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塔西佗陷阱？

「人民网：中国要跨越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塔西佗陷阱的内容和起源

塔西佗陷阱一词源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暴君尼禄统治的批判：“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其善举与恶行同样遭人憎恨。”

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舆论场被重新激活，成为描述公信力危机的精准隐喻：当权力机构陷入权威丧失的泥潭，其政策无论动机如何，都可能被公众预设为“不可信”。这种信任裂痕不仅威胁社会稳定，更在数字化时代加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源自塔西佗的《塔西佗历史》。在书中，塔西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罗马皇帝尼禄驾崩后，继位的皇帝迦尔巴下令处决了一名制造叛乱的将领和一名“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其中，“可能叛乱的将领”卡皮托在捕杀命令尚未下达时便已被处决。许多人认为卡皮托并无叛乱之心，因此对迦尔巴的这一做法心生不满。

塔西佗总结道：……外界对这两次处决的反应极为负面，而且一旦皇帝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引发人们的厌恶。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年至120年）是古罗马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其在罗马史学中的地位可与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中的地位相媲美。

塔西佗曾担任过古罗马的最高领导人——执政官，并先后担任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以及外省总督等职。

信任崩塌的解剖

从历史规律到数字催化

政府信任与民众信任的断裂并不是一个新鲜命题。2014年《柳叶刀》研究显示，全球政府信任度在过去四十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信任度波动的悖论。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2020年中国GDP增长207%，但《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揭示同期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指数仅上升9.8%。这种剪刀差暗示着社会信任体系的深层危机：公众已不再满足于经济增长的单维叙事。

数字化浪潮加剧了这种撕裂。清华大学2023年舆情研究报告指出，涉及公共事件的微博话题中，72%的官方通报会触发二次质疑。

以河南暴雨事件为例，地方政府初期信息滞后导致民间救援力量自发集结，这种舆论环境中的“平行治理”现象，实质是官民关系在危机场景下的应激反应。当媒体监督遭遇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真相往往在传播中经历多次解构与重构。

此外，塔西佗陷阱现象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归责惯性。民众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当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时，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认为这一切后果都是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

二是意见集合性。“老不信”现象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而是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意见集合，并且这种集合在不断扩大，扩大到一种共识大于共识的对立面。

三是弱势群体集群。弱势群体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同情；当周围的同情被其吸引过去后，再将其同化，使弱势群体逐渐增大。现代社会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四是刻板成见。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对这种刻板成见起推动作用，当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最近印象的好坏，并在一定时期内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直接影响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五是意见极端化。在新媒体下，网络意见的表达多发自团体，志同道合的团体之间会彼此沟通讨论，到统一想法，更为极端，更容易受群体极化的影响，造成不同层面的人之间缺乏交流的渠道，深陷信息茧房，意见出现后，总会逐渐走向极端化。

蝴蝶效应：信任赤字裂变

腐败丑闻对政府形象的杀伤力具有乘数效应。透明国际数据显示，每曝光1起厅级干部腐败案，会引发当地民众对同级政府的信任度下降17个百分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22）。

更危险的是，贪腐案件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呈现“破窗效应”——河北某县交通局长受贿案在抖音平台的传播量达到当地人口的23倍，评论区72%的言论将个案上升为体制批判。这种信任危机的传导具有非对称性。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发现，重建信任赤字所需成本是破坏成本的7-9倍。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后，国家药监局连续三年投入超过40亿元进行透明度提升，但2021年疫苗犹豫现象仍较事件前高11个百分点。

这印证了塔西佗陷阱的残酷逻辑：信任如同瓷器，破碎后的修补永远留有裂痕。

破局：在玻璃房里重建共识

破解困局需要超越传统的危机公关思维。

深圳“光明科学城”建设提供了新范式：项目初期通过区块链技术公开所有审批流程，邀请市民代表参与预算听证，最终使这个总投资2000亿的项目支持率达到89%，比同类项目平均高出37个百分点（《南方都市报》，2023）。

这种信息透明的“过度曝光”策略，实质是将政府行为置于阳光消毒灯下。

舆论引导更需要技术赋能的智慧。

杭州“城市大脑”系统将交通事故处理时间压缩83%的同时，自动生成处置报告向市民推送，使交管部门满意度提升至91%。这种用数据说话的方式，比万篇通稿更具说服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证实，政府数据开放度每提升10%，民众信任度相应上升6.2个百分点。

信任能否被量化管理

在算法统治的时代，信任重建是否可能转化为精密的社会工程？剑桥大学政治学系2023年的实验给出了一种警示：当政府使用AI预测并干预舆情时，短期信任指数上升15%，但三个月后反弹式下跌23%。

真相往往是残酷的，技术能优化·，却无法生产真诚。

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在于智慧，而在于被统治者的自愿追随。”

或许真正的出路藏在中国古老的治理智慧里。《盐铁论》有云：“治民如植柳，顺其性则易，逆其性则劳。”

当权力学会在阳光下呼吸，信任自会如空气般充盈每个角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箴言，至今仍在敲打每个时代的执政者。

（来源：深度笔记微信公众号。感谢原作者，仅用于知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