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遗体为何能长期保存？协和医事历史细节还原

孙中山标准像。图源：维基百科

导读：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和野史八卦的素材，但对长期保存他的遗体这一中国历史上首例，且颇具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百年来却鲜见叙事，遑论研究。

本文参考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记录者六十年前努力的结果，对孙中山身后医事的历史稍做考证，略补空白，希望能够引起包括医学史家在内的历史学者的兴趣。

陈达维 | 撰文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从北京协和医院出院，移居铁狮子胡同五号行馆后，他的病情即以负责诊治的北京德国医院院长克礼（Paul Krieg）医师报告的名义，逐日对外界公布。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孙中山逝世，克礼的最后一次病情报告中包括了逝者对其后事安排的遗嘱，“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 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之遗体已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从凌晨起即随侍在孙中山病榻之侧的邵元冲在当日的日记中也说，“又以公遗命，将来遗体欲葬于南京之紫金山，并命保存遗体仿列宁之式。此事决由孔庸之与协和医生商办”。

协和的安排

由于孙中山直到弥留之际才向夫人宋庆龄口述了保存遗体的愿望，因此家属无法预先为这项需要立即执行的遗嘱做准备，只能临时决定由孔祥熙征询时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和外科副教授的刘瑞恒医师，希望协和能够提供这项服务。刘瑞恒与包括孔祥熙在内的多位孙中山戚属颇有私交，十几年前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留学时，即与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相识，与他们的姨表兄牛惠生不仅是医学院的前后届同学和同时唯二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同科同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到北京后，刘瑞恒就曾与克礼等多位德美籍医师一起对其会诊，之后也多方参与他的医事，包括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的腹部探查手术。刘瑞恒听到孔祥熙的询问后，建议派人向病理科主任钱雅各寻求帮助，但并不确定钱医师是否有能力或意愿为院外逝者的遗体做长期保存处理。

钱雅各很快就接到了电话，电话中的陌生人用流畅的英文询问病理科是否能够安排为一位刚刚辞世者的遗体做防腐保存处理。钱雅各对这个请求感到奇怪，因为协和过去仅为几位在医院内逝世的外籍病人做过遗体防腐处理，从来没有中国人提过这类要求。当他询问逝者为何人时，电话中的人随即说明该人为孙中山，并解释说孙中山不久前曾是协和医院的病人，苏联政府将提供一具与保存和展示列宁遗体的“水晶棺”相同的棺材，使孙中山的遗体能够供后人永久瞻仰，若协和医院能够立即将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将不胜感激。明白了原委的钱雅各回答说病理科所用的防腐方法不适合长期保存并且供大众瞻仰遗体的要求，而医学院解剖学系用的方法则好得多，他可以帮助联络，并认为系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教授应该会同意提供这项服务。钱雅各随后又解释说，摘除逝者的内脏器官对长期保存遗体非常有利，苏联对列宁的遗体即做此处理，他本人很愿意承担这项操作。

与解剖学系的交涉相当顺利，步达生当即答应了这个突如其来且责任重大的请求，委派系里的许文生讲师负责主持孙中山遗体的防腐处理。与步达生确定了保存遗体的承诺和人员安排后，刘瑞恒和许文生随即乘学校的汽车赶到医院以北约两公里半的铁狮子胡同行馆。下午十二时二十分许，即孙中山逝世约三小时后，汽车载着他的遗体驰向协和医学院，从东单三条胡同学校正门西侧为通向解剖楼（B楼）专用的小门缓缓进入校园，直接开到楼西侧地下室的入口处。遗体随后被推入在同一层楼东南侧的防腐处理专用套房，同行的有孙科和孔祥熙，以及李荣、马超俊等八位追随孙中山多年的侍从副官，所有与防腐处理相关的程序都将在他们的注视下进行。

许文生和钱雅各商定的工作程序是由许首先进行防腐处理，第二天上午钱雅各到解剖楼，从初步处理后的遗体取出内脏器官，之后继续由许文生对摘除了内脏的遗体进行清理、防腐、缝合等入殓和公开瞻仰前需要完成的医事步骤。

