋子，不配套。

周副主席后来专门还批评过我们的同志不会化装：你们看看，大街上哪有穿长衫戴礼帽脚下还穿胶底鞋的？这不一看就露馅儿了？

我们一些同志化装成蹬三轮的，洋相出得更多。一般蹬三轮的都在路口等顾客，有人一喊：“三轮儿！”他马上就答应一声：“来喽！去哪儿呀？您。”

然而我们化装蹬三轮的同志不会说，人家一碱：“三轮儿！”他就马上答：“到！”而且都死板得很，不是在他警戒的范围之内就不去。另外他们对北京的地名也不熟，人家一看就猜出是便衣。

不过，“露馅”就“露馅”，这些“便衣”也确实起到了威慑敌人的作用。

当时为了防止一切可能情况的发生，沿途警卫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勘察地形，控制制高点，了解群众基础。因为我们刚进城，群众对我们也不了解，一般都避开我们，不愿意接近我们，也害怕接近我们。不像在解放区，我们干什么都有群众基础，有基本群众的支持。

对海淀这块地方，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在海淀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掌握了一些情况，掌握一些重点的院户。这些对加强沿途的警卫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另外，刚进城时，也没有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没有，即使有也不会骑，当时也真够土的。侦查科副科长焦万友说，由农村警卫到大城市警卫，根本谈不上经验足不足的问题，就是没经验。反正我们解放了北平，北平现在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干什么都是全凭一股“虎劲儿”一精神作用十分关键。

不过从现在来看，那时北平的老百姓也特别老实，你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特别听话。一切都是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工作方式生硬点就生硬点吧。

3月25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凌晨，北平西郊一带戒备森严，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为了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李克农部长作了精心细致的安排。从解放区带来的司机都是开卡车的，没有人开过小汽车。北平刚刚解放，开小汽车的司机不好找，一是技术得好，但更主要的政治条件要好。

后来总算找到了几个出身比较好，政治上也可靠的司机，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秘密党员。当时，接中央首长的小汽车一共是八辆。毛主席坐的车有防弹设备，玻璃也是防弹的。这些小汽车都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的。

给毛主席开车的司机是中共党员。司机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车辆已经检修了几次，绝不会在半路上抛锚。

按原定计划，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清华园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在西直门下车。为了防止情况发生变化，前门火车站也作了布置。很多人也都以为毛主席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李克农部长和谭政文局长都亲自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对这里的每一条路口都布置了警卫。

警卫的重点放在清华园车站，这里内线主要由中央社会部工作队负责，北平市公安局配合；外线警戒则由吴烈的二O七师负责。

当时海淀一带的警戒区域布置得比较大，燕京大学西门沿着水泥路至南校门都戒严了，行人一律不准通行。

二O七师的战士个个都非常精神、威武，站在大街上，枪都上了刺刀。附近一些居民就猜测，看今天这阵势，不是毛主席来就是朱总司令来。

有的群众还猜测，准保是毛主席要去逛“万寿山”（即顾和园），他们都以为毛主席早就来到北平了。

新上任不久的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和社会部工作队的同志老早就等候在清华园车站。因为火车误点，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的列车上午9点多才到达北平。

当时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清华园站还准备了一列火车，万一敌机来轰炸就一直往北开，开到昌平山里先避一下。

上午11点多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相继走下火车，随即转乘小汽车，直奔西郊。刘进中看着首长们都上了车，就坐上一辆吉普在前面带路。

车队一直驶向颐和园。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景福阁用午餐。

顾和园早在主席到来之前就已经“清园”了。只留少数管理人员留守。

景福阁已经是第二次接待重要客人了。第一次是叶剑英在这里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1949年1月，我军早已在军事上完全控制了颐和园和周围的地区。当时就对颐和园周围的环境、地形做了全面的了解，并制定了保卫工作方案，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北平做前期准备。颐和园内只留下一些职工和少数住在那里的旗人。

毛主席在颐和园里稍事休息后，下午三四点钟就驱车前往西郊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部队。北平市各民主党派代表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1000多人也在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毛主席和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等160多位民主党派的代表一一握手。

阅兵式结束后已经将近6点，中央首长们又驱车返回颐和园景福阁吃晚饭。

晚饭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把李济深等十几位民主人士请来，共同商议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事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点。

这时等候在外边的刘进中忽然发现给毛主席开车的司机捂着肚子，样子十分难看。就问他怎么了？

那个司机说，不知怎么回事，肚子疼得很厉害。刘进中想，都这么晚了，大概首长不会用车了，可能就住在顾和园了。就没去请示周恩来，自己决定让司机把主席的车子开走了。

没想到司机开着车子刚走不大工夫，周恩来就出来通知他：准备好车子立即回香山！

刘进中一听心想坏了，我把主席的车给放走了。于是他立即向周副主席请示，天这么晚了，在荒郊野外的大队人马怎么走。但周副主席仍坚持回香山。

这时毛主席已经从里面出来了，刘进中就把主席让进了周副主席的车里。

周恩来瞪着眼晴问：“怎么？主席的车子呢？”

刘进中只好如实以告，周恩来气得一句话也没说。

刘进中心里十分紧张，虽然从颐和园到香山这段路不算太长，当年却十分荒凉，路面也不平。刘进中把子弹推上膛，全神贯注地在前面开路。但心里总在想，这几辆小汽车只有毛主席乘坐的那辆有防弹措施，其他车都是一般的小汽车，万一路上主席的车子受到袭击可怎么得了！虽然从颐和园到香山都早已戒备森严，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一路上他还是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闪失。

不过还好，车队平平安安地到达了香山。

主席走进了双清别墅，刘进中悬着的那颗心才落了下来，一看表已经是3月26日凌晨时分了。

此时周副主席把刘进中叫到小树林里狠狠地训了一通：“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请示，就把车子放走了？你怎么自己就敢做主？”

刘进中一句话也不敢分辩，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这件事给刘进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多少年后，还在鞭策他，做警卫工作一定要严而又严、细而又细，不能有任何的随意和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