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研究的殿堂与网络猎奇的泥潭之间，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形象正遭遇一场荒诞的解构。武汉大学李荣建教授与空军雷达学院吴彬华 2007 年发表的《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竟宣称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与商汤实为同一人。

这种匪夷所思的论断并非孤例，近年来围绕商汤的伪史言论层出不穷，从 “商汤是埃及法老” 到 “商汤远征美洲”，各种奇谈怪论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商汤为何成为伪史论者紧盯不放的 “重灾区”？这背后既有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有伪史论的刻意操弄，更折射出公众历史认知的薄弱环节。

商汤历史形象的天然模糊性，为伪史论提供了可乘之机

关于这位商朝开国君主的可靠记载，在文献与考古层面都存在难以填补的空白。现存涉及商汤的核心文献《尚书・商书》五篇，包括《汤誓》《仲虺之诰》《汤诰》等，经学者考证多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距离商汤生活的年代已相隔数百年。顾颉刚提出的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理论在此得到充分印证 —— 后世儒家为构建 “圣王谱系”，不断对商汤事迹进行道德化改造。《汤誓》中 “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的伐桀宣言，原本可能只是军事动员的朴素表述，却被战国儒者附加上 “吊民伐罪” 的政治伦理；商汤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的战绩，在《孟子》中被解读为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的仁义之举，历史事实逐渐被道德说教所淹没。这种文献的滞后性与改造性，使得商汤形象本就存在解读空间，也让伪史论者有机可乘。​

考古发现的匮乏更让商汤形象蒙上迷雾

殷墟出土的约 15 万片甲骨文中，提及商汤庙号 “大乙” 的记载仅十余条，且全部集中于祭祀卜辞，如 “王宾大乙，亡尤”“翌乙巳侑于大乙” 等，仅记录对商汤的祭祀礼仪，未涉及任何具体生平事迹。负责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李济曾感慨：“商代先公先王的生平，在甲骨文中多为祭祀符号，缺乏历史叙事。” 目前确认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早商遗址，虽被认为与商汤时期相关，却未发现任何带有 “汤” 字铭文的器物。相比之下，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遗址出土了大量刻有国王名字的泥板、雕像和法典石柱，这种考古证据的不对称性，使得商汤形象更容易被随意重塑。伪史论者正是利用这种 “证据真空”，将各种天马行空的猜想嫁接在商汤身上，而普通读者难以辨别真伪。​

商汤作为文化符号的可塑性，进一步加剧了伪史泛滥的态势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商汤形象始终处于被重构的过程中，这种流动性使其成为各种奇谈怪论的 “宿主”。儒家学派首先赋予商汤 “圣王” 特质，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以商汤为例阐述 “为政以德” 的理念，将其塑造为 “仁君” 典范；孟子更将商汤伐桀的军事行动诠释为 “救民于水火” 的正义之举，构建出 “天命转移” 的政治哲学。这种道德化叙事虽然强化了商汤的文化象征意义，却剥离了其历史真实性，为后世的附会解读埋下伏笔。汉代以后，商汤形象逐渐神化，《帝王世纪》记载其 “身长九尺，臂有四肘”，《列女传》讲述其 “出野见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描述，使商汤形象脱离历史真实，成为可随意涂抹的文化符号。​

民间文化的再创造更让商汤形象面目全非

在评书、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中，商汤与伊尹的故事被不断演绎，加入 “梦感圣人”“白鱼入舟” 等祥瑞情节。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虽以周武王伐纣为主线，却将商汤塑造成 “感天承运” 的理想君主，进一步消解了其历史真实性。这种文化符号的可塑性，使其极易被伪史论者利用 —— 他们只需截取某段传说、某个符号，就能进行任意解读。比如将 “汤祷桑林” 的传说曲解为 “商汤在两河流域祭祀”，将 “网开三面” 附会为 “巴比伦法律象征”，这种断章取义的解读在缺乏历史素养的受众中颇能蛊惑人心。​