防腐与解剖

图一：许文生

许文生（图一）本名Paul Huston Stevenson，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蒙茅斯（Monmouth），父亲是一位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的牧师，全家在许文生少年时移居圣路易市。一九〇八年许文生入读由基督会创办的海勒姆学院（Hiram College），一九一二年大学毕业后，入位于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该校是一九一〇年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发表后，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出资改进的唯一一所美国医学院。学校在许文生入学前后聘用了一批符合韦尔奇（William H. Welch）等科学医学倡导者标准的研究型教授，包括多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早期毕业生，如欧友仁（Eugene L. Opie）、厄兰格（Joseph Erlanger）、罗宾逊（G. Canby Robinson）等。日后厄兰格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欧友仁和罗宾逊都曾在一九三〇年代中后期到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的客座教授。许文生在医学院时最感兴趣的科目是解剖学，曾因该科成绩优异得奖；而课余的主要活动则是布道。一九一六年，许文生从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同城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医院做外科实习医生。

一九一七年九月，许文生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基督会共同资助，携妻子和未满两岁的龙凤双胞胎来到中国。他在南京学习一年中文之后，作为传教士医师，先后在南通的查普曼医院（C. C. Chapman Hospital）和基督会在合肥开办的庐州医院（Luchowfu Christian Hospital）行医。一九二〇年秋，许文生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解剖学系助教，开始从事更符合自己兴趣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夏，他回美国，在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医学院进修，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一九二三年夏，晋升讲师的许文生回协和解剖学系继续任教，主讲医学院一年级的大体解剖课，并协助步达生讲授二年级的神经解剖学。

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政府决定长期保存他的遗体，并希望保持逝者生前的容貌和外型不变，供公众近距离瞻仰，开历史上以此为目的保存遗体之先例。一九二四年六月，经过防腐处理的列宁遗体开始对公众展示，但许文生等人并不了解苏联所用技术的细节，只是通过传言得知保存方法包括了摘除内脏器官，在体表涂上一薄层透明的蜡防止尸体脱水等措施。从日后逐渐公开的资料看，保存列宁遗体的起始情况与孙中山的有所不同，主持工作的苏联病理学家也只能尝试不同的方法，并无成熟的技术可循，更无意公开。美国在一九二〇年代进行遗体防腐保存的目的通常是维持尸体在下葬前短期不腐，方法是通过动脉或体腔注入防腐液，协和医学院为少数外籍逝者遗体所做的防腐即是如此，并没有人研究如列宁和孙中山遗体要求长期保存的方法。

图二：尸体防腐处理专用套间

协和医学院的解剖楼坐西朝东，地下室的东南侧有一套为尸体实施防腐处理和保存的四个专用房间，从南向北依次为防腐处理室，接待室，尸体保存室和低温冷藏间（图二），套间自备通风，所有房间均一白到顶，地面和墙壁为纯白色瓷砖，显得非常洁净。许文生在孙中山逝世当天至次日清晨对遗体采用的防腐保存措施包括对体表清洁消毒，排尽血液后，从动脉缓慢注入福尔马林，尽量使其由循环系统扩散到全身。许文生知道，完整的循环系统对有效防腐非常重要，而摘除内脏器官会将其破坏。

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时，钱雅各按照约定，携带手术器械来到解剖楼的防腐处理室，随行的病理科技术员朱华安则带了一个大金属箱，用于将取出的内脏器官装运回病理科的尸检室。在此之前，许文生已经告诉了钱雅各孙中山家人对尸体解剖提出的两个条件，即只能从腹部探查手术的创口取出内脏，不能对遗体表面做更多的损伤；同时，尽管解剖遗体的场面可能会让家属感到不适，但仍必须有孙科等人在场才能进行。钱雅各虽然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初才到中国，但由于经常参与尸检工作，对中国人注重死者遗体完整的传统已颇为熟悉，理解家属对解剖遗体，摘除内脏器官的顾虑，因此尽管对这些从未遇到过限制感到为难，仍决定直面挑战。他的计划是尽可能将内脏器官在体腔内分离，然后一次性移出体外，并将所有的脏器带回自己科内的尸检室从容研究，避免出现当着孙科的面将他父亲的内脏器官逐一取出，现场进行检查的场面。许文生向钱雅各介绍了已经等候在防腐处理室内，身着全副军装的孙科和西装笔挺的戴恩赛（孙中山次女孙琬之夫），之后留下他和朱华安开始工作。

