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蒋冤杀，他没有卷入“吴石案”，却还是难逃一死

1952年4月22日，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枪声终结了国民党陆军中将李友邦的生命。这位抗日名将以“包庇匪谍”的罪名被处决，但历史档案显示，他从未参与同年6月才被揭露的“吴石共谍案”。李友邦之死，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冤狱的典型缩影，其根源在于蒋介石“妻必祸夫”的主观臆断，而非司法证据。

1906年台北芦洲，一个孩子叫李友邦，家里普通，书桌上摆着课本和小册子，少年去街头碰上反日的事，传单散出去，人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躲着走，火车一路南下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把名字写进册子，操场上喊号子，枪械拆装，课堂有地图有战例，抗战一开，浙江金华那边他把台湾义勇队拉起来，口号挂在横幅上“保卫祖国，收复台湾”，队伍成形，国民政府给了少将军衔，队列更齐了，到了1943年，义勇队扩成总队，人多，编制厚，他升中将总队长，手里的队伍用日语去喊话，去做战地宣传，医护车在村口停着，包扎伤员，台胞在前线后方都能看见这支队伍的标识。

胜利回到台北，房子要修，路要铺，重建的事一堆堆，风向慢慢变了，会议多了，话题不一样了，1947年的事，街上人聚得很密，二二八的场景，他这边不去配合镇压，过几天人被带走，关了一阵，蒋经国出面，手续办完，放出来回家，家里桌上摆着案卷，1950年又起波澜，妻子严秀峰，抗战时候和朱枫有合作，开会，运输，联络都在名单里，这边被定成匪谍，十五年徒刑写进判决，调查往下做，材料说明李友邦不参与，不知情，情治系统里的人也点头，蒋经国这边也一样，到了1951年11月，党内会议，蒋介石一句话“太太是奸匪，丈夫就一定是”，记录员把这句写在纸上，命令下去，人被逮捕。

案子往下走，公开审判没有，庭审记录留不下，关押五个月，行刑签字很快，关键材料摆在抽屉里，朱枫的口供，严秀峰的说明，都写着“未参与”“不知情”，纸还在，采信没有进程序，另外一头吴石案，文件齐，涉谍证据硬，两案并列，差别很清楚，李友邦这边只靠亲属关系去推，有罪的帽子从亲属那条线扣过来，后来有人把这种做法写成“蒋介石定律”，整肃的时候常被拿来用。

台籍精英在国民党体系里怎么站位，这案子能看出一些，蒋经国想把桥搭起来，让台籍和本省外省的沟通有个面，会议桌上李友邦坐在中间，名字常被提，蒋介石那边对台籍干部的信任不够，疑心重，走到关键节点，人就被排除，旁边的线索也很直白，吴石案里有个关键人蔡孝乾，态度一变，档案一换边，后来进了国民党情治系统，军装穿到少将，履历往上走，李友邦当年在前线扛过抗日的旗子，回到家里却走到生命的终点，这对比摆在史料里。

过了很多年，修正慢慢出现，2005年抗日纪念活动现场，国民党把李友邦的肖像摆出来，花圈边上有人停住看，海报上一行字写着抗战主题，另一边更早，1995年大陆这边邀请严秀峰参加纪念，她的名字被列进抗日英雄名录，名单公开挂出来，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石板上没刻他的名，资料馆里翻开卷宗，台湾这边做档案解密，研究一步一步把事情还原，从“匪谍”这个标签到两岸都把他放进抗战的叙述里，个体的经历和史书的版本，来回对照。

这个案子不只讲一个人的遭遇，还让人看清权力边界不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司法程序断档的时候，案卷怎么被处理，媒体和教科书怎么记录，公共记忆有了一个坐标，两岸在同一个主题下可以对话，政治判断压住了案卷事实，气氛紧张的时候程序标准被往后放，忠诚在风向里容易被误判，名字的去留要靠证据回来，平反来得晚一点，也说明历史在意证据这个事，材料一件件摆出来，叙述才会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