精准利用了公众历史知识的盲区

伪史论者针对商汤的操弄，还得益于一套成熟的欺骗手法，这些手法精准利用了公众历史知识的盲区。文献嫁接是他们最常用的伎俩，通过扭曲古籍原意制造 “证据链”。某网络文章将《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 的记载，强行解读为 “商汤在巴比伦表演乐舞”，完全无视《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且 “夏后启” 是夏禹之子与商汤毫无关联的基本事实。更荒诞的是将《墨子・非攻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 中的 “向” 字，曲解为 “向往两河流域”，实则 “向” 在此处意为 “进攻”。这种文字游戏式的解读，通过截图、高亮等方式在社交媒体传播，往往能误导不明真相的读者。​

“三人成虎” 的传播效应

考古附会则利用公众对考古学的陌生感制造假象。有伪史论者发布对比图片，声称三星堆青铜人像 “发型与汉谟拉比雕像完全一致”，实则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椎髻发型是典型的古蜀特征，与巴比伦雕像的卷须发型在造型、工艺上毫无相似之处。他们还刻意隐瞒关键信息 —— 三星堆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 1200 年左右，比汉谟拉比时期晚了近五百年。更恶劣的是伪造 “考古证据”，某自媒体曾宣称 “在河南出土刻有楔形文字的商代甲骨”，经专业机构鉴定实为现代仿制品。这些手段虽破绽百出，却能通过 “颠覆常识” 的噱头吸引流量，形成 “三人成虎” 的传播效应。​

跨文明臆造是伪史论者的 “杀手锏

他们将不同文明的历史人物、事件进行 “穿越式” 关联。除了 “商汤 = 汉谟拉比” 的奇论，还有人炮制 “伊尹是巴比伦卧底” 的荒诞剧情，将《史记・殷本纪》“伊尹五就桀，五就汤” 解读为 “伊尹在夏与巴比伦之间反复卧底”。这种充满现代谍战思维的叙事，迎合了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却完全违背历史语境 —— 商代的邦国关系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城邦体系在政治结构、外交模式上存在本质差异。更可笑的是某 “学者” 绘制的 “商汤远征路线图”，将商汤灭夏的军事行动描绘成从巴比伦出发，经印度、西域到达中原的 “万里长征”，无视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与地理环境的阻隔。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 “研究”，却能在网络上收获大量拥趸。​

历史教育的短板与学术传播的壁垒

商汤成为伪史论重灾区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历史教育的短板与学术传播的壁垒。当前中学历史教材对商汤的介绍较为简略，缺乏对文献源流、考古证据的深入讲解，使得公众对商汤的认知停留在 “开国君主” 的标签化层面，难以辨别伪史言论的谬误。高校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学者们忙于专业考证，却忽视了向大众普及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严肃的史学成果锁在学术期刊中，伪史论者的 “惊天发现” 却在短视频平台肆意传播，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伪史言论乘虚而入。​

扭曲的文化心理作祟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伪史论背后隐藏着扭曲的文化心理。有的试图通过 “中华文明西来说” 矮化本土文化，有的则借 “跨文明关联” 制造噱头牟取私利。商汤作为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政治符号，其形象被解构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可能误导公众的文化认知。抵御伪史论的侵袭，需要学术界加强科普传播，用通俗语言讲解商汤研究的文献依据与考古发现；需要教育界完善历史课程，培养学生的史料辨析能力；更需要公众树立理性认知，明白 “大胆假设” 必须以 “小心求证” 为前提，任何脱离证据的奇谈怪论终究只是历史的笑谈。​

总之，商汤的真实面目或许仍有模糊之处，史学研究也永远欢迎合理的质疑与探索，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任由伪史论者随意涂抹历史。当我们拨开那些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古代君主的真实形象，更是一个文明对自身历史的尊重与坚守。这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也是抵御伪史泛滥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