图三：钱雅各

钱雅各（图三）本名James Robert Cash，一八九三年五月二日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Chattanooga），父亲是百货批发商和市议会的议员。一九一一年，钱雅各从为本地富有家庭子弟开设的贝勒预科学校（Baylor School）毕业，入弗吉尼亚大学，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入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一九一九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钱雅各从医学院毕业后，在母校的病理学系任助教，一九二一年晋升讲师。他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同时，还担任巴尔的摩市立医院的临床病理学家，并在一九二二学年赴欧洲进修，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短期研习病理学。一九二四年初夏，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病理科主任的职位即将出缺（病理学系当时由病理、细菌和寄生虫三个科组成），钱雅各被推荐接任该职。与同船到中国任协和医院内科讲师的狄威德（Francis R. Dieuaide，比钱雅各低一届的医学院同学）等一样，钱雅各属于符合韦尔奇和弗莱克斯纳等人理想标准的协和教员， 即在美国或欧洲一流的医学院接受教育和研究训练，认同科学医学理念的青年才俊。他们到协和工作的动机除在中国推动现代医学发展之外，主要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与地位，并非兼有宗教目的。钱雅各的祖父辈包括美国内战中的南军军人和南方教士，但他本人却没有宗教信仰，是协和医学院早期美籍教员中的例外。

钱雅各面临的挑战与许文生的不同，遗体防腐处理的目的是尽可能保存逝者的原貌，效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尸检解剖则会当场破坏遗体，与保存的愿望和保全尸体的中国传统相悖。孙中山的家人虽然同意摘除内脏器官以便更好地长期保存遗体，但也为钱雅各的操作设置了前述的限制。此外，钱雅各更为关心的是对取出的内脏器官做进一步的病理解剖研究，包括在显微镜下观察组织切片，目的是能够准确地揭示病变及致死原因，而这些与遗体防腐保存无关的操作却影响遗体及摘除后的器官的完整，因此他需在现场向孙科等人解释并得到他们的同意。

孙科和戴恩赛站在解剖台前，距孙中山的遗体不过一米远；八位戎装齐整的侍从副官全副武装，在稍远处列成一排，注视着钱雅各的一举一动，让这位身高一百九十公分的美国人颇为紧张。幸好孙科的态度很友好，他向钱雅各仔细回顾了孙中山到北京后的医治过程，并表示很想知道导致他父亲长期患病和死亡的准确原因。这些交流使钱雅各安心不少，决定按自己的计划完成尸检解剖。他首先向孙科解释了操作程序，说明会将体腔内的脏器一起取出，因此虽然只切开原有的手术创口，但创口会在脏器通过时被大大地拉扯开。之后，他一边仔细检查遗体的外表，一边向孙科和戴恩赛指出自己的观察，同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双方的心情逐渐放松。

孙中山腹部的手术切口长约12公分，钱雅各切开已经愈合的创口后，首先将肠和腹水导出体外，然后将右手逐渐探入腹腔，用一把非常短小的手术刀将各个器官逐渐分离，随后划开膈肌，切断血管，分离胸腔内的各个器官。这种手术刀是他请学校的金工车间特制的，一端焊有一个可以套在食指上的钢环，使他能够单手在体腔内灵活地进行这些操作。四十分钟后，钱雅各在朱华安的帮助下，成功地将所有游离的内脏器官，包括体积大增的肝脏，一起经腹部的切口，移出了体外，装入预先准备好的箱子，由技术员运回病理楼。

与孙科和戴恩赛交换了几句礼节性的闲话后，钱雅各就匆匆告辞，赶回病理楼地下室的尸检室开始工作。他知道腹部探查手术表明孙中山的病是广泛转移的晚期肝癌，但并不知道其原发部位，也不清楚癌细胞扩散的程度。经过对各个脏器的细致解剖和检查，他发现胆囊为原发器官，胆囊壁和内部满是癌细胞，且已经扩散到肝，腹膜，回肠、结肠、横膈膜和肺等内脏器官的许多部位，一个很大的胆结石，已经将胆囊管完全堵塞。钱雅各从各个器官的病变部位上切下了病理检查所需的标本后，请朱华安将余下的器官组织送回防腐处理室，交还给仍在继续对孙中山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的许文生。

许文生在钱雅各完成了遗体解剖后，首先清洗了体腔，然后耐心地将被钱雅各切断的大血管的游离端逐一结扎，再用注射器将福尔马林注入全身各处的组织内，补充因破坏循环系统导致的防腐剂流失，同时恢复机体组织中的含水量，以减缓北京干燥气候将会导致的尸体脱水，这是保证逝者生前遗容不发生明显改变的关键，对妥善保存已经非常消瘦的孙中山的遗体尤为重要。

