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亲历者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战

作者：张德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成就和经验研究”子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当时曾有大批在华活动的西方记者、外交官、军人、医生等到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并写有大量纪实性报道。在论著中，这些西方亲历者对中国共产党团结社会各界进行全面抗战、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敌后游击战进行了详细描述，以他者视角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实行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7月8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开展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并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此会议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组织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开展持久战。西方亲历者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全面抗战的形式及效果进行了详细描述。

国民党实行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武装民众参与抗战。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10月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参加抗战。美国记者白修德对此写道：“共产党的主要责任是把农民和军队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共产党人参加这场战争还远远不够，必须教育农民来保卫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八路军、新四军中设有专门的抗日宣传队，通过组织群众集会、开展演出、演唱爱国歌曲、张贴抗日标语等，发动群众支持抗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下自己跟随八路军活动的亲身经历：“每过一个村庄，老乡们都要出来看我们。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就要召开群众大会，讲明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它的政策是什么，同时要大家把出走的家人找回来，八路军是会保护他们的。”西方亲历者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号召下，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都通过各自的方式支持抗战，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美国军官卡尔逊在考察山西的八路军活动后指出：“县里的每一个村有一个动员委员会、一个自卫队和诸如农民、商人、手工艺人、妇女和儿童不同的团体。自卫队要求过往的人出示由上级权力机构发给的通行证；收集敌人的情报，立刻转送给附近的部队：并负责运送伤病员到其他村庄，伤兵就是靠用这种办法从战场转移到后方医院的。”1944年到访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顾问卢登也指出：“在华北，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比比皆是，如此显著，以致再也不能认为，这是为了蒙骗外国访问者的表面文章。”这些形象的描述，都是根据地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写照。

西方亲历者通过观察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实践认识到，在作战中广大群众大力支持，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有力保障，再次印证了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以新四军为例指出：“新四军的出色的游击战术，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支援，这些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可以经常破坏日本人的交通线。新四军的情报部门工作很出色，群众宣传员及时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通报给我们，这些宣传员都是军队派去向农民做宣传工作的，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一支地方民兵武装，源源不断地向军队输送后备力量。”1944年访问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对此指出：“正规部队之得以存在，是由于人民允许、支持他们，并全心全意地与他们并肩战斗。军民之间完全是团结一致的。”西方亲历者的这些叙述，都体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作用。

与全面抗战路线相配合，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1938年，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采访时指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场战争从总体上来说必须是持久战。但是具体的战斗应该是速决战。持久战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日本是在我们的领土上作战，四面楚歌，因而士气低落，运输困难。对我们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敌人入侵这一事实，唤起人民起来进行自卫。”中国共产党坚信中国必胜。正如毛泽东同志1938年同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所言：“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走向，也印证了其预言。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共同参加抗战，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西方亲历者所注意。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8年底，美国记者贝尔登访问皖南的新四军，描述了新四军的统一战线活动：“他们教育士兵们说，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兄弟，中国如果没有政治的统一，就无法得到胜利。他们又教育士兵们说，抗日战争是集合全国所有各种力量的全面战争，单共产党就无法获胜，我们不应只希望自己进步，而应该希望一切抗日的部队都有进步。”史沫特莱以八路军为例指出：“他们的原则是联合所有一切愿意抗日的同胞——不管是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他们头等关心的大事。对任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愿意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人，他们都不反对，也不攻击。他们通过耐心的说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为此进行解释，以期人们能够接受下来。”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均有不同形式的体现。

西方亲历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动员各阶层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例如，抗日根据地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等形式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白修德曾描述抗日根据地各阶层参与民主政权的情况：“为了加强各地的抗日政权，共产党动员了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产党把农民领袖培养成干练的地方代表和行政人员，同时也把他们训练成卓越的军事指挥官。大量知识分子和学生响应共产党的抗战号召，抛弃了他们在都市的事业来到共产党根据地。共产党让他们充当组织者、教师和政府机关干部。”谢伟思评价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保护地主利益等经济改革时指出：“对于农民，最有效的措施是减租减息。但这种减少是适当的和有限制的，政府通过保证农民交纳已减低了的租息来保护地主的利益。保证不干涉私人企业并帮助它增加生产。这样，就会消除地主、商人集团的恐惧。”抗日根据地的这些改革变化，都是为了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通过民主的方法吸引各阶层广泛参与抗战，在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中堪称全国楷模。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毛泽东同志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波兰记者爱泼斯坦对中共的此项政策解读称：“对国民党，共产党则采取了灵活的‘既团结又斗争’策略。在军事上，‘针锋相对’地击败它的进攻，但在斗争中又时时注意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使冲突扩大，不引发大规模内战，不给日本人和极端反动派以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多次打退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即使国民党在1941年蓄意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团结，从民族大义出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赢得了全国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广泛拥护。爱泼斯坦指出：“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期间，共产党逐渐得到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承认。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共产党维护和代表了作为民族主体和绝大多数的全国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通过实地访问抗日根据地，西方亲历者充分认识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族抗战的策略。

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在敌后战场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开展人民战争。因其方法得当，群众拥护，顺应了抗战需要，取得了突出战绩，也为西方亲历者所称赞。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创造性地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术，重创了日伪军，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西方亲历者记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成效，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污蔑。在跟随八路军亲历多次敌后游击战后，卡尔逊对八路军战术称赞道：“八路军的目标是通过破坏公路和铁路、伏击火车和卡车队来削弱日军的交通线，并极力阻止日军渗透到交通线以外地区。八路军往往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发动袭击，避免正面进攻。机动、奇袭、机智、士气高昂是获胜的关键。”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中战绩斐然。爱泼斯坦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攻势是自从1940年百团大战以来所有根据地的第一次协同进攻。如果两条战线合在一起看，这是自从1938年台儿庄战役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攻势。但是在形式上仍然是由各自为战的游击行动所组成。”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除了开展基本的游击战，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西方亲历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中充分发动农民组织自卫军、游击队、民兵等参加抗战。德国记者希伯描述游击队的活动：“他们甚至能够进入被占领的城市，更能渗入农村，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农民的掩护和保护。他们与当地的群众组织一道工作，普遍建立了情报站，使军队能及时得到有关日本警备部队的数目和兵力部署的情报。”这些地方武装与正规军密切配合，成为敌后游击战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钳制了大部分日伪军，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随中外记者团访问陕甘宁边区，在其出版的《北行漫记》中介绍了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影响范围：“1944年，共产党的军事活动伸展到广大的前线：北自绥远和满洲，东至太平洋，南至海南岛和广州，沿长江而下几乎到达上海。”希伯指出：“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西方亲历者对中共的未来充满希望，认为其通过抗战提升了在全国的威望，将会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1944年，爱泼斯坦访问延安后认为：“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是全民族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当时，一批西方人士通过在抗日根据地的亲历亲闻，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真实情况，既见证了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威力，也记录了其发动民众抗战的独特政治实践，在他们的描述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这些西方亲历者向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战，为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0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