收到朱华安送还的内脏器官后，许文生向孙科建议，由解剖学系妥善保存这些脏器，届时与孙中山的遗体一起在南京安葬。这恐怕是当时安置这些离体脏器唯一合理的办法，但许文生和钱雅各并未在事先考虑好是否需要保存，或应该如何保存摘除的器官，因此临时才与家属沟通。孙科当即对许文生的建议表示同意。

次日，许文生完成了孙中山遗体的防腐处理，钱雅各也将尸检结果写成了报告。

解剖楼、社稷坛、碧云寺

三月十五日上午，在防腐处理室隔壁的接待室内，刘瑞恒代表医院和学校向宋庆龄和一直守护孙中山遗体的孙科等家属及侍卫副官介绍了处理遗体的过程，并报告了对内脏器官病理检查的结果，随后，几位侍卫副官将身着民国大礼服的孙中山遗体装敛入协和医学院提供的一具美式柚木棺。棺盖上镶有一面玻璃，可供瞻仰遗容。几天后，《申报》刊载的<孙中山丧礼详记> 报导了刘瑞恒报告的内容和当时的场景。这则即时报导成为日后对孙中山遗体保存过程和尸检结果的标准历史叙述，从当年稍晚由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哀思录》，到之后数十年对孙中山逝世后医事和丧事的叙述，无不以此为据，并往往逐字转录。为方便读者与本文的叙事比较，在此全文抄录，“孙中山遗体十二日正午迁入协和医院，即由协和医院医生美人某与助手二人，施行手术。由心部微下方外皮开割，徐徐将心脏肠胃取出，由刘瑞恒检查病源，发见胆囊内有小核六枚，在医学上名为胆沙，肝部亦有瘤，此为致命伤，当用药水洗涤，分别另储玻璃瓶内。刘瑞恒已将病因及症状，作成具体报告书，日内即可公布。复将先生腹内，加以洗涤，排除毛细血管内空气，注入福米林[Formalin 40%] 药液，再用药线缝好创口，仪容如生”。

孙中山希望保存遗体的遗嘱在其逝世的当天即被广泛报导，但上述对其遗体保存和尸检的报导刊出后，才有人发现其过程明显违背中国保留逝者全尸的传统，当时的习俗是对升斗小民的遗体尚不能如此破坏，更何况是“加诸一国之元良”！事实上，协和医院内部对是否对外公布曾对孙中山遗体进行解剖的意见并不一致，外科主任邰乐尔（Adrian S. Taylor）就对外人直接否认尸体解剖。不出所料，《申报》的报导一出，抗议声也随之而起，连风气最开的上海都有人称此为“凌迟孙中山”，追随孙中山二十年的上海洪帮大佬徐朗西指责此为“开膛破腹，挖取心肝，蹂躏尸身，莫此为甚”。总之，在执行孙中山这项遗嘱时，因时间匆忙，缺乏经验，其家人与协和医学院之间，以及协和内部人员之间的相互协调有限，操作多为临时应对，由个人甚至运气决定。

三月十九日，孙中山的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享殿（今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和悼念，遗体供各界人士瞻仰。但不久之后，遗体的脸上出现了一个黑斑，并慢慢变大。邰乐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钱雅各，并决定亲自去检看。邰乐尔是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做腹部探查手术的主刀医师，也是他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一直对他生前和身后的医事很关心。钱雅各和邰乐尔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友，两人工作合作密切，私交也不错。钱雅各不希望外界知道他是对孙中山遗体“开膛破腹”的“操刀手”，担心招来麻烦，因此在完成尸体解剖后就回避与相关人士的接触，只从邰乐尔处获得消息。他判断遗体脸上的黑斑是寄生在皮肤上的某种微生物产生的色素，于是请邰乐尔带几个消过毒的试管，去中央公园时从黑斑处取回一点样品交给病理学系，若细菌科的实验室能够通过人工培养发现微生物的生长特点，或许可以找到对其抑制的有效方法。他还让邰乐尔带上一些纱布和一小瓶福尔马林，取样后擦掉黑斑，以防止再现。邰乐尔把取回的样品交给了细菌科的讲师林宗杨，通过实验，林宗杨发现这种微生物能够在几乎所有的培养液中生长，但没有空气则无法存活。鉴于孙中山的皮肤上已经开始出现更多的黑斑，许文生等决定采用解剖学系常规使用的尸体保存方法，将孙中山的遗体完全浸没在石蜡油中，隔断已有微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同时防止新的污染。

一九二四年九月，步达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教育部主任，曾任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的皮尔斯（Richard M. Pearce）主编的刊物《医学教育的方法与问题》上发表的一篇介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文章中，概述了系里使用石蜡油保存尸体的方法和经验，可以帮助了解许文生采用同一措施保存孙中山遗体的背景，“我们的经验表明，最令人满意的长期保存尸体的方法是将尸体沉浸在石蜡油中。为此我们在尸体保存室里修建了两个长约220公分，宽60公分，深120公分的混凝土槽，里面衬以铅皮防漏，槽内灌入不挥发，几乎无味无色，且在一般温度下都不易燃的优质石蜡油。尸体经过称重、拍照、测量和防腐后，浸没在石蜡油中，可以无限期地保存，几乎不会改变，也不需要进一步处理”。不过，步达生写这篇文章时，学校的解剖楼建成使用仅四年，系里也没有必要将任何一具尸体保存数年，因此“无限期保存”的效果只是基于相对长时间的经验和观察，与永久保存孙中山遗体的目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个已知的措施相对简便且成熟，因此没有人反对用同样的方法保存孙中山的遗体。为了能够将柚木棺中的孙中山遗体浸没在石蜡油中，许文生请学校的金工车间为棺材做了一个铅皮内衬，完全注满石蜡油后，从棺盖上的玻璃窗看遗体时，不会意识到棺内的无色透明液体。这个现成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微生物污染和机体脱水这两个对长期保存遗体最大的威胁，也非常适用于即将运到的“水晶棺”。

三月三十日，苏联政府赠送的“水晶棺”经西伯利亚铁路由满洲里转车运到了北京，但这具众人翘首期盼的特殊棺材质量太差，让所有人大失所望，一致认为完全不适于装殓和保存孙中山的遗体，决定弃之不用，因此在中央公园的祭奠活动期间，孙中山的遗体一直放在柚木棺中。四月二日，孙中山的灵榇移到位于北京西山（今香山）的碧云寺，暂厝寺庙最高处金刚宝座塔的基座内。三天后的清明节，许文生随孙中山的家人到碧云寺，指导将遗体重新装殓到孔祥熙新买的一具中式上等楠木棺中。棺内依照前例衬以铅皮，注满石蜡油，上盖玻璃罩板供瞻仰和观察遗体保存情况之需，不需观看时，则在玻璃罩上加楠木棺盖。从此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再次易棺和最终大殓时，孙中山的遗体一直以这个方法保存。这些工作结束后，宋庆龄像对待其他协助办理丧事的中外友人一样，将她与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最后一周在日本神户时所摄的一帧合影（俩人的最后一次合影）亲笔题赠许文生夫妇（图四），作为感谢和纪念。

图四：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最后一帧合影

许文生每年都会去碧云寺检查孙中山遗体的保存状况，被皮肤科主任傅瑞士（Chester Frazier）等美国同事戏称为“孙的阿嬷”。他也与作为家属联系人的戴恩赛以及几位护灵队员成为熟人。一九二七年夏，许文生到英国伦敦大学，随优生学教授皮尔森（Karl Pearson）进修一年，学习体质人类学和人体测量学（这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此期间，同系的福顿（A. B. Droogleever Fortuyn）副教授代替他到碧云寺做例行检查。护灵队员打开楠木棺的棺盖后，福顿看到孙中山的遗体完好，面容安详，感到满意且颇为感动。

孙中山灵柩暂厝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四年又两个月，期间除去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他在皇姑屯事件中殒命的一年外，不断有人数可观的民众、外国人士和国民党政要前来谒灵，瞻仰遗体。有明确记载，规模较大，或较为出名的包括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二日，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碧云寺以“中国国民党一届中四全会”名义召开“西山会议” 时集体谒灵；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各界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忌辰之际赴碧云寺悼念；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阎锡山偕北京国民党党、政、军代表前往西山碧云寺公祭孙中山灵寝。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うめやしょうきち）由冯玉祥、张继（司法院副院长兼职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商震（河北省主席兼平津警备司令）等人陪同，到碧云寺谒灵，瞻仰遗容并致悼词。

最隆重的活动当属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上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的有数百人参加的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介石记录当时的情景“及观遗容，哀痛更不自胜，全堂几亦下泪”。事实上，蒋介石七月三日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已赴碧云寺谒孙中山灵，不过“不忍见其遗体，故未启柩。俟正式祭告再见也”。但他在七月五日，即正式祭告仪式之前一天，修改祭文时，已经“到总理灵前启柩，省事遗容，安眠如常，而颜色苍黄，见之悲酸”。

奉安大典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已经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决定翌年孙中山逝世四周年的忌辰之际，在紫金山新建的陵墓举行奉安大典。十二月中旬，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邀请许文生参与从碧云寺到紫金山移灵的全部过程，在步达生和代理系主任福顿对此表示支持后，实际执掌北平协和医学院院务的副校长顾临（Roger S. Greene）批准了许文生和作为他助手的外科手术室护士长郭荣勋参加这一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林森、郑洪年和吴铁城三位迎榇专员到碧云寺谒灵后，至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敬瞻总理遗体，容颜不改，衣履如新”。一九二九年二月，因准备工作无法按时完成，奉安典礼延迟至六月一日，典礼前的易棺、移灵和公祭等活动也相应延迟至五月的最后十天。

一九二九年五月，许文生得到通知，请他在二十日下午到碧云寺为将孙中山的遗体移入新棺做准备工作，易棺大殓的时间定在二十二日上午。得到了准确的时间安排后，许文生随即按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与孙科的约定，将在解剖学系保存了四年多的孙中山内脏器官火化，并将全部骨灰收敛在一个专门购置的康熙年间制的瓷罐内，准备在易棺之际，放在孙中山大殓所用的紫铜棺中，与遗体一同入葬。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宋庆龄，携孙科陈淑英夫妇，孙婉戴恩赛夫妇一同到碧云寺祭奠孙中山。二十日下午，孙科请许文生和助手一起到碧云寺，为易棺重殓做准备。放净楠木棺中的石蜡油后，许文生对孙中山的遗体做了最后一次防腐注射处理。之后，助手将遗体揩净，用白绷布包裹，暂时放入当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入殓时所用的美式柚木棺内，以便能够用较少的人力即可将遗体移至停放紫铜棺的碧云寺中殿（普明妙觉殿，今孙中山纪念堂）。二十一日晚，孙科留许文生在寺中住宿，以便翌日清晨能够准时参加易棺工作。

二十二日早晨八时许，许文生在宋庆龄和孙科等家属的注视下，指导郭荣勋和一位看护生将孙中山的遗体加裹白绸并理发，之后由孙科、迎榇专员和护灵队员等人为遗体换上全套中式大殓服装，将穿戴完毕的遗体放入铺垫整齐的紫铜棺内，最后把装有内脏器官骨灰的瓷罐摆放在孙中山的脚边。在此过程中，人们看到完好保存四年有余的孙中山遗体，无不感动，纷纷说总理看上去比过去几年健康、年轻，总体状态也更好。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Dmitry Ilyich Ulyanov）医师第一次看到哥哥经过防腐处理后的遗体时也曾说，“我太激动，无法言表。他看起来和去世时一模一样，甚至可能更好”，但是那时仅为列宁逝世后四个多月。

紫铜棺仅用玻璃板暂封，以便祭奠者能够在移灵过程中和奉安大典前的公祭时瞻仰遗容，为紫铜棺配置的同质棺盖则将在入葬前举行封棺典礼时取代玻璃板。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孙中山家属、迎榇专员和包括许文生在内的随灵车赴京人员乘坐装载孙中山灵榇的专列，从北平东车站出发，在移灵专列停靠的每个城市，都有成千的民众前来祭奠孙中山并瞻仰遗容。二十八日下午，灵榇运抵南京市中心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改成的祭堂，奉置在正中的灵台上，从二十九日起，连续公祭三天，每天人潮不息。参加公祭者包括全国各地，各界和党政机关、学校、民众团体等机构的代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代表为校长刘瑞恒（名义上的校长，实为国民政府卫生部常务次长）和公共卫生系主任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邰乐尔已经在两年前从学校辞职，回到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家乡开业；已经升任病理学系主任教授的钱雅各正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进修。

公祭的仪程除肃立默哀，宣读祭文，三鞠躬等礼仪外，还包括主祭者率与祭人员绕灵榇一周，瞻仰遗容。五月二十九日参加公祭的交通部科员林泽在四十二年后回忆当时所见，“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孙先生安息在里面，双目紧闭，短髭依然，右额旁有一小块白斑，面部微现皱纹，容貌与一般印行的遗像无异，但要老颜得多，可能遗体经过医学处理，看去要比活人干瘪缩小些。整个来说，死者的形貌显示出静穆端庄，从容慈祥，足以引起瞻仰者的肃然起敬”。孙中山的遗体入殓新棺后即不再用石蜡油保护，易棺大殓后不久，许文生开始对遗体的状况感到担忧。离开石蜡油的保护后，孙中山遗体开始脱水，尤其是额头和颧骨等软组织较薄的部位，皮肤逐渐开始发黑，许文生只能为遗体施用简单的化妆掩饰。幸好遗体从离开楠木棺到封棺典礼仅十二天，微小的变化不足以影响预定的瞻仰和祭奠程序。

连续三天的公祭结束后，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时举行封棺典礼，由蒋介石带领孙中山的家人、亲故、国民党中央委员、迎榇专员等行三鞠躬礼后，趋近棺前，最后一次瞻仰孙中山的遗容，作为永别。之后留下十几位家属和许文生，进行封棺。男性家属先移去棺上的玻璃板，将紫铜棺盖对准棺体上填入粘合胶的榫槽，许文生则在盖棺前的最后一刻，在棺内引发一场化学反应，使得释放的甲醛气体能够充满密闭后的棺材，完成了他为保存孙中山遗体的最后一项任务。六月一日清晨，许文生随送殡行列来到他十二年前在南京学习中文时推窗可见，也曾多次登临的紫金山，见证了孙中山的安葬典礼。

一九三六年双十节，国民政府授予许文生五等采玉勋章，表彰他多年为保存和维护孙中山遗体所作的贡献。克礼医师也在同时获得这项嘉奖。钱雅各已于一九三一年五月返美，担任母校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

历史意义与研究

孙中山逝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和野史八卦的素材，但对长期保存他的遗体这一中国历史上首例，且颇具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百年来却基本止于前述《申报》的报导，鲜见详述，遑论研究。对遗体保存贡献最大的许文生仅在一九三〇年代初编成的《总理奉安实录》提及遗体最后大殓过程和随灵车赴京人员的冗长名单中，以协和医院医生“史蒂芬” 出现，他的名字不仅被误拼成Stephen，其医学院基础医学课教员的身份也被误作协和医院的医师，至于他的生平，所用的遗体保存和维护方法，以及长期保存的效果等，则完全阙如，以致有著名畅销传记作家在近年仍旧声称，“莫斯科为他定制了列宁式的水晶棺，最终没能用上，很可能尸体已经腐烂，无缘像列宁一样被公众瞻仰”。

造成这个历史叙事空白的原因或许有三：首先是缺乏可靠的原始资料；其次是没有对已有的少量资料作仔细研读，如协和医院病理科王德修医师在一九八七年发表的《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一文就曾明确地说明了孙中山遗体处理工作的主持者，“三月十二日移尸协和医院，由协和解剖学系高年讲师史蒂文森负责进行尸体防腐，次日由病理系主任卡什进行尸体检查”，并对卡什（钱雅各）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做了很简要但颇为准确的介绍，一些大众媒体也因此注意到了这两位美国人，但直至去年，仍有资深历史学家在新著中称“家属请协和对病人遗体进行防腐处置，得到了协和校方的同意，由留学哈佛医学院的刘瑞恒亲自操作”。第三是从概念上忽略了保存遗体的医学科学技术和社会与政治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一个被忽略的历史事件。

一九六一年，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Inc. New York）请福梅龄（Mary E. Ferguson）整理从一九一〇年代中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到一九五一年初学校被收归国有的三十多年间（即通常所谓的老协和时期）积累的档案，并与退休不久的原基金会主任娄克斯（Harold H. Loucks）医师合作，记述这项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在美国以外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医学教育项目的历史。福梅龄是清末至民国期间在华五十余年，以办学办报和收藏研究中国文物著名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K. Ferguson）的女儿，曾长期任职协和医学院及校董事会。娄克斯一九二一年从美国西储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到协和医院工作，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任外科主任教授，与福梅龄等是最后离开老协和的几位外籍教职员。这两位老协和人花费了退休后十年的精力，系统细致地阅读了大量档案资料，并佐以采访多位当时仍健在的原协和医学院的重要教职员，补充和验证文字档案，由福梅龄执笔撰写了第一部关于老协和及中华医学基金会早期历史的专著。

去年秋天，中华医学基金会为纪念其成立一百一十周年，再版了一九七〇年出版的福梅龄原著，并同时推出了新的中译本《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丰硕合作记事》。笔者为写旧著新译的书评，再次查阅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相关资料时，注意到许文生和钱雅各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回应福梅龄和娄克斯的请求，对他们主持孙中山遗体保存和尸检处理过程的回忆以及相关的通信，因此决定参考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记录者六十年前努力的结果，综合其它相关资料，对孙中山身后医事的历史稍做考证，略补空白，希望能够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

与孙中山医事密切相关的刘瑞恒和邰乐尔两位医师已分别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和一九六二年七月去世，无缘参与福梅龄等人的项目，尤其令人嘘唏的是刘瑞恒医师在一九六〇年底开始的自传仅及他大学毕业，未能涉及孙中山生前身后的医事。主持孙中山遗体处理是许文生和钱雅各职业生涯中非常独特的经历，因此四十年后对不少细节记忆犹新，但这并不足以保证他们的回忆一定准确，两人都没有日记之类的即时记录可供参考，也无法交叉验证他们对各自独立工作的叙述，因此他们提供的资料基本上仅凭个人记忆。不过，从通信可见，年逾古稀的许文生和钱雅各已经能够以比较客观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人生中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远离早已成为历史的老协和也使他们不必避讳当年出于私心的动机，更没有隐瞒或歪曲旧事的必要。他们意识到时间对记忆的挑战，对两人回忆叙事不一致处持开放态度，并尽量以常识和逻辑解释其中的原因。巧合的是，许文生当时正在为步达生传记的作者胡德（Dora Hood）女士提供资料，处于回忆往事的状态。娄克斯在孙中山手术住院时正担任外科的住院总医师，他虽然没有像上级医师邰乐尔和刘瑞恒那样直接参与孙中山生前和身后的医事，但对这个发生在身边重大事件不仅感兴趣，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见闻，因此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并非仅仅被动接受当事者的回忆，而是间或请他们澄清细节，并作当面访谈，希望尽量保证叙事的准确。仅从国民政府能够无所顾忌地安排党政要员，各界代表，驻华使节，以及鼓励数以万计的各地民众在移灵途中和奉安大典前瞻仰孙中山遗容这一事实推断，许文生对孙中山遗体保存良好的纪述应属可信。

苏联政府为保存列宁的遗体长期投入了可观的人力物力资源，包括建立为此服务的专门机构，即颇具规模的“列宁实验室”（正式名称是生物化学技术科学研究与教学方法中心）。世界上其他曾经或仍旧长期保存并供公众瞻仰的遗体在处理过程中大都得到过该机构的技术帮助，并以先进的设备条件和不菲的耗资维持。与此相比，一百年前协和医院在同意保存孙中山遗体时，并没有预先准备和成熟的方法，也未分配特殊的资源，许文生等少数人以有限的时间和材料，在仅能遮蔽风雨，但无法控制温度和湿度等物理条件的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基座内的半开敞空间，成功地将孙中山的遗体保存了四年有余，而且显然仍可继续。这一医学技术成就应该值得有相关科学背景和对遗体保存医学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士做出专业的研究和评论。

综合当事人比较可靠的回忆与其它资料，厘清孙中山遗体保存历史的一个更有意义的目的是为探讨他的遗体作为政治象征的转变提供事实依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家属对协和医学院提出的遗体保存要求，同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墓室和墓圹，都符合当时对孙中山

“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这一遗愿的理解，即永久保存遗体并供世人瞻仰。因此在奉安大典前停止行之有效的防腐措施，在中山陵墓室的墓圹中央奉置可供瞻仰遗体的棺椁处代以一具大理石卧像，而将灵柩安葬在其下方五米，用钢筋混凝土封固的墓穴中，使谒陵者再也无法瞻仰遗体，则明显与遗嘱和初衷不符。一个流传颇广但依据不明的方便解释是孙中山的遗体早已腐败，故无法再供公众瞻仰，只能葬入墓穴。本文所述表明，孙中山的遗体直到奉安大典之前十天易棺时仍保存良好，但其命运的改变显然早已决定。对此转变的具体过程，缘由的解释，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政治考量与象征意义的探讨，仍待有兴趣的史家做基于史实的研究和清晰的阐述。

作者后记：

谨以此文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文章原载《传记文学》第一二六卷第五期（2025年5月），页17-30。《赛先生》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

陈达维，科学史爱好者。北京大学学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和博士。先后在拜尔、默沙东、赛诺非、罗氏和诺华五家跨国药企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工作二十余年，2017 年从诺华制药肿瘤药物开发精准医学高级总监职位退休